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梅在当代语境中重建自然美学，恢复自然概念在美学语境中的理论价值，从根本上来说是当代哲学发展的结果。正是因为当代哲学的革命，从根底处清算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误区，才使得自然美学的重建在新的语境中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哲学基本观念的一系列转变，自然才得以在一个合理的维度上回归美学讨论，而非旧话重提。

作为当代语境中率先重提自然美问题的理论家，阿多诺的影响自然是无法回避的。^[8]他从否定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出发，一反黑格尔的肯定性辩证法，将否定性的力量赋予艺术，并且把这种力量最终归于自然。自然在阿多诺那里是不确定性的化身。它不再是与艺术美相对立的传统概念，而毋宁说是艺术自身所追求的某种本质。所以，在阿多诺的视野里，自然与艺术的关系不是黑格尔那种自然模仿艺术，反而是艺术模仿自然，但不是传统的那种外在形式的模仿，而是内在精神的相似，亦即对不确定性的追求方面，在非同一性精神方面。这一点无疑对伯梅的自然美学是有影响的。伯梅同样不把自然看成某种卢梭式的理想国，或者某种集中了形式主义和谐、比例、对称原则的自在之物，而是把它视为某种文化维度。而这一点，无疑在阿多诺那里已经开辟。自然已经被调和进一个总体的美学概念体系中，它不是艺术的对立面，而恰恰是后者所追求的某种精神。这在伯梅的理论中也有所体现：自然审美典范性的气氛营造特征，正是被艺术发扬光大的。自然不是对立面，而是文化内在的一个维度。

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谈论自然美，但他的谈论给后来人们思考自然美学问题，尤其是伯梅的自然美学，提供了方法基础，即我们可以在什么意义上，从什么角度出发，重新谈论自然审美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这一全新定义的平台上，推进了现象学方法。^[9]他继承了胡塞尔的基本成果，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话语窠臼，不再在现成性上谈论某物，而是置于现象这个基本事实来审查我们的话题。进而，海德格尔把现象从胡塞尔的意向性推进到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先验哲学和认识论的痕迹，进一步还原到了此在这个基础性更强的事实。

这一点为人们重新理解自然，尤其是审美经验中的自然，提供了新的视野。自然不是一个纯然的对象，它是一种关系，是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并且是我们自身所是的这个置身。“此在”在此，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指的是在世间存在，是一种原始的被抛状态。人与自然不存在二分然后结合的先后顺序。毋宁说，从始至终，人与自然就处在一个呼吸循环的关系中。因此，在新的时代理解自然美，首先就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关系，告别人与自然分裂的意识，也要告别那种偏颇的自然主义或者人本主义观点，而指向一种共生关系。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脱离人类的意识和需求来进行谈论和欣赏。那种把自然奉为理想世界、号召人们抛弃文明来回归的卢梭式梦想是形而上学思维下权宜的批判手段而已，它离真相不但很远，而且把人们的理解带入误区。自然只有作为人类生存的一个维度，才是有效的问题。只有从生存在此的基本事实出发，才有可能澄清内核，触及边缘。自然是人的维度，但不只是人主观意识的维度，因为生存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并非由意识一厢情愿地决定。被抛界定了存在世界的客观含义。被抛与操心，决定与被决定，在手与上手，自然与人，本就是存在的两面。自然的美学谈论，既不必落入客观主义，也不必落入主观主义。(www.daowen.com)

我们可以看到，伯梅对置身性的强调，对出窍的运用，对空间性在场的关注，都来自海德格尔。当然，伯梅理论的直接营养是赫尔曼·施密茨的新现象学。^[10]所谓新现象学，超越了胡塞尔那种过于强调先验主体和意向性结构的认识论色彩严重的现象学，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身体这一概念上来。施密茨以为，经由身体这个中介，世界与主体才真正沟通起来，世界作为现象，只有通过身体的介入才是立体的；回到事实本身，就要回到身体所打开的现象世界。施密茨建立了一种以身体概念为枢纽的哲学体系，用身体概念来建构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与美学。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气氛概念，认为气氛是从外而内的一种感染人心的魔力，它具有准客体的性质，但同时又不是完全客观的存在；它具有情感基调，是一种主观事实；它具有事实性，不是主观的杜撰，而是一种经验事实。这些理论铺垫，都成为伯梅自然美学的核心资源。

除此之外，伯梅自然美学的理论渊源，还包括一些年代相近的人^[11]，比如鲁道夫·祖尔利普，他在著作《感官意识》中对人类身体性问题做了多方面论述，研究了如何将美学植入人类学之中。又如霍夫曼·艾克斯特姆，他通过分析感知的社会性塑造问题，研究了如何将感知概念从单向度中解放出来。伯梅所受到的影响还来源于一些风景规划师和建筑家，比如维尔纳·诺尔，他不是致力于原始自然景观保护，而是将风景、城市平面、小园圃的审美使用价值作为重点；又如胡戈库克豪斯，他不是把房子当作巨型雕塑来加工，而是十分重视居住者在其中的身体性-感性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