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

辽宁大学学报编者按：从历史上看，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特征。其具体表现于或生产形态，或自然形态，也或语言，或民俗，或遗迹，等等。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以上诸方面就构成了今天所说的综合国力的体现—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有幸的是，辽大学报在2014年“本刊特稿”的开篇之作，特邀因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而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清史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专属辽大学报一篇凝聚自己心力之作—《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文章在阐述与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之不同的东北森林文化的历史演变和文化特征的同时，又好似一幕幕东北历史嬗变的生动活剧，读来颇受启发和教益。

阎先生五十余年从事历史研究，尤以清史和满学贡献突出。他的读史与修史，也正是说明了一个道理：用心品读历史，成为真正的智者；认真研习历史，更好地把握未来。

摘 要：中国东北的森林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多元文化类型之一。与中原的农耕文化、西北的草原文化相对举，东北的森林文化因东北地区森林莽莽、树海无际的地理区位与地理环境，在地域、语言、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演进中，从殷商到清末，森林文化经历了三个千年之变局：一是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二是与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三是登上了主导中原政权的历史舞台，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等的碰撞与融合。三个千年变局的实质是由变而合、由合而大，最终统合为大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骙骙健行”。

中国的森林文化，从历史学的视角，就其在中华文化演进中的历史变局，兹格物，求致知，同探讨，增共识。

白寿彝先生论道：“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1]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按一朝一代地研究，也可以从文化类型去研究，还可以有其他。中华文化，既统一，又多元，文化类型不同，彼此聚合交融。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以其不同生存空间为依托，逐渐形成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就其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可以概括为五种经济文化类型，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及岛屿的海洋文化等。这五种经济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既有不平衡性，又有相融合性。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演进中，从甲骨文算起，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三千多年。这三千多年的历史，按千年分段，考察其文化变迁，主要发生了三个千年变局。在中华文化三个千年变局中，于中国大一统皇朝，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都时间或长或短地占据过主导或主体的地位，而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虽都很重要，却没有占据过主导或主体的地位^[2]。在占据过主导或主体地位的上述三种文化类型中，中原农耕文化的存在与意义，学界早已取得共识；西北草原文化的存在与意义，学界也已取得共识；至于东北森林文化，就相对比较而言，过去史料少、踏查少、研讨少、著述少、交流少，关注也少，因而从历史学的视角对森林文化进行论述，经过初步检索，至今没有见到专题论文，也没有见到学术专著。

森林文化在中国暨在东北亚空间上是客观存在的，其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地域范围，都影响着中华历史发展，影响着东亚历史格局，也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因此，本文的旨趣在于，阐述森林文化的称谓、舆地、语言、历史、特征、经济、文化、聚合、交融、演变及其在中华一体多元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

森林文化的研究，有从林业学、生态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从林学角度进行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如郑小贤的《森林文化内涵及其价值》，苏祖荣、苏孝同、郑小贤合著的《森林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3]等，均着眼于林学研究范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对森林文化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

东北森林文化，因居住人群的生存环境不同，其生活资源、生产方式、获取手段、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等也不同。东北的森林文化，范围颇为广泛，不能逐一涉及，本文讨论有六：一是文化称谓，二是历史地图，三是语言特征，四是渔猎经济，五是文化宗教，六是历史传承。兹于下面，分别阐述。

文化称谓。中国在明清盛时，长城以北、大兴安岭以东至大海，外兴安岭到贝加尔湖以南的广袤地域，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年间，其地域文化特征，如何进行学术称谓？就地方史研究，已见不全资料，主要有十二说：（1）关东文化；（2）东北文化；（3）关外文化；（4）边外文化；（5）松嫩文化；（6）辽海文化；（7）长白文化；（8）北方文化；（9）三江文化；（10）黑水文化；（11）龙江文化；（12）白山黑水文化等^[4]。就民族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史学等而言，对其经济文化类型的概括，或为牧猎文化，或为渔猎文化，或为游牧文化，或为草原文化等，存在不同的称谓。

