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生态美学影响日益扩大，卡尔森开始关注生态美学，尤其是关注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并逐渐接受了中国生态美学。卡尔森对生态美学，尤其是中国生态美学的讨论集中体现在三篇论文中：《生态美学在环境美学中的位置》（The Place of Ecoaesthetics with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2015），《东方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之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Ecoaesthetics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2017）与《环境美学、伦理学与生态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thics，and Ecoaesthetics，2018）。不过，卡尔森对生态美学的认识有一定变化：2018年之前，卡尔森认为生态美学（包括中国生态美学）是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出来的；2018年之后，卡尔森对中国生态美学的认识加深，他将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区别开来，认为中国生态美学比西方生态美学更为包容。

生态美学在中国兴起后，中国学者极其关注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并进行了大量讨论。卡尔森在开始探讨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关系问题时，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如他在论文中引用的中国学者程相占所提到的五种立场：第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不同开端与二水分流；第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第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第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第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116]卡尔森认为，导致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关系模糊不清的原因是：环境美学太宽泛，而生态美学又太模糊。于是，为了增强问题的明晰性，卡尔森进行了一种策略性转换，“将两个互相独立的研究领域（即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转化为如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是被广泛研究的环境美学研究领域；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即生态知识。在这种新的思考框架中，问题就转化成了生态知识在环境美学之内的功能问题”^[117]。卡尔森之所以能够对问题进行这样的转化，是因为卡尔森认为生态美学的要义就是在生态学知识的引导下进行审美欣赏活动，由于自然欣赏又是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共同领域，所以可以在自然欣赏领域这一共同领域内来考察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问题，即考察生态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作用问题。卡尔森将问题进行转换之后，其实就是要考察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生态美学，或者生态美学在环境美学理论框架中处于何种地位。

于是，卡尔森考察了西方环境美学中的形式主义立场、如画立场、相对主义立场、后现代立场、交融美学和科学认知主义立场六种立场，分别探讨这六种立场对待生态学知识和生态美学的态度。

首先，在卡尔森看来，形式主义立场、如画立场基本忽略了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它们对生态美学并不友好。比如，审美形式主义认为存在于对象本身当中的东西才与审美欣赏相关，而且如克莱夫·贝尔所言，这些东西一般是事物的纯形式，如线条、色彩、形状及其组合。如画理论也是形式主义的，强调那些表面上风景优美的、可以入画的景观才值得欣赏。“如画传统所给出的关于审美相关问题的解答基本上是狭隘的，因为除了线条、形状和色彩之外，这种传统把审美关联只赋予经典意义上风景优美的景观（landscapes that are classically scenic）。焦点主要在于极小的组成部分的要素上（minimal compositional features），诸如有一个背景、中景和前景，以及常规的主题，例如高地、流水、环绕的植物和可能处于中间位置的一些人物。”^[118]由此可见，形式主义立场与如画立场对形式的偏重，只把形式因素当成审美相关因素，而忽略了生态学知识对审美欣赏的作用，因此对生态美学并不友好。此外，这两种立场还缩小了欣赏范围，仅仅关注那些风景优美的自然景观，贬低甚至忽略风景不优美的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

其次，相对主义立场与后现代立场并不坚定地认可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它们对生态美学的态度比较暧昧。概括地讲，相对主义立场与后现代立场都认为那些不存在于对象自身的思想、意象或知识都是与审美相关的，只不过后现代立场更具有主观性（subjective），认为凡是欣赏者所想到的所有思想、意象或知识都是与审美相关的，都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发挥作用。而相对主义立场秉承一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即只有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有一定认可度的思想、意象或知识才是与审美相关的，并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真正发挥作用。一般而言，当欣赏者具有一定的生态学知识，或者生态学知识成为一种文化共识时，相对主义立场与后现代立场不排斥生态美学。但是如卡尔森所言，相对主义立场与后现代立场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并不牢固，因为当欣赏者自身的思想与意象，或者一种社会文化与生态学知识相矛盾时，就可以看出相对主义立场和后现代立场不利于生态美学和生态保护。卡尔森举出的例子是玛西亚·伊顿所提到的小鹿斑比：当小说和动漫《小鹿斑比》在美国流行开来以后，“由书籍与电影生产出的鹿神话，一方面促使人们非常积极地欣赏鹿，但另外一方面对保护鹿却造成了很大压力。事实上，鹿神话并不符合生态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它引起了对其他物种极度的生态破坏。如果没有小鹿斑比的神话，欣赏鹿和保护鹿都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或许这种方向更加符合生态知识。简言之，当被审美相对主义所承认的多样信息资源之间发生冲突时，结果可能就是与审美欣赏的矛盾，这对从欣赏走向保护的任何行动都是有问题的”^[119]。更重要的是，相对主义立场与后现代立场与生态美学不牢固的关系，“严重冲击而破坏了如下一种直觉：我们审美欣赏的对象与我们相信应保护的东西之间，审美价值与道德义务之间，美与责任之间等，都有一种坚实的联系”^[120]。(www.daowen.com)

