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学者把卡尔森作为肯定美学的典型代表,因此把卡尔森的自然美学概括为肯定美学。但是卡尔森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陈述道:“我想,把我的自然美学概括为科学认知主义更为正确。”[54]科学认知主义的内容并不复杂,其核心要义就是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作用。按照卡尔森的总结,其核心要点如下,“对于恰当的审美欣赏而言,不同类型的知识是必要的。对于自然环境欣赏而言,我提出:相关的知识为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所提供,这一思想已被称之为科学认知主义”[55]。卡尔森强调科学知识,尤其是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作用,由此卡尔森承认自己的环境美学思想其实就是一种生态美学。比如2009年,他在接受薛富兴采访时说:“我将‘生态美学’理解为环境美学中的一种特殊视野—将生态科学知识作为自然审美欣赏的中心维度。这样,我认为我自己的理论便是生态美学的一种形式。”[56]2015年,他在讨论西方美学中的五种理论—如画传统、古典形式主义、审美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卡尔森本人提出的科学认知主义—之后,指出,“在这五种标准的西方立场中,只有科学认知主义能够被恰当地称为‘生态的美学’或‘生态美学’”[57]。卡尔森科学认知主义思想体现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当中。如薛富兴所说,“实际上,卡尔松(即卡尔森)几乎在每一篇相关文章中,都持续不断地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作用。正因如此,他的关于自然审美欣赏的理论才被称为‘科学认知主义’”[58]。
卡尔森在从事环境美学研究之初,便意识到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欣赏的重要性。比如,卡尔森在1977年《论量化景观欣赏的可能性》一文中,已经注意到科学知识在欣赏中的作用了。他说:“一个人没有有关环境的许多知识,仅仅具有感知方面的敏感性,也许能够发现一处山景的平衡;但是,要感受这座山坡上所生长树木表达的坚决和顽强,除敏感性之外,还需要有关这些树木和这些树木所生存环境的知识。有了关于此山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以及有关创造了这座山的力量方面的知识,感知这座山峰本身雄伟和力量方面的能力才能提高。同样,一旦我们知道:某些草地和森林、峡谷有益于保护我们的家园,并为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众多生物提供营养,我们就会为这些草地、森林和峡谷的温暖和宁静所吸引。但是如果我们知道,那些时刻恐惧着天敌的生物并没有这些同样的开放性,而是流露出完全不同的特性—也许是紧张或凶险。”[59]由此可见,卡尔森在批判形式主义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卡尔森所强调的知识,涉及生物学和生态学知识,强调借助这些知识来理解树木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指出通过相关知识理解了自然对象,从而在审美上被自然对象所吸引。卡尔森随后还指出,“环境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评估环境的审美特性。它要求这种敏感性和知识的结合。对每一位批评家而言,这种结合越多,他的评估也就越好。据此,这一点很清楚,环境批评家的作用在于呼唤上述特性的一种更为独特的结合:一方面,是生态学家、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所具有的关于环境的独特知识和理解;另一方面,是典型地与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相联系,得到高度发展的情感和感知敏感性”[60]。从这里可以看出,卡尔森在最初批判自然风景实验研究时,已经重视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环境欣赏的重要性,而且这一立场成为卡尔森自然审美研究的核心立场,并被概括为科学认知主义立场。
