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景观审美体验的本性与生态》时，戈比斯特的主要目的还是将审美体验纳入景观研究，生态问题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如前所述，直到1990年秋天的那场会议，戈比斯特才开始反思景观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一冲突主要表现为审美价值与生物多样性价值^[31]之间的潜在冲突：产生审美愉悦的事物可能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康，而具有生物多样性价值的事物在审美上不一定令人愉悦。可以说，这是戈比斯特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他提出生态美学也是为了解决这一冲突。

为此戈比斯特首先探讨了审美偏好的影响因素。影响审美偏好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地域、娱乐活动、生物进化论等。但戈比斯特认为，当我们欣赏自然景观时，主流文化和历史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当美国人征服了荒野之后，他们不再畏惧自然，而是借助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风景画和审美理论来欣赏自然。到了十九世纪，美国本土掀起了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运动，哈德逊河画派代表弗雷德里克·丘奇（Frederick Church）、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所画的风景画，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以及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的公园和住宅等，使得美国人越来越关注本土的自然景观。戈比斯特认为，现如今人们对某种特定景观的偏好，主要受到了这种以如画美为标准的风景美学的影响。以风景美学的标准创作的艺术，强调自然景观在视觉上的风景特性和如画性，“通过这些媒介描绘的、为那些为了娱乐而去观看、参观的人所偏好的景观，很难说是一种自然环境，因为它是对自然环境的自然主义阐释”^[32]。人们在以这种标准欣赏自然景观时，会将景观的审美价值等同为风景价值（scenic value），而风景价值只关注自然景观在视觉方面的特性，要求人们将自然景观看作静止的、无生气的、引人注目的、有边界的风景画。

在戈比斯特看来，这种欣赏模式影响了美国的森林景观设计和管理方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为保护并增强森林景观的审美特性，减少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景观变化的负面影响，美国农业部林务局推行了视觉管理系统。虽然这一系列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果，保护了那些既有审美价值又有生态价值的风景，但是戈比斯特认为，视觉管理系统以充满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偏好指导森林景观管理实践，它忽视了客观存在的生态系统本身的价值，其后果是自然被塑造成静止的、如画般的美景，这种做法既限制了公众欣赏的范围和深度，也与生态价值产生了矛盾。于是戈比斯特以视觉资源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为例，阐释了经由风景审美偏好塑造的森林景观，在审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www.daowen.com)

一是倒伏的枯木。由于那些处于原生林阶段的树木倒伏的样子不符合人们的审美偏好，因此在景观管理实践中，森林管理者通常采取修剪树枝、切断树干、焚烧林木、清除林地里砍下的枝杈等措施，减少倒伏的枯木给人造成的不愉悦感。然而如果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考虑，倒伏的枯木有利于维持土壤肥力，保护昆虫、微型动物、微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促进树木和地被植物再生。二是树木的尺寸和老龄特征。人们往往偏爱生长茂盛的树，但在实际情况中，森林中的树木大多不够高大、漂亮，而且就生物多样性而言，那些未倒伏的枯木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譬如为鸟兽提供巢穴。三是造林系统。通常来说，人们更喜欢未经修理的森林而不喜欢净伐区，喜欢欣赏参天大树搭配低矮的地被植物，但实际上让树木形成多样的垂直结构，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森林的生物多样性，而适当的森林管理可以做到这一点。四是净伐的面积、形状与分布。从审美的角度说，边缘整齐的小面积的净伐区比边缘模糊、大面积的净伐区更容易让人接受。然而戈比斯特指出，当大面积的净伐区被分割为多个小块区域时，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更容易入侵森林内部，取代原有物种，而且这种做法也容易引起林火、风倒等现象。

综上所述，戈比斯特根据他长期的工作经验发现，以风景审美偏好为标准的审美价值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健康，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审美价值和其他价值（如生态价值）割裂开来；另一方面表明审美价值并不总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审美价值甚至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上述事实使得戈比斯特开始反思风景美学的弊端，并试图提出一个超越风景美学的思想指导景观管理实践，从而解决这一冲突。在他看来，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在于，改造以风景审美偏好为标准的审美价值，使其与生态价值相适应，从而构建一种具有规范性的、以伦理学和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