生态美学语境下的环境设计作为一种生态艺术，是设计学与生态学联合的产物。正如上文所述，环境设计艺术的生态转向既由社会现实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所促成，也由艺术家作为社会成员介入社会问题的群体意愿所主导。但是，我们认为，在此重要的不是环境艺术为何要具备生态意识，因为在后工业社会，生态文明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生态就是社会的一种基本语境，这是公众面临的共同问题，环境艺术理应顺应时代的文化变革，融入社会的话语。而在此至关重要并且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艺术在社会的生态变革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为什么艺术领域会率先进行这种生态的变革？这一问题在《生态美学》中虽然不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却有着较为明确的论述，值得我们注意。

德国艺术史论家约亨·博贝格（Jochen Boberg）认为，我们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固守一种错误的观念和方法，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而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领域，正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有效形式，它可以打造语言、塑造形象，帮助我们产生一种对未来的愿景。在《世界观的重生》（About the Rebirth of a World View）一文中，他说：“我们必须在人们的头脑中找到一个地方来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来重新理解是什么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免受旧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未来作出能够得到大多数公民支持的正确决定。艺术作为一种天生的创造性领域对于这一艰难的过程至关重要，它可以发展社会共存的崭新形式。”^[28]博贝格对于艺术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将艺术视为一种发展新型社会形式的重要促进因素，甚至认为应由艺术来主导这种转向。因此，他指出，“应该在艺术家的领导下，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密切合作，提出一种‘思想和行动的生态学’，这样许多人就能够理解这种必要性，从而也使政治实施成为可能”^[29]。施特雷洛在《与持续进程的对话》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艺术的独特思维方式能够带来新的转机。在谈到艺术家在帮助解决与社会相关的难题方面越来越受到社会人士和机构重视的原因时，施特雷洛说道：“在关于一个有能力应对未来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讨论中，艺术家们将能够从自己独立的观点出发，将新的思维方式甚至答案带入其中。”^[30]

艾兹恩则从另外两个方面论述了艺术在生态转型中的独特作用。其一是艺术具有审美的属性。她指出，“近年来，艺术在处理社会和生态问题以及吸引公众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感知和交流具有审美基础（aesthetic bases），可以创造一种迷人的潜力”^[31]。也就是说，艺术的欣赏在于感知和交流。而对于艾兹恩来说，感知和交流互相依赖的过程就是审美的，所以艺术具有审美的魅力。其二是艺术能够表现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艾兹恩认为，“人们主要对揭示人类意向的环境方面作出反应，环境艺术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环境中的存在，意识到我们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的其他部分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环境艺术的存在，或通过艺术和审美方法对环境的塑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变成移情的和教育的。当艺术的意向性指向生态问题或环境价值时，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因此，比起只是在实践上解决问题而没有象征的、隐喻的和在审美上所构想的形式的任何实施来说，艺术的意向性更具教育性和吸引力”^[32]。对于艺术意向性的强调实际上还是落脚于艺术所具有的审美潜力，但在这种审美体验中，人能够领会这种艺术所传达出的人与环境之间的本真关系而体悟到哲理性来，因而其具有更加深刻的启发性和教育性。

对于利普顿和沃茨而言，艺术能够通过丰富的表达语汇来寻求创造性的转化路径。他们在《生态艺术：生态的艺术》一文中指出，“他们（生态艺术家）使用隐喻、诗歌、符号、图像和叙事来转化思想，看到其他人可能忽略的广泛模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提供了不受传统线性问题解决方法约束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这些艺术家正在回应科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新理解，这些新理解有助于这种新兴范式的形成”^[33]。利普顿和沃茨认为，要想改变人们的观念，必须影响人们的心灵，而艺术的这些丰富语汇就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能够通过一种情感方面的引导而产生转变观念的良好效果。所以，他们援引生态艺术家杰基·布鲁克纳（Jackie Brookner）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艺术作为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生态恢复。正如我们需要进行修复工作，我们需要让修复过程变得可见且易懂，我们也需要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打开公众的心扉一样。……影响价值，创造愿望，使人们关心某些事情，你必须影响人们的心灵和身体、我们无意识的梦想生活和想象力，这就是艺术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34]。(www.daowen.com)

德国文化史学家希尔德加德·库尔特（Hildegard Kurt）则认为艺术也是一种知识形式，它不仅涉及表面的形式，而且涉及价值和观念。如果我们将艺术定义或者看待为一种知识形式，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认知和改变世界的媒介。它的鲜明个性就在于，它能够以自身审美的感性方式参与人的认知，这是一种不同于科学的认知方式。他在《可持续性的美学》（Aesthetics of Sustainability）一文中指出，“一旦艺术被认为是一种认知媒介，将审美的创造性知识融入可持续话语，就会对这种话语产生追溯效应（retrospective effect），将会改变它。艺术作为一种模式，意味着可持续性被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感受、思考和构思，并以不同的方式被传达。从表面上看，这种话语创新必将通向改善的中介”^[35]。

由此可见，艺术在社会的生态转型中被寄予厚望，因此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不管是艺术的感性教育方式，还是艺术传达观念的丰富语汇，抑或是艺术作为一种知识的形式，艺术都比科学说教或者工程实施具有更为显著的效果。所以，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科学有能力应对和治理生态破坏的情况下，艺术也应该进入生态修复的视野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