1979年,卡尔森在《欣赏与自然环境》中真正明确了科学知识对于自然欣赏的重要性,由此逐步形成了科学认知主义立场。卡尔森提出环境模式,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的重要作用,本来就是针对按照艺术欣赏(即对象模式、景观模式)方式来欣赏自然而言的。卡尔森认为,按照艺术方式来欣赏自然都是对自然本身的误解,都是一种肤浅的、非严肃的审美欣赏方式,都是对自然本身特性的误解。恰当的、严肃的自然欣赏应该按照自然本身来欣赏自然,而科学知识就是对自然本身的正确认识。因此,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可以促进人们按照自然本身的特性来欣赏自然,从而确保自然审美活动的严肃性。也就是说,针对艺术欣赏的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卡尔森分别强调自然的两个特性:自然环境是一个环境,自然环境是自然的。其中针对自然环境是自然的这个特性而言,如何能够把自然环境欣赏为自然的?卡尔森的答案就是借助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
卡尔森在《自然、审美判断与客观性》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知识对于适当的自然欣赏的重要作用。在卡尔森看来,欣赏自然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依照自然所是(what nature is)来欣赏自然,一种是依照自然貌似(what nature seems to be)来欣赏自然。当自然事物的知觉特性无法暗示正确的感受范畴时,就需要在科学知识的引导下,按照物之所是的特性来欣赏自然;如果按照自然貌似来欣赏自然,就很容易犯两种错误:审美遗漏(aesthetic omission)和审美欺骗(aesthetic deception)。其中,前者未能在关于自然真实描述的情况下欣赏自然,后者则是在关于自然错误描述的情况下欣赏自然。卡尔森以两种海岸景观为例,一种是天然海岸,一种是与天然海岸一模一样的人造海岸。单从两种海岸的知觉特性来看,并不能获知正确的感知范畴是什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两种海岸的欣赏是一样的。“比如,人造海岸模式可被描述为意味着精心设计的,对天然海岸模式之准确复制的,或人类创造的产品。而天然海岸模式可以被描述为,比如说,典型的北美太平洋海岸,意味着一种高潮头海岸之造型,或是海潮侵蚀的结果。显然,在此描述之下的知觉特性审美欣赏成为自然审美欣赏的重要部分。”[61]这里的描述都是在人工海岸和自然海岸相关知识的引导下进行正确的描述。但是,如果没有在相关知识的引导下来欣赏两种海岸,也就是按照其貌似情况来欣赏,比如以天然海岸范畴感知人工海岸,那么这就是“一种脆弱的和误导式的景观。它是脆弱的,因为它总要面临被人工事实的知识击毁的危险;它是一种误导,因为它引导我们的静观(contemplation)远离了事实本身。再者,如果我们把人工海岸作为被真实描述的事物来欣赏,我们只是犯了错误,我们的欣赏只涉及相信了错误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人工制品的范畴感知人工海岸,或以天然海岸的范畴感知天然海岸,每种范畴都是真实的,那么,上面所描述的审美遗漏和审美欺骗便不会发生”[62]。在相关科学知识的引导下,我们才可以避免错误地欣赏自然,从而按照自然正确的范畴欣赏自然,按照如其所是的方式来欣赏自然。也就是说,从自然的知觉特性来看,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范畴来欣赏自然,比如,“一条鲸鱼可以感知为一条鱼,也可感知为一只哺乳动物。一只正在晒太阳的鳄鱼既可看成美洲鳄,也可当作鳄鱼”[63]。但是这些不同方式、不同范畴并不都是正确的、恰当的;相反,只有那种反映自然实际所是的范畴才是正确的、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知识能够引导我们,告知我们何种范畴、何种方式才是正确的、适当的。如卡尔森所言,“在这些自然欣赏情境中,对对象或景观作恰当的审美欣赏,欣赏其优雅、庄严、精致、迷人、伶俐、微妙,或‘令人心烦的古怪’—这需要以它们所属的正确范畴来感受它。这要求我们知道它们是什么,知道一些关于它们的东西。就所讨论的这些情形而言,主要是指生物学和地质学的知识。总体而言,它要求欣赏者应当具有一些由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64]。因此,科学知识对于自然欣赏,尤其是对于严肃的、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而言是必要的。如卡尔森在采访中说道,科学知识对自然审美欣赏而言“是必要,而非充分要素”[65]。
科学认知主义立场所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认知主义强调科学知识,尤其是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中的必要作用,这是生态审美的核心要义之一。
