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梅的自然美学，其贡献首先在于为美学提供了对自然概念的全新理解。

自然在传统视野中一般被理解为人的对立面。对自然的欣赏，就是对非人造的世界的欣赏。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极端，如黑格尔的自然美学，则把审美视野中的自然视为人的产物，艺术的某种隐喻和化身。自然要么是人的对立面，要么是人的作品。但恰恰忽略了人本身就是自然。伯梅的自然美学首先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当今普遍出现的环境问题让人类意识到，自然不仅是人类之外存在的所谓外在世界，自然还是人本身。人就是浸没在自然中的存在，外在自然通过饮食、呼吸等与我们的内在自然交换物质和能量。伯梅提出“作为自然的自然”^[12]，作为理解自然审美问题的核心，并且不再称外在自然为自然，而是称其为生态环境。

而这一对自然概念理解的转变，全靠身体概念的提出。身体作为核心哲学概念，海德格尔已经提供了可能。在法国语境中梅洛-庞蒂颇有建树；在德国语境中，则是施密茨所开创的；但在美学中的全面运用，伯梅堪称第一人。在以往的哲学视野中，身心关系是以心灵为主宰的，身体一直遭受贬抑，这造成了哲学上的主观主义。对身体的贬抑，伴随的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贬抑。将心灵视为物质世界之外的某种独立实体，这必然造成在文化语境中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实践层面上，造成人对自己居住环境的掠夺性利用和破坏。只有当这种利用与破坏报复在作为身体—亦即作为自然本身—而存在的人类自身时，人类才开始通过自己的身体意识到：自己就是自然，自然不在外而在内。身体是沟通内外自然的中介，是作为心灵的存在和作为自然的存在的统一体。因此，伯梅秉持了对身体（Leib）和肉体（Köper）的区分。肉体只是物理性的存在，它可以具有也可以不具有心灵属性。但身体是心灵与肉体的统一体，是人在世存在的现实。立足于身体，不是要回归机械唯物论关于物理性存在的空洞假设，它保持对唯心论的校正，是一种新的一元论，一种立足于身体现象—通过身体所显现的现象—的新一元论。在这种视野中，自然是一个整体，它一方面向内体现为身体，亦即作为自然的自然；另一方面向外体现为置身所在的空间环境。由此，自然概念就被翻译为“身体”与“环境”。(www.daowen.com)

基于身体概念对自然的重新理解，从根源上为美学带来了复兴的契机；或者说，为我们理解传统美学精神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基于身体与自然，伯梅引导我们重新理解鲍姆加滕的感性学。伯梅回到鲍姆加滕，亦即回到他所主张的那种普遍的感性学，而不是把美学简化为艺术哲学或者批评理论。但对于感性一词，传统认识论只不过把它视为信息搜集的第一步，亦即最低级、最初级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这种意义上的感性经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给高级思维提供材料而已。一种新的感性学，必须给感性提供新的解释和新的合法性。伯梅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身体。身体为感性学带来了新的理论阐释维度。感性概念，当作为身体概念时，才变得更具体、更有说服力；而身体概念，也只有作为我们所是的自然才变得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就这样，在一种基于身体概念的自然美学视野中，美学作为感性学的理论活力被释放出来了。它甚至带来了一种理论逆转，亦即艺术也可以放在一种基于身体的自然美学视野中来重新审视。作为人类身体在场感的一种营造手段，艺术无疑是自然的学生和青出于蓝者。^[13]

在此之外，伯梅还选取了三个概念来建立对自然的新理解^[14]：模仿、作为主体的自然以及自然同盟。在伯梅看来，模仿是一种尊重的态度。模仿并不是简单地发现某种相似之处。艺术对自然的模仿，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价值的发现。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值得模仿的并不是某个对象，而是某种精神。自然值得艺术模仿的，在一种基于身体现象学的新感性学视野中，就是它对主体性的克制。自然，依据海德格尔的分析，总是保留着某种隐秘之物，并非主体能完全理解和驾驭之物。艺术模仿自然，就是要突出审美活动的主客观间性的一面。与此相关，作为主体的自然则是把自然视为一个能动的主体，而不只是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客体。但这并不是回到万物有灵论，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自然主动的一面。当我们置身于自然风景，感受到它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也感到某种气氛的侵袭，承认这一点，是揭示自然审美奥秘的契机。自然同盟所针对的是把自然视为敌人的那种态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自然很多时候是作为敌人被对待的，人们使用着“征服”的字眼。如今要提倡一种同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共同促成创造幸福生活的目标。风景园林的某些设计就是这一理念的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可能的，尤其通过审美关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