上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概括，虽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优长，但似有其不足—或于生存环境阐述，或于地理区位界定，或于历史时段描述，或于语言文化诠释，均没有突出森林文化的生态环境及其历史文化特征，也没有概括其文化内涵，因此，有待商榷，值得研究。

由是，我将东北地域的文化，总称之为“森林文化”。这样称谓的一个理由是，古代森林文化人们的生存环境，东北地区，森林莽莽，树海无际，而东北的“森林”同中原的“农耕”、西北的“草原”相对举，以显现其生存地理环境、地域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当然，任何概括，都有局限，学者各自表述，不必强求划一；但是，大家取得共识，便于学术交流。

历史地图。中国在明清盛时，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文化的地理范围，按生存环境，绘历史地图，虽较粗略，亦欠准确，但做比较，冀求讨论。

中原农耕文化，分布很广，但其重心在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主要地区包括黄河、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带等，其现今面积：北京（1.68）^[5]、天津（1.1）、上海（0.6）、重庆（8.23）、河北（19）、山西（16）、河南（17）、山东（15）、陕西（20）、甘肃（40）、宁夏（6.6）、江苏（10）、浙江（10）、安徽（14）、江西（17）、福建（12）、湖南（21）、湖北（19）、广东（18）、广西（24）、四川（48）等21个直辖市、省、自治区，共338.21万平方公里，其中如川西北主要是高原，甘肃南部、青海南部主要为高原文化，其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因此，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等地区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地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

西北草原文化，分布极为广阔，其主要地区东起大兴安岭，南临燕山、长城和天山一线，西北迄巴尔喀什湖地带，北达贝加尔湖一线。中国盛清时草原文化的面积：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118），漠北喀尔喀蒙古即今蒙古国（156.5），以上内外蒙古面积共近275万平方公里。还有天山以北漠西的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天山以西伊犁河到巴尔喀什湖约50万余平方公里，贝加尔湖以南布里亚特蒙古地区等。总之，中国盛清西北草原文化区域的面积，合计为300多万平方公里。

东北森林文化，分布极为辽阔，中国盛清时主要范围，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一线迤北，东达大海，北到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今萨哈林岛）一线的广阔地域。它包括：今辽宁（15）、吉林（19）、黑龙江（46），共80万平方公里；明清盛时乌苏里江以东至滨海地区约为40万平方公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还有贝加尔湖以东以南等地域，其面积总数为300多万平方公里。

西部高原文化，主要包括今西藏（123）、青海（72）、云南（39）、贵州（18），总面积共252万平方公里，还有川西、甘南等高原地域；另从高原地域看，青藏高原（250）、云贵高原（50），总数亦约为300万平方公里。

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明清盛时的地理范围，包括今黑、吉、辽、冀、津、鲁、苏、沪、浙、闽、粤、桂等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即从鄂霍次克海、鞑靼海峡、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的沿海地域，及今台湾岛（3.6）、海南岛（3.4）、香港特别行政区（0.11）、澳门特别行政区（0.00329），以及南海诸岛屿—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直至曾母暗沙。海岸线长约两万公里。海岛及沿海的海洋文化，其领土与海疆的面积，本文不做统计^[6]。海洋文化虽非常重要，却从来没有在中央政权占据主导或主体的地位，而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文化族群又多缺乏海洋文化基因，海洋文化是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的文化短板，成为后来西方列强从海上打来屡次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

由上可见，森林文化就其历史地图而言，它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分量与重要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牵动华夏。

语言特征。森林文化地域居民的语言，基本上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圈，南部主要属于汉藏语系等，北部主要属于阿尔泰语系等。汉藏语系主要包括汉语、藏语、苗语、瑶语、壮语、土家语、彝语等；阿尔泰语系主要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草原文化地域，包括今蒙古语、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土族语、东乡语、裕固语（东部）等；满－通古斯语族则主要分布在东北森林文化地域，包括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蒙古语族与满－通古斯语族的地理界限，大致以大兴安岭为界（语言分区不是绝对的）—大兴安岭以东到海、外兴安岭以南到长城，主要是满—通古斯语族的森林文化范围。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虽有差异，但有时彼此基本可以听懂。有人经常问：皇太极的一后四妃都是蒙古人，他们怎么沟通、怎样交流呢？他们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语法相同，借词亦多，彼此之间，大体听懂。总之，东北森林文化的语言，主要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当然，也不是那样纯粹单一。

