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西方生态美学史:戈比斯特现实背景与理论共鸣

西方生态美学史:戈比斯特现实背景与理论共鸣

时间:2023-10-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戈比斯特的生态美学是在美国二十世纪的两场森林景观管理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以上两场变革构成了戈比斯特生态美学的现实背景,而激发他思考生态美学的契机则是1990年秋天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办的一次会议。戈比斯特当时也不是很理解这一项目。冲突令戈比斯特开始反思现有的管理实践,而这正是戈比斯特思考生态美学问题的逻辑起点。随后,戈比斯特从这一实际问题出发,开始思考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发生冲突的原因。

西方生态美学史:戈比斯特现实背景与理论共鸣

戈比斯特的生态美学是在美国二十世纪的两场森林景观管理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在为S.R.J.谢泼德(Sheppard)和H.W.哈肖(Harshaw)编写的《森林与景观》(Forests and Landscapes)一书撰写前言时,他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第一场革命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等引发的环境问题让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紧迫性,于是美国政府1969年出台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该法案旨在“确保所有美国人享有安全、健康、富饶并在审美上和文化上令人愉悦的环境”,“在不退化、不危及健康,不引发安全或其他不良和意外后果的情况下,实现对环境的最广泛有益利用”[2]。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法案提出的一个举措是,“运用系统的、跨学科的方法,确保在进行那些会影响人类环境的规划决策时,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环境设计艺术结合起来”[3]。具体到林业方面,过度砍伐树木引发的生态危机使得美国于1976年出台了《国家森林管理法案》(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Act),该法案旨在规范森林采伐,避免过度开采对森林造成永久伤害。此外,这场生态危机还引发了公众对森林景观的关注,人们开始认识到森林的审美价值,于是美国林务局推行了视觉管理系统(Visual Management System)。视觉管理系统是量化、评估视觉资源的标准与方法,它主要用于鉴别国家林地的风景价值(scenic value),而这种风景价值又突出体现为视觉方面的特性。景观规划者和管理者一方面根据景观在地貌、水文、植被等方面的特征,将其风景价值划分为独特的(distinctive)、普通的(common)和不足的(minimal)三个等级;另一方面,他们以定量分析的方法,估测公众对景观风景特性的敏感程度。对于那些有独特种类和高敏感度的景观,林务局的目标是“保存或保留”,只允许有细小的视觉上的改变;而对于那些显现出较少种类和较低敏感度的景观,管理目标则是加以“部分保留”“改造”和“最大限度地改造”。[4]

这场观念变革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实现了一个转向,即面对自然,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其经济利益,而是看到了其生态作用与审美价值,国家立法与林务局的视觉管理系统是人们保护美丽自然的初步尝试;第二,这场变革初步规定了景观管理实践的目标,即实现系统的、跨学科的研究,而这一理念将贯串戈比斯特学术研究的始终。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太平洋西北部的斑点猫头鹰问题又引发了第二场森林景观管理革命。斑点猫头鹰生活在太平洋西北部,但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们才为人所知。为了确定其种群丰富度与栖息地分布,美国林业局、土地管理局以及私人木材公司共同调查了斑点猫头鹰的生存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斑点猫头鹰广泛分布于太平洋西北部的原生林中,而较少分布于新生林中。美国政府据此认为应当为斑点猫头鹰制定相关管理计划,以保护其栖息地。然而要想有效保护斑点猫头鹰,必须建立大片的保护区域,但这一计划无法将私人土地纳入管理范围,而且保护原生林会影响木材业的经济收入,如俄勒冈州就拒绝将国有商用林地纳入斑点猫头鹰保护,于是引发了一系列论战。经过相关论战,公众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也是一种森林资源,并逐渐接受了公共用地管理机构制定的生态系统管理政策。(www.daowen.com)

这场观念变革的意义在于:第一,它突出了生态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价值对森林管理实践的重要性;第二,这场变革表明不同管理实践的目标不同,对森林的理解也就不同,为了森林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方式管理森林。

以上两场变革构成了戈比斯特生态美学的现实背景,而激发他思考生态美学的契机则是1990年秋天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举办的一次会议。当时,一名森林学家在会上为美国林务局的景观设计师们介绍了一个名为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的项目。这个项目计划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国家森林中开辟900英亩的开放地区,重新引入驼鹿和麋鹿,为它们提供栖息地。然而由于人们普遍不喜欢净伐林,景观设计师不得不想方设法缩减净伐区的面积。因此新视角这一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项目在当时看来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它直接挑战了视觉管理系统的理念。

戈比斯特当时也不是很理解这一项目。然而在这个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工作中发现,在视觉管理系统指导下,森林资源的风景价值与可持续性价值(sustainability values,其实也就是生态价值)之间发生了冲突。冲突令戈比斯特开始反思现有的管理实践,而这正是戈比斯特思考生态美学问题的逻辑起点。当时他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当前的问题在于“景观规划在构想、测量和处理美学的时候,对它的解读一直不够充分”[5]。随后,戈比斯特从这一实际问题出发,开始思考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发生冲突的原因。他在吸收理论资源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生态美学理论,以此解决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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