生态美学着重强调“生态地欣赏”(appreciate ecologically)审美对象,这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审美活动,其核心问题是使生态意识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发挥引领作用,从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66]具有相关的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生态学知识,是萌发生态意识的重要条件。尽管认知与审美是两回事,但是关于对象的知识与审美活动紧密相关,审美活动只有在相关科学知识,尤其是生态学知识的引导下,关注自然中不同事物、物种之间的关系,才可能符合生态审美要求。我国生态美学专家程相占在论述生态审美要点时高度重视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他指出,“生态审美必须借助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来引起好奇心和联想,进而激发想象和情感;没有基本的生态知识就无法进行生态审美”[67]。此外,程相占在反驳国际著名环境美学家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对生态美学的质疑时,着重强调了生态学所提供的大量知识(即科学知识)对于一般的审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生态学知识(即科学知识)能够为生态学与美学这两个不同学科的有机联结提供一条合法途径。如程相占反驳道:“生态学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的审美体验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能够根本改变我们的审美对象与审美体验。比如,一个科学知识丰富的生态学家对于一片风景的审美欣赏,很多地方不同于那些毫无生态知识的一般欣赏者:生态学家能够感受到特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感受到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发现那些不为一般欣赏者注意的审美现象。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逊等,他们都是以生态学家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精湛的生态学造诣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68]这里,程相占其实借用并发挥了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为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提供论证。由此可见,科学认知主义对生态美学来说至关重要,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程相占明确指出,“卡尔森已经注意到生态知识对于自然审美欣赏的重要性,所以他的‘环境美学’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生态美学’”[69]。也就是说,卡尔森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被生态美学吸收、借鉴,同时卡尔森也因为坚持这一做法而被视为一位生态美学学者。(www.daowen.com)
第二,科学认知主义主张科学知识能为自然欣赏提供正确范畴,保证了自然审美欣赏的正确性、适当性与客观性,提供了一种生态审美的可能性。
卡尔森一直追求自然审美判断的客观性。在1977年《论量化景观美的可能性》中,卡尔森批判谢尔夫等研究者试图通过量化手段来追求客观性的错误做法,但是卡尔森在文章中只是否认了量化手段,并没有否认客观性立场。卡尔森说:“对于客观的判断、评估、评价及其他之类,重要和值得追求的,并不是基于或出于量化的东西,而是那些恰当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它们一方面基于特定对象和构成特定对象的特性;另一方面,又独立于那些作出这些评估的特定个体与特定时间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相关的判断、评估或评价将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并可被重复接受,而无关乎特定个体与时间条件。只有在这种重要的意义上,我们才说它是客观的。”[70]而后,卡尔森通过坚持一种科学认知主义立场,认为科学知识为自然欣赏提供正确的范畴,从而保证了自然审美判断的客观性。从宽泛的角度来看,卡尔森在总体上认为,“除了应用科学知识,应当还有许多途径。我想提出的对这些丰富和深化我们自然欣赏途径的一个总的限定是,它们应当限于信息、知识、情感反应,或者是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源于或相关于所欣赏对象(此处指自然)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由欣赏者强加于所欣赏对象身上之物。因此我认为,在许多情形下,那些真正有关于自然对象特征和属性的民间传说,甚至是神话的知识,而不只是一些强加于自然对象的故事,可以成为丰富和深化自然审美欣赏的很好方式”[71]。也就是说,关于自然审美判断的客观性从根本上要反对那种“欣赏者强加于所欣赏对象身上之物”,因为对这种“强加于所欣赏对象身上之物”的欣赏,是一种主观性的欣赏。