渔猎经济。森林文化的早期居民，居住地的选择是：面朝河湖，背靠山林，主要的生活资源—衣、食、住、行、用、贡，多取自于森林与河湖。其衣，以兽皮或鱼皮缝制，被称为“鹿皮鞑子”“鱼皮鞑子”；其食，吃兽肉、鱼肉、飞禽肉，或野果、野菜（蘑菇、木耳等），也是来自于森林、河溪；其住，定居，如撮罗子，以桦木和桦树皮为主要建筑材料；其行，舟船、爬犁是木结构的；其用，碗筷、器皿、摇车、盒包、渔猎器具也多是木制品；其贡，主要朝贡楛矢、人参、貂皮、明珠等，则都是木制、采集和渔猎的产品。所谓“使犬部”“使鹿部”，也是森林文化的产物。随着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跟外域经济文化的交流，森林经济逐渐多元化，包括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但在元、明、清时期，森林文化的经济形态是渔猎经济，这是同草原文化以游牧为主，农耕文化以耕织为主的重大区别。直到满洲崛兴之初，《满洲实录》记载：“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7]这说明森林文化之采集、捕鱼、狩猎仍是满洲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其基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文化宗教。森林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对森林、对大木的崇拜。《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8]这里的“大木”，《晋书·四夷》记载，肃慎氏视之为“神树”^[9]。直到清朝皇族的堂子祭祀，仍然是“堂子立杆大祭”。《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记载：“每岁春、秋二季，堂子立杆大祭，所用之松木神杆……砍取松树一株，长二丈，围径五寸，树梢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10]从其堂子祭祀图可见，就像是一幅森林的画图。《满洲源流考》也记载：“我朝自发祥肇始，即恭设堂子，立杆以祀天。”^[11]甚至在北京大内坤宁宫前也立神杆以祭神祭天。而在古代的日本，森林覆盖大地，寺庙祭祀的是“御柱祭”，这里的“御柱”就是树木，象征着森林。日本的寺庙，有的没有神，只有树木。有书记载：“日本的神社里有森林。在日本，可以没有森林的寺庙，不可能想象神社里会没有森林。”^[12]森林文化的宗教，同草原文化等一样，阿尔泰语系诸族在古代都信奉萨满教，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满洲等都亦然。其教名“萨满”就是从满语“saman”音译而来的。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从晚明至清，其文字为满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努尔哈赤主持、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13]。满文系借用蒙古文的字母，来拼写满语。满文为拼音文字，同汉文方块字不一样。西方人学满文，因都属拼音文字，比汉人学满文更容易一些。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二者在语言与文字上有较大的差异。

历史传承。森林文化，历史悠久。考古资料表明，早在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东北森林文化就已经产生。《后汉书》首列《东夷列传》，记载中原王朝与四周民族的关系、特别记载中原王朝与肃慎的关系：“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14]商周时肃慎、秦汉时挹搂、魏晋时勿吉、隋唐时靺鞨、宋辽金时女直、元明时女真，以及清初的满洲，文脉相承，连绵不断。

但是，上述中华文明的五种文化形态，特别是本文重点阐述的森林文化，主要是指其基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言，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孤立的、单一的、固化的，而是联系的、多元的、变化的。如中原农耕文化地域也有局部草原、森林，草原文化地域也有局部农耕、森林，森林文化地域也有局部农耕、游牧，海洋文化（如大的海岛）地域也有局部农耕、草地、森林等。

综上所述，中国东北森林文化作为一个历史文化范畴，既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则应有其学术文化的称谓，从而有利于学术研究。

二

中国东北森林文化的历史，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考古资料和口碑传说，本文不做讨论，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其兴盛衰亡、分合迁徙的文明史，从殷商到清末（1911年），大体分作三个阶段，发生三个千年变局。

