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科学知识是利奥波德生态美学思想的重要根基。在利奥波德的思想中，生态科学与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密不可分的。如他在1933年的文章《保护伦理》中所谈到的，伦理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生态进化的过程”^[5]。他不仅用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解读伦理学，还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现象（symbiosis）来描述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一般认为，生态学的创立最早可以追溯至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895年，丹麦植物学家约翰内斯·瓦尔明（Johannes Warming）出版了《植物分布学》一书（直译是《以植物生态地理学为基础的植物分布学》），1909年该书改名为《植物生态学》（Ecology of Plants），用英文出版。同时，德国植物学家席姆佩尔（Schimper）出版了《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植物-地理学》，这两部书被视为生态学的经典著作，标志着现代生态学的诞生。二十世纪以来，生态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心和学术团体。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首先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可以说，利奥波德的学术生涯是与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萌芽走向成熟同步的。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利奥波德就已经开始使用“生态学”（ecology）一词。但是，和这一时期的其他美国学者一样，生态学这门学科对利奥波德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这一阶段美国生态学界关注的主要是动物生态学，而关于土地生态学的研究尚未成形。当时利奥波德使用“生态的”一词来表达一种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动物、植物及土壤在内的居民及其生境的综合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利奥波德与查尔斯·爱顿（Charles Elton）等著名生态学家有了密切的交往，对生态科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的著作中吸收了食物链（chains）、能量流（flows）、生态位（niches）及生命金字塔（pyramids）这类新词汇”^[6]。

利奥波德逐渐认识到大地有机体的复杂性，与以往的认识不同的是，食肉动物也是整体环境的一部分，片面地根据人类的需要将动物划分成好的与坏的是不明智的。通过猎杀狼来保护鹿这种行为反而是不利于生态环境整体健康的，失去天敌的鹿所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狼群所带来的威胁。利奥波德认为，“比较坦诚的理性观点是，食肉动物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因此没有任何特殊的力量有权为了一种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不论是真的或想当然的，去灭绝它们”^[7]。(www.daowen.com)

在《像山一样思考》一文中，利奥波德记录了他的这种基于生态知识的思想转变。像往常一样，利奥波德与同事们在山间考察，遇到狼群便开枪射击，而河畔垂死的母狼眼中渐渐熄灭的绿光，却引发了利奥波德对于狼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价值的思考。随着一个又一个州的狼被消灭，失去天敌的鹿将山中的植物啃食得一干二净，甚至鹿群也因食物匮乏而大批地死去。这残酷的事实让利奥波德认识到，每一个物种在自然中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即便是狼，在生态系统中也有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因此要用一种整体性眼光来看待自然。可以说，生态知识促成了他由平肖主义者向自然保护主义者的转变，并且使他将传统意义上不美的事物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

总的来说，生态知识对利奥波德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知识是利奥波德思想及学术研究的知识背景之一。就利奥波德个人经历来看，从幼年时在外祖父身边的野外观察，到在耶鲁林学院的专业学习，再到美国联邦林务局的职业生涯，直至他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利奥波德自始至终都处在生态科学知识的积累、学习、实践、教学过程中，可以说从未中断。而且对他而言，这些生态知识并不是抽象的纸上谈兵，而是在实践中积累得到的。

第二，在生态知识的影响下，利奥波德形成了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利奥波德的思维方式深深地受到生态知识的影响，首先是从生态整体的角度重新看待人类的地位，他将人类还原到地球这个最大的生态系统中，认为人类只是大地共同体这个系统中普通的一员；其次以生态进化的思想重新解读伦理关系，认为伦理学可以由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化到处理人与大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