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克在《生态美学》开头提出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人类艺术与行为的相关理论不能完美地反映实际的实践情形。”^[14]为了寻找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位人类生态学者尝试从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寻求答案，并且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自柏拉图时代以来，艺术与自然就是分立的、对立的：

理论美学的历史一直以来就被“艺术对自然”（art versus nature）这一著名争论所主导，而这一争论始于柏拉图的如下主张：所有艺术创造物都不是完美的，通常是欺骗性的，是现实的类似物（approximation of reality）。在这一观点中最极端的看法是，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不诚实的自然堕落，一种被激发的谎言：“艺术”（art）这个词本身就是“人工”（artificiality）一词主要的词源要素。遵循这一思路，审美理论在传统上一直都在强调艺术创造物与自然创造物的分离，假定艺术是人类灵魂的“高级的”或“精神化的”产品，不应该混同于“低级的”或“动物性的”生物世界。思想保守的人们经常视艺术为“不自然的”，而理想的人文主义者在艺术中看到了一种人类对于自然的精神性超越的形象。两种观点都扭曲了自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15]

紧接着，米克从文化根源上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追溯，发现“艺术对自然”（art versus nature）的观念深植于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一是希腊文化，二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在希腊神话中，由于厄庇墨透斯的失误^[16]，人类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拥有漂亮的羽毛、优雅的外形、强健的力量等特性，尽管后来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人类获得了聪明与智慧，甚至能够统治其他动物，但还是未能拥有其他动物身上那种合意的特征（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厄庇墨透斯的神话其实就暗藏着一种人类与自然在审美理论（esthetic theory）中的对立。而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首先，米克认为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人类理所应当地具有一种高级之美（superior beauty）—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而享有美（beauty）的光辉。其次，米克还考察了这种观念对西方艺术的具体影响，即这种审美观念促使“各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艺术将人类的外形置于一切创造物的最顶端”^[17]。在追溯了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后，米克得出结论：无论是在希腊文化中，还是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人与自然在审美理论中始终处于对立面，甚至是极端的对立面。也就是说，自柏拉图时代以来的“艺术对自然”的艺术观念，其实是审美理论中人与自然对立的缩影，是整个西方美学理论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

米克认为，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并不仅仅是审美理论的问题，还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问题。要解释、解决这种人与自然的不合理关系，就应从文化传统入手。在米克看来，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一种固有的偏见，即将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截然划分为两个孤立的时空。从历时层面来讲，传统人文主义历史观的眼界不够开阔，人们普遍重视人文历史，而忽略自然历史，并不关注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事物之生成、发展和演变；从共时层面来讲，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围很狭窄，理论大多关注人类世界中人类主体的思维特征，而忽略了一个事实—作为整体的世界并不仅仅等同于人类的世界。因此，要解决审美理论中人与自然对立的问题，就要从反思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入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米克作为人类生态学家，在阐述生态思想时，习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文化传统在源头上的问题，这也是米克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如在《存活的喜剧》第三章“文学悲剧与生态灾难”中，米克对文学艺术的阐释就是从文化传统入手的，“希伯来和希腊文化从源头上就认为，自然是作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在《创世记》中所记录的创造物，如各种植物和动物，它们被创造出来都是为亚当所使唤的，并且伊甸园也被视作一种适宜的环境，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需要”^[18]。这其中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那么，人类凭什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呢？米克认为，这与人类长久以来对自己心灵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高估有关。

寻找到文化传统的症结后，米克重新回到了审美理论的问题上。一般而言，“艺术对自然”这一观念，既有排斥艺术、抬高自然的取向，又有排斥自然、抬高艺术的取向，但总体上还是以吹嘘艺术、贬低自然为内核，即“假定艺术是人类灵魂的‘高级的’或‘精神化的’产品，不应该混同于‘低级的’或‘动物性的’生物世界”^[19]。米克认为，僵硬的现代西方美学理论之所以无法完美地处理实践问题，就是因为这种“艺术对自然”的观念，再进一步说，这种观念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根源于人类错误的自我认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生态美学》一文中，米克批判的对象主要是西方现代美学的理论缺陷，但是在他众多的生态学思想著作中，这种美学理论的弊端还可以继续深究。在米克看来，这种现代西方美学理论的弊端主要应归结于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类的自我认知问题。(www.daowen.com)

由此而言，对现代西方美学理论的修正其实就涉及对人类自我认知的修正。于是，米克积极接受了人类自我认知第二次革命^[20]—进化论思想的启发，将其作为理论资源来反思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中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弊端，并根据进化论生物学知识重新评价了西方现代美学理论：

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启示迫使人们不得不对生物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审查，也因此迫使人们不得不认识到：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夸大了人类精神性（human spirituality）的同时，也低估了生物的复杂性（biological complexity）。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要比之前所认识到的更加亲密。有一些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生物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新的紧密关联，他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试图按照新的生物学知识去重估审美理论了。这一结果造成了对“有机形式”（organic form）这样的旧有概念的修正，以表明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其优越性，因为艺术形式更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完整性。^[21]

在米克看来，进化论是解决西方现代美学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过高地评价人类精神性的同时，过低地评价了生物的复杂性；而在进化论启示下的美学理论却正好能够弥合艺术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具体来说，就是以承认人与其他生物在进化过程中的本质关联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用生物学意义上的新的“有机形式”（organic form），去修正人类的“艺术形式”（artistic form）。

在进化论思想启示下的美学理论中，米克特别强调了两个重点：一是艺术形式和生物有机形式在整体上的密切关联，具体表现在共时的结构体系和历时的发展演替两个层面；二是生物学相关知识在美学理论中的新地位。这两个方面都正视了美学与生物学的内在关联，打破了西方传统审美观念在形而上层面对人类精神性的不实吹嘘，突破了西方现代美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这样，在人类思维的根源上，米克就动摇了之前不合理的审美观念，并且他还将进化论思想应用于人类学、生态学、美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美学。以上就是米克对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的反思，及其生态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与实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