第一个千年 主要是商、周。这段历史的一个特点是最高君主称王，如殷纣王、周文王、周武王等。东西周，八百年，加上殷商，大数算一千多年。我把这段千年历史称作王制或王国时期的历史。这个时期的政治中心，虽然诸侯名义上共尊周天子为国君，但西周天子在镐京、东周天子在洛阳—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尊王攘夷”，各自为政，相互兼并，彼此杀伐，实际上是政治多中心的。

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内部关系，在争变中融合，在融合中争变。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农作为食，以桑麻为衣，农桑为衣食之源。虽然还有畜牧业、手工业等多元经济，但是以农耕经济为主。

商周活动的中心区域，殷主要在今河南地域，周主要在今陕西、甘肃地域。周先祖名弃，号后稷，《史记》记载：弃好耕农，种稼穑，被帝尧举为农师。殷与周，两大文化板块进行碰撞与交汇。周武王会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讨伐殷纣王。牧野之战，双方各发兵七十万，结果殷兵大败。纣登鹿台，赴火而死^[15]。殷亡周兴，崛起于西北的周族，进入中原，确立统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6]周朝初期，封诸侯、建藩国、行世袭、食采邑，社会的权力与财产，既照顾先朝旧贵族的利益，更扩张当朝新贵族的权益，更新调整，重新分配。

周从殷纣灭亡，到周平王东迁，周的都城，因在西部，史称西周。西周末年，社会动荡，内乱外祸，政局不安，迁都到洛阳。从平王东迁，到秦的统一，周的都城，因在东部，史称东周。从此，周朝政治中心东移，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在东周时期，春秋也好，战国也罢，既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强凌弱，众暴寡，战争频繁，动荡不安。春秋五霸，各国之间，今日为盟邦，明日则为敌国。战国七雄，或合纵，或连横，“七雄虓阚，龙战虎争”^[17]。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立国自存，其图强争霸，关键所系，文化之争。

从文化来说，第一个千年历史，主要是中原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西周的战乱，东周的纷争，主要是八个文化圈，即北方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秦晋文化，南方的吴越文化、楚湘文化、巴蜀文化、南粤文化，在冲突、融合、对话、交流。上千年的交融，出现一个结果：秦统一六国，“六王毕，四海一”^[18]，车同轨，书同文，中原农耕文化一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与核心。新统合的民族本应称为秦族，嬴秦短祚，刘氏立汉，且秦皇焚书坑儒，得罪儒生，而儒生又有话语权，中原人开始不称秦人，而自称汉人，标志着汉民族形成。

这一千年，殷商甲骨文，周朝钟鼎文，商周青铜器，西周石鼓文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华夏珍宝。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诗经》的情志，《周易》的智慧，《孙子兵法》的谋略，屈原的《离骚》，诸子百家，竞相争鸣，思想精华，令人惊叹！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放射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光华。但是，在这场文化大交融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周殷牧野之战，“血流漂杵”^[19]。秦赵长平之战，秦武安君白起斩级、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五万人^[20]，可谓惨烈至极！这段历史，极不平静。付出与收获，碰撞与融合，阴阳交替，相辅相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21]中原农耕文化融汇的艰难历程表明：历史在曲折演进，欢歌伴随着悲怆。

这个时期，东北森林文化的肃慎，已同中原王朝有往来。《尚书》《大戴礼记》《国语·鲁语》《山海经》《竹书纪年》《汉书·五行志》等都有“肃慎”或“息慎”同中原王朝来往的记载。《尚书》里说：“武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22]《史记·五帝本纪》尽管有传说的元素，但有肃慎的传说和记载。书里的“息慎”，其“集解”引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23]肃慎又称稷慎，《周书·王会解》曰：“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孔晁注：“稷慎，肃慎也。”但是，《史记》和《汉书》虽都留下美妙动人的故事^[24]，却没有为肃慎列传，直到《后汉书》才出现《挹娄传》。这说明此期森林文化在中华文化圈里，虽有交往，屡见记载，却因山河阻隔，尚处边缘状态。