在卡尔森来看,主观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的主观性,另一种是在主体那里具有普遍性的主观性。卡尔森反对前一种,而允许第二种。如卡尔森所言,“我所关心的那种主观性是指,就我们能宣称一种对特定自然对象的特定审美判断可能是主观的而言,这种审美判断才是主观的。在某些情形下,一种对你而言是真实的判断,对我而言也许是主观的。这便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特殊主观性。我想,我们应当努力避免这种主观性,因为它削弱了一种有益的生态审美的可能性”[72]。也就是说,卡尔森认为,通过强调自然审美的客观性,有助于加强一种“有益的生态审美的可能性”。
确实如卡尔森所言,科学认知主义立场所强化的自然审美判断的适当性、正确性与客观性,有助于加强一种“有益的生态审美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客观性立场与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生态实在论(ecological realism)立场相吻合。生态实在论的基本含义是,“由生态学科学所描述的、所揭示的自然现象都是真实的、实际存在的;其基本思路是:整个宇宙可以视为一个最大的生态系统整体,而地球生态圈则是这个生态系统整体当中的微小部分,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是地球生态系统长期进化的结果,每一种生命形态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自然选择的根本机制就是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之简明地概括为‘适者生存’”[73]。同样,卡尔森科学认知主义立场认为,自然对象是客观的,而且自然科学知识能够揭示自然事物的特性。卡尔森说:“科学正是揭示对象为何物以及有何特性的典范。这样,科学不仅将自身表现为客观性真理之源,它也标记出一些带有选择性描述的主观性错误。因此,按照客观性的欣赏而言,这些错误的主观性的选择就与审美欣赏无关。按照这种方式,科学在自然审美欣赏中的意义部分地是无功利观念的遗产。”[74]科学知识通过为自然审美欣赏提供正确的范畴,从而确保自然审美判断的正确性与客观性。由此可见,科学认知主义与生态美学在生态实在论这一哲学基础上是互通的。
第三,科学认知主义主张按照自然实际所是来欣赏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态伦理意味。
卡尔森认为,当事物的知觉特性并不能明确地决定正确的审美范畴是什么时,依然有判定何为正确范畴的标准,此标准就是自然实际所是。在卡尔森看来,自然欣赏涉及自然所是(what nature is)与自然貌似(what nature seems to be)两种情况,而且只有根据自然所是才能提供正确的范畴,根据自然貌似只能提供错误的范畴。因为根据自然貌似来欣赏自然,则可能会犯审美遗漏和审美欺骗两种错误,而根据自然所是来欣赏自然则不会犯这两种错误。科学认知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正是根据自然所是来为自然欣赏提供正确的范畴,因此其中具有伦理学意味。卡尔森认为,审美欣赏对人们伦理观念的塑造有一定的影响。他说:“如果我们的审美欣赏有助于确立我们关于自然的伦理观念,则我们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应当欣赏自然所是,而非自然貌似。通过对自然所是的审美欣赏,我们将形成自己对自然的伦理观,有最好的机会形成关于环境和生态的强有力的伦理判断。”[75]卡尔森以外部知觉特性一模一样的人工海岸与天然海岸为例—如这个海岸对大马哈鱼和游泳者不利—指出按照不同的范畴来感知它们,会产生不同的环境伦理态度与行为。比如如果按照天然海岸感知它,那么就任自然随之所之,不必为大马哈鱼和游泳者考虑什么,因为它们早已经接受和遇到自然的这些挑战。但是,如果按照人工海岸来感知它,那么“一种强有力的伦理观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环境与伦理责任存在很大的不同。从伦理和生态的角度讲,我们可能需要为大马哈鱼建一个鱼梯,以供其游往上游(就像我们已经考虑让大马哈鱼围绕水电站水坝洄游那样)。从伦理上说,我们应当禁止游泳者在这一区域游乐”[76]。由此可见,科学认知主义按照自然所是来欣赏自然,确实有利于协调审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从而富有浓厚的生态伦理意味。如卡尔森所判断的那样,科学认知主义有助于确立一种“将审美、伦理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和视野融合为一的价值。这样,它们能相互巩固,而不是如它们经常所表现的那种相互对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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