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动物行为学、进化论、生态学等自然科学是米克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它们为米克反思传统观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在这种关系基础上所产生的美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且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根据当代生物学知识、生态学知识来反思并重构审美理论，这就是米克所说的‘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内涵。”^[3]

首先，米克借助生物学基础知识，强调了人类的生物性起源与生物性本质，从生物学的角度重估了喜剧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米克在《存活的喜剧》一书中强调，“正是生物学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研究人类是其所是的问题：包括人类的起源，人类行为的生物系统发生源，人类在自然秩序中的角色等问题”^[4]。由此可见，米克对生物学的讨论并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的具体问题，而是沿着一条宽阔的道路，最终指向人与自然整体的有机关系。最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是，米克将生物学视野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合理地阐释了生物学与喜剧之间的天然对应关系，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存活的喜剧》这部著作的第二章“喜剧模式”中。在米克看来，生物学与喜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蕴藏着一幅平衡和谐、繁荣旺盛的图景：一方面，喜剧中暗含着生物出于本能的生命愿望，包括求爱、婚姻、性、繁衍、养育等，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延续自身生命，并且喜剧还刻意回避了灾难、战争、暴力等可能带来死亡的因素。喜剧这种好生恶死的特性正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而喜剧带给人的愉悦感、幸福感也同这一本能有根本关联。另一方面，生物群落中也暗含着喜剧模式（comic mode），“顶级动植物群落就是多样、复杂的生物集合体，这些生物集合体与其他的生物集合体以及它们所处的无机环境一起，构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5]。米克认为，这种生物群落中的平衡、和谐、稳定，其实就是一种喜剧模式，同样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和幸福感。由此看来，生物与喜剧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米克重新发现了喜剧深层的生物性价值—赞颂了人类与周围世界之间和谐、稳定的生命关系。米克也因此高度评价了喜剧，称其超越了悲剧。喜剧模式其实就是米克大量运用生物学知识对传统美学的反思与颠覆，旨在提供一种新的文化视野，以“更好地促进人类物种与其他物种的存活”^[6]，而这种文化视野的转变，必然地、内在地与生物科学知识和生物科学立场相关联。

其次，米克从动物行为学这一角度重新认识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也涉及审美主体在生态审美中的位置问题。所谓动物行为学，是指研究动物的沟通、学习、繁殖等行为的一门学科，其创始人是与米克同时代的著名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7]。劳伦兹的研究表明，动物的诸多行为，如保卫领地、建造巢穴、搜寻食物、繁殖生育、维持种群关系等，并不是低级的简单反应，而是能够与复杂的人类行为相提并论的高级活动。通过汲取劳伦兹的科学研究成果，米克对人类理应在自然界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一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传统观念中，人类行为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比如组织性、伦理性、协调性、目的性等；而动物行为则是出于本能反应，是简单的、粗糙的甚至是无序的。但是，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成果与实证案例颠覆了这一传统认知。米克在汲取了劳伦兹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类不能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因为人类行为不再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协调性、合理性的动物行为。这一观点虽然与审美问题关联不大，但却引导了米克生态美学的理论方向，重新确证了人类在生态审美中的位置：作为自然世界中的一员，人类只能参与生态实践活动，与自然万物保持平等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正是动物行为的相关研究打破了人类高高在上的行为神话，相应的，人类作为审美主体也不能夸大其行为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在米克看来，人类对自身行为独一无二性质的预设，理所当然地使自然万物为之作出单向度的改变，来适应人类的文化观念，这种传统的思维惯性是盲目而自私的。

再次，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对米克生态美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动物行为学打破了人类高高在上的行为神话，那么进化论可以说是打破了人类自命不凡的精神神话。从一般意义上说，进化论的发现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包括审美认知。比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在谈论完整的审美经验时，特别强调人与自然交融无间的审美境界，将艺术形式的成因归结于“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8]，不过杜威对进化论的应用主要还是放在艺术问题的解释上。到了米克这里，一方面，进化论作为一般生物学知识的重要部分，提醒着米克在讨论审美问题时要正视人类的生物性起源与生物性本质，在审美判断中要恰当地评价人类的精神性特征，正确地理解其他生物的复杂性特征，因此正是当代生物学体系内的进化论，启发美学家们突破艺术与自然的二分理论；另一方面，进化论对米克生态美学还有一处特殊的启发：进化压力对自然万物审美特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米克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原则促使万物通过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周遭环境，其目的在于维持自身生命的持久发展和活态延续。而生物的这种自然适应性，最终指向了一种积极的生命发展方向，即在进化过程中，生物的形态、习性、行为都显现出自然健康、生机蓬勃的特征，并且物种生存的延续希望让人能获得一种真切实在的愉悦。(www.daowen.com)

最后，当代生态学知识直接影响了米克的生态美学。米克对上述三种生物学知识的运用，其目的在于证明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类与整个生物世界的内在关联，这其实是米克在生态学的视角下对生物知识的综合阐释与应用—他并没有孤立地研究生物科学，也没有机械地用生物知识去简单阐释美学理论，反而是将人与其他生物、自然环境视为生态的有机整体，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审美问题。比如在《存活的喜剧》第六章“生态美学”中，米克就指出，“人们对生态系统之美的感知，就等同于对生物完整性的认知”^[9]。此处所说的“生物完整性”（biological integrity），其实就是生物整体结构的统一性和生物演替过程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针对某一种生物而言。生态知识从两个层面影响了米克的生态美学：一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自组织性，二是生态演替的过程性与自调节性。米克以艺术为中介，将前者与空间艺术相关联，将后者与时间艺术相关联，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审美问题。

以生物学、动物行为学、进化论、生态学这四类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为例，上文分析了米克生态美学的一个理论来源—生物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我们这里只是单独列出一些在米克著作中所体现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来探讨它们对其生态美学思想的影响，而二者之间更紧密、更具体的关联则放在后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