第二个千年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到后梁贞明二年，即辽太祖神册元年（916年），共一千一百三十八年，大数算也是千年。这个千年间，除中原地区继续农耕文化交融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秦汉与匈奴和隋唐与突厥的交融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个时期文化冲突，一个重要特点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冲突，前期对匈奴，中期对鲜卑，后期对突厥—都是汉藏语系文化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这个千年，《史记》有《匈奴传》（上下两卷），《汉书》有《匈奴传》，《西域传》（上下两卷）共列五十一节；《后汉书》则有《西域传》《南匈奴传》，这些说明匈奴与西域在此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此期有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出现西汉、东汉、西晋、隋和唐五个统一的朝代。当朝的政治中心，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东汉在洛阳，都城的变迁，沿着黄河中游、渭河干流地域在东西摆动，但摆动的重心在长安（今西安）。

秦始皇连接六国长城而为万里长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守长城，又派长子扶苏监兵，主要是防匈奴。秦亡的直接原因是农民军的揭竿而起，间接原因则是劳民修长城、重兵防匈奴。否则，蒙恬率大军对付陈胜、吴广，扶苏在始皇身侧，那么，陈胜之兵与赵高之谋，均恐难以遂其所愿，历史会是另一种局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秦亡于匈奴。秦亡汉兴，亦有悲歌：“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25]这说明当时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冲突之激烈。西汉，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大战匈奴；东汉，“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今北京郊区），（张）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26]。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唐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都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政治之果。

这一千年，文化繁荣，气势博大，世人震撼。万里长城，阿房宫殿，秦陵兵马俑，汉墓马王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汉赋，王羲之的书法，阎立本的绘画，李杜的诗篇，大唐的宫殿，敦煌壁画，龙门石窟，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盛大光明，东西交流，景况空前。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放射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道光华。但是，在这场文化大交融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王昭君的出塞和亲，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木兰从军的传说，文成公主的故事，既奏着民族融合的乐章，也含着贵门闺秀的悲歌。东晋时的衰微，南北朝的离乱，也都是这场融合的记忆。

蒙古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经过千年的文化冲突、聚合，草原文化冲突风浪虽暂时平静，森林文化冲突却波澜又起。

早在汉代，史有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27]今黑龙江双鸭山地区，挹娄村落遗址，村屯房屋，星布遍地。几乎每个小山丘，就是一个村落^[28]。虽文献记载不足，但可以看出一个文化发展的脉络来，就是这个文化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这么文脉承续下来的。

此期，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有大量的记载，如《淮南子》《三国志·魏书》《北齐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这个时期，由于森林文化的重要，相继在《后汉书·挹娄传》《三国志·魏书·挹娄传》《晋书·肃慎传》《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以及《隋书·靺鞨传》《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等均有专门记载。

这个千年，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三件大事，值得关注：

其一，慕容儁在蓟城建都。鲜卑人居于大兴安岭到西辽河流域，当属于草原文化与森林文化的交汇区，也临近农耕文化区。西晋时，曾封鲜卑慕容部酋长为将军、都督。慕容部人皮肤细白，晋士族多买其妇女作婢妾，就连东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苟氏也是慕容部人。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前燕主慕容儁从龙城（今辽宁朝阳）向南进兵，夺得幽州，攻入蓟城。元玺元年（352年），慕容儁即皇帝位，定蓟城为国都，并修宫殿、建太庙、册皇后、立太子，是为北京史上少数民族首次在北京建都。慕容儁想组成一支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军，南进争雄，未果身死，在位十一年^[29]。蓟城作为前燕国都，仅八年。前燕鲜卑人慕容儁迁都蓟城，是含有森林文化元素的民族第一次在关内北京建都。这是东北森林文化进入中原政治舞台的历史信号。

其二，大祚荣建立渤海政权。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唐初时，率众徙居营州（今辽宁朝阳）。武则天时，又率部北居古挹娄之地。唐圣历元年（698年），在今吉林敦化地区，自立政权，初称震（一作振）国，后称渤海。后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唐先天二年（713年），唐遣使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册封为渤海郡王。祚荣遣子入侍，后每岁遣使朝贡^[30]，辖区盛时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渤海政权，书载：“渤海诸王，受唐封号，朝贡不绝。”^[31]唐天显元年（926年）被辽所灭。渤海政权雄居一隅，存在二百一十四年，表明森林文化内涵力量之强大所在。