再次，卡尔森认为交融美学为生态美学作出了一种有趣的贡献。交融美学是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提出的，其核心观念是强调自然环境是一个包含地方、有机体和知觉的无缝的整体（a seamless unity of places，organisms，and perceptions），欣赏者通过诸多感官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尽可能地缩减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从而挑战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对于交融美学，卡尔森指出，“从消极的一面看，鉴于在交融美学中对诸如多感官体验、知觉和感官浸入等术语的强调，它并不强调审美体验的认知维度。因此，交融美学并没有明确地为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寻找到一个关键性位置。然而，从积极的一面看，交融美学在其他几种方式上与生态美学相关”^[121]。交融美学之所以与生态美学相关，是因为托德温（Ted Toadvine）认为交融美学是第一个、目前最强势的“综合的生态美学的现象学理论”^[122]。更重要的是，中国生态美学把伯林特的交融美学视为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是曾繁仁。他在《生态美学导论》中把伯林特的交融美学（曾繁仁译作参与美学）作为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突出了交融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紧密联系。^[123]卡尔森从消极与积极两方面来分析交融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一方面认可交融美学同生态美学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交融美学并没有从根基上认可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因此交融美学本身并没有把生态美学建成一种如中国生态美学研究中所追求的那种富有包容性的审美理论。

最后，卡尔森考察了认知立场，尤其是他本人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对于科学认知主义立场而言，关于自然对象的性质与起源的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欣赏而言是必要条件，因为这些科学知识可以揭示自然的性质与起源。在这种科学知识的指导下欣赏自然，能够保证按照自然实际所是来欣赏自然，也就是说能够保证审美欣赏的适当性。因此，科学认知主义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就在于：科学认知主义认可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必要性，而生态学知识正好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所以科学认知主义认为生态学知识与自然的适当审美欣赏在本质上是相连的。因此，卡尔森认为西方环境美学中的科学认知主义能为中国生态美学提供明确的、坚定的支持。卡尔森认为，程相占的生态美学立场与科学认知主义一样，因为程相占所提出的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中，第三个要点就是强调生态学知识在审美欣赏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卡尔森指出，曾繁仁也强调生态美学要根据生态学知识来发展美学。所以卡尔森说：“简言之，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之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前者有一个重要的 ‘生态审美要点’在本质上与西方环境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立场，即科学认知主义，是相同的。”^[124]卡尔森认为中国生态美学就是强调生态学知识在审美欣赏中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卡尔森认为可以在科学认知主义框架内理解生态美学，而且科学认知主义也很容易走向生态美学，所以他对生态美学十分友好。

2018年，卡尔森在《环境美学、伦理学与生态美学》一文中，认识到西方也有生态美学，并将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生态美学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生态美学更具有包容性。在该文的第八部分，卡尔森详细讨论了西方生态美学。卡尔森认为为了更好地联结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资源，需要将视野转向西方生态美学，这里所谓的西方生态美学就是将西方环境美学中的交融美学与科学认知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从而克服交融美学所面临的太主观化问题以及科学认知主义立场所面临的是-应当（is-ought）二分问题，进而将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结合起来，为自然美与自然保护的联结提供稳固的基础。但是，西方生态美学只是将交融美学与科学认知主义立场进行简单的结合，无法很好地解决事实与价值二分问题。如卡尔森所言，“尽管这种结合立场（combination approach）通过借助科学认知主义为这种结合（the combination）提供一定的客观性，从而有助于应对主观性批评，但是交融美学如何帮助处理科学认知主义的难题，即是-应当（is-ought）议题，并不是十分清楚”^[125]。

讨论过托德温（Toadvine）与罗尔斯顿所代表的西方生态美学之后，卡尔森转向中国生态美学，认为中国生态美学更具有包容性。卡尔森主要根据的是程相占的生态美学思想，集中关注的是程相占所讨论的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第一，彻底摈弃那种基于人与世界对立、主客二分的传统审美模式，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第二，生态审美是以生态伦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审美活动，是对传统美学理论中审美与伦理关系的生态改造与强化，生态意识是生态审美的必要前提条件；第三，生态审美必须借助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引起好奇心和联想，进而激发想象和情感，没有基本的生态知识就无法进行生态审美；第四，指导生态审美的生态价值准则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人类审美偏好，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天性和习性。^[126]程相占所建构的生态美学更具有包容性，因为它不仅包含伯林特的交融美学与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还包含生态伦理、生态价值标准、生态多样性、生态健康等内容，并非西方生态美学简单地将交融美学与科学认知主义草草结合的做法。这样来看，中国生态美学就不会有西方生态美学所面临的事实-价值二分问题。正如卡尔森所言，“传统的西方问题是要接通（bridge）事实与价值之间假定的（supposed）鸿沟，这使得从前者转移到后者是成问题的。但是，正如已指出的那样，中国立场并不进行这种转移；它并不试图通过沟通事实与价值的鸿沟而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似乎是，西方传统预先假定了如下观点，即如果价值在逻辑上似乎不由事实推断出来，那么在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鸿沟，这个鸿沟使得两者不能结合起来。但是中国立场的辩护者也许会作如下主张，他们不是要处理一个由西方事实与价值概念所带来的哲学问题。相反，中国生态美学简单地仅仅把事实与价值放进一个单一的立场中，在这个立场中，它们能够一起工作以达到某种目的。简而言之，中国生态美学的焦点是发展一种包罗万象的立场，即整合多种资源—人类与世界融合为一、生态事实、审美欣赏、伦理价值、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健康—这对解决当代环境议题是重要的”^[127]。由于中国生态美学的大量文献是用汉语出版发行的，卡尔森无法了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全貌，但是他已经把握住中国生态美学的思想精髓，即天人合一思想。卡尔森说中国生态美学在开端就不承认事实与价值二分，因此不会面临西方传统中的事实-价值二分难题，这其实基本上把握住了中国生态美学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正因为中国生态美学奠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上，中国生态美学才不会面临所谓的事实-价值二分难题，因而中国生态美学才真正是包容性的。反过来说，中国生态美学如何看待并解决事实-价值二分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