其三，安禄山在范阳建东都。唐天宝十四载（755年），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从范阳（幽州）起兵反唐，揭开了东北方少数民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序幕。安禄山起兵范阳（幽州），拥十五万众，号二十万，步骑南进，烟尘千里，所过州县，望风瓦解，不久占领东京洛阳。第二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以范阳为东都^[32]。安禄山分兵攻入西京长安，唐玄宗偕杨贵妃仓皇出逃。安禄山次子安庆绪杀安禄山后，自立为燕帝。唐军收复长安，东击洛阳。安庆绪败弃洛阳后，被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以范阳为燕京。史思明夺取洛阳后，又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再自立为燕帝，兵败后退回范阳。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的范阳守将李怀仙等降唐，史朝义兵败途穷，“缢死医巫闾祠下”^[33]。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的战火，由范阳点燃，又在范阳熄灭。此后，藩镇割据，直至唐亡。

鲜卑人慕容儁建南燕，发其端；靺鞨人大祚荣建渤海政权，继其后；东胡人安禄山建大燕，破长安。森林文化元素，跨越黄河，抵达长安，影响深远。

以上慕容儁、大祚荣、安禄山发出的三个历史信号表明：东北森林文化要进入中原，同中原农耕文化进行较量、聚合与交融。

三

第三个千年 从北宋、辽、南宋、金、西夏、元、明、清，历经八代九十帝，共九百九十六年，大数算也是千年。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继续融合，东北森林文化登上中原历史舞台。清朝的建立，标志着森林文化在中原文化中取得主导或主体的地位。先是兼具草原文化与森林文化的契丹建立辽朝，继是森林文化的女真建立金朝，均占有半壁山河。而后，蒙古崛起，铁骑劲旅，驰骋欧亚，入主中原，建立大都。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建立了明朝，明后又衰落。努尔哈赤举着“七大恨告天”的民族旗子起兵，满洲崛兴，定鼎燕京，则是这次文化大碰撞的集中展现。这个时期，政治中心，南北摆动，北宋都汴梁（今开封）、南宋都临安（今杭州），辽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后迁中都（今北京），元先在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后迁大都（今北京），明初都金陵（今南京）、后迁都北京，清初都盛京（今沈阳）、后迁都北京，南北摆动，但以北京为重心。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形摆动的特点。

千年文化，发生巨变。大碰撞，大融合，大代价，大发展，活字印刷，天禄琳琅，《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皇舆全览图》《乾隆京城图》，宋元善本古籍，内阁大库档案，《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千里江山图》《姑苏繁华图》，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明清宫殿，三山五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两宋美瓷，元青花瓷，明宣德炉，清珐琅彩瓶，苏州刺绣，扬州漆器，江宁云锦，杭州丝绸等，争奇斗艳，竞放奇葩。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天祥之丹心，朱元璋之义旗，袁崇焕之磔死，史可法之壮烈，顾炎武之气节，张煌言之英魂，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悲剧，还有《桃花扇》之血泪，都是这段悲壮历史的血泪实录。”^[34]

历史是胜利者与失败者、融化者与被化者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各个民族之间，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中原核心，一统政体，出现了中华大一统局面。具体映现，略举五例：

第一，国家版图一统。中华版图出现汉、唐、元、明、清等朝的大一统局面。其中，汉唐时期的千年，主要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森林文化或短暂、或局部地登上中华历史一隅舞台，但没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占主体或主导地位。元明时期虽然也有草原文化参与，但总体说来，处于过渡状态，即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的交替、过渡阶段。清代森林文化登上中华文明舞台，出现版图大一统的新局面。

清朝时期，中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的大融合，中华版图空前大一统，并由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版图大致是：东起大海，东北到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北自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西达萨雷阔勒岭，西南到喜马拉雅山，南至曾母暗沙，东南到台湾及其以东岛屿，南北跨纬度约50°，东西跨经度约70°，总面积约为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比欧洲还大些。中央政权对所辖版图任命官员、驻扎军队、巡边卡伦、征收赋税、科举应试、定期朝觐等，都是大一统的例证。

第二，民族多元一体。清朝民族认定，比较粗疏。大凡现今中华五十六个民族，清朝时都生息在中华大地上。清廷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在中华皇朝史上，是比较得当的，各民族更加聚合、交融；但也有满洲民族特权、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这成为清末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一大原因。

早在汉代，中原地域，农耕民众，称谓汉族。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重新统一，出现中华的新概念。如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5]

匈奴、蒙古的历史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原王朝的君主。元蒙短暂统一，不久退回大漠。明朝蒙古强大时，正统己巳和嘉靖庚戌，两度叩打京师大门，又饮马鸭绿江，游牧天山西。其时女真人也受蒙古贵族的统治或奴役。森林文化主导中华大地后，天命和崇德时期的漠南蒙古（内蒙古），康熙时期的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乾隆时期的厄鲁特蒙古（西蒙古），繁难蒙古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36]明朝修长城为防御蒙古，清朝蒙古则成为抵御外来侵略的长城。“明修长城清修庙。”康熙帝说：“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赖有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若有变动，或在中国，蒙古断无此虑。”^[37]

清末民初，外蒙古有人要闹独立，蒙古贤达指出：“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推移。”^[38]

新疆虽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唐朝设安西都护府，但清朝先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管辖，继设新疆省，同内地一体管辖，用制度维系多民族的一体化。(www.daowen.com)

西藏至晚于元已然归属朝廷，继明之后，清廷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实行金奔巴瓶掣签制，藏民融入华庭。

其他西北、西南、东南诸少数民族，经改土归流，行文化融合，也都融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大家庭中。

总之，中国各个民族，尽管语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生态不同、历史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但是经过三千多年的三个时期的变局，到清末民初，已经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第三，语言两系一构。前已述及，中华五十六个民族，概要地分属于两大语系，即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在清代随着森林文化的入主中原，不同语系、不同语族的旗民，都生活在大中华之内，彼此交融，相互影响。乾隆时编修的《五体清文鉴》^[39]，即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五种文字对照合编，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融汇的佳证。

第四，文化多元融合。满洲入主中原后，极力学习汉文化，促进满汉文化融合。由于都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展示台，因此多民族文化融合集中表现在都城文化上，下举四例，以做证明。

第一例，蒙古都城规划特色。元建大都，把蒙古草原文化带到大都，并体现在大都城的规划上。其一，太液为主，宫殿为客。大都城的布局，中心是太液池，其东岸为大内（皇宫），西岸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三组宫殿环围太液池而鼎足布设。这种格局的文化原因是，对游牧民族来说，“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40]，随四时迁徙，逐水草移居，所以蒙古人视水草如生命，蒙古包选地也多在水边。明朝农耕文化的北京宫殿则相反：宫殿为主，太液为客。将皇宫用高墙围成紫禁城，西苑只是作为帝后游憩、娱乐之地。其二，宫殿建筑，取围帐式。蒙古人居住的蒙古包，有单体式、集合式和院心式等类型。王公贵族居住的蒙古包，呈院心式—中心设大帐，环列设小帐，再外有围垣。这种建筑形式映现在宫廷主要建筑上，宫与殿之间，加筑围廊和角楼，形成周庑角楼制^[41]。史载：大明殿“周庑一百二十间，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楼四间，重檐”；延春阁“周庑一百七十二间，四隅角楼四间”^[42]。这表明元代主要宫殿都有周庑及角楼。大都宫殿周庑角楼之制，既是中原农耕文化宫阙廊庑传统的继承，又是蒙古草原毡帐行止在宫殿建筑上的反映。其三，建筑装饰，崇尚绿色。如紫檀殿，“草色髹漆”；宫殿丹墀，种植青草；兴圣宫“丹墀皆万年枝”，即种松树；典型的是今北京北海万岁山（琼华岛），山绿、水绿、树绿、草绿、石绿、殿绿，成为一片绿色世界—这是蒙古草原文化在大都宫苑建筑色彩的鲜丽体现。

第二例，满洲改变宫殿规制。以皇宫坤宁宫为例。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寝居的正宫，共九间。清将其按照盛京（沈阳）清宁宫的格局加以改建，使中部和西部成为萨满祭神的场所。正门开在偏东一间，其东北角隔出一小间，里面安置煮肉的三口大锅，外面有杀猪、打糕（供品）的用具；宫内东边两间暖阁留作皇帝大婚临时居住的洞房；中间四间为祭神场所，北、西、南三面有连通大炕；西边一间存放佛像、神像、祖宗板子及祭祀用品；两端各有通道一间。窗户改明代菱花格窗为满洲式直棱吊窗，窗纸糊在窗外。门前有祭天神杆（索罗杆子）。祀日，在宫内杀猪、煮肉、献礼。奉猪颈骨及猪胆、肉、米于索罗杆顶的斗内。礼成，帝、后等坐在炕上受胙肉。宫殿的西暖殿后墙外，按关外习俗，矗立起烟囱，为煮祭肉时出烟之用。

第三例，兴建皇家园林。清朝开国帝王，长期生活在关外，过着森林文化生活。他们喜动不喜静，耐寒不耐热。摄政王多尔衮曾说过：北京春秋尚可，暑夏溽热难耐^[43]。他要在塞外建避暑的喀喇城，既能避暑，又能狩猎。但是，事未成，身先死。顺治帝在位时间较短，常在南苑狩猎，或到京东游幸。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比较安定，府库财力充裕，造园经验丰富，满洲崇尚骑射，兴建避暑、狩猎、游乐、理政的皇家园林，从而使京师皇家园林有新的开拓，尤其是“三山五园”的建设，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明珠。承德避暑山庄，则成为清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政治象征。

第四例，整合中华文化。以军事征服文化者，而被其文化所征服。满洲入主中原，提供新的实例。满洲以弓马得天下，又被农耕文化所融合。康、雍、乾、嘉等朝，集中全国文萃，汇集京师，整理编纂册籍，敕撰百余种，十万余卷。其中，辞书《佩文韵府》（444卷）、志书《一统志》（500卷）、《全唐诗》（900卷）、《全唐文》（1 000卷）、《古今图书集成》（10 000卷），还有《满文大藏经》《四库全书》《皇舆全览图》《乾隆京城全图》《五体清文鉴》等。

整理《无圈点老档》（又称《满文老档》《旧满洲档》《满文原档》），其原本40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廷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

这样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经过三千年交融，其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进一步交融，出现中华大一统的局面。

但也有冲突。满洲文化推崇“国语骑射”，也推行满洲服装与发型，这就发生“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文化冲突。所以满汉文化有融合面也有冲突面。开始，努尔哈赤是强力推行满洲文化，遇到强烈反抗，如往井里投毒、暗杀、民变。皇太极时做了一些调整，多尔衮时矛盾又加突出，康熙时再逐渐缓和。有人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得以延续，清朝的文化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五，经济多元一主。满洲能够在中原站住脚，跟其文化四元性特点有关。满洲的渔猎经济，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融合赫哲、鄂伦春等民族，并建立起巩固的统治；满洲的牧业经济，跟蒙古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还属于共同语系，建立起满蒙婚姻、军事、政治与文化的联盟；满洲的农耕经济，到了中原地区跟汉族农耕文化结合，始能稳住，后能巩固，长达二百六十八年。

中国到清朝康、雍、乾时代，出现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中华文化空前大融合。在明清盛时，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地区面积约四百万平方公里，而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其面积也各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再加上沿海地区及岛屿，还有其他地区，展现了总面积达一千四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中华版图。中华文化以强大的包容性，融汇了上述五种文化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保证了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中断，也为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储存了丰富的中华元素。大长城、大运河、大故宫则是中华文化分别在三个千年变局中，向世界文明贡献的三大厚礼。伟大的中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化将多种文化的江河，汇聚成为中华文化的海洋。

总之，中国有文字记载三千多年历史，经过三个千年大变局，进行三次文化大交融—第一次主要是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森林文化处于边缘状态；第二次主要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森林文化发出进入中原的历史信号，同时农耕文化内部也在交融；第三次主要是森林文化入主中原，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的大交融。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在两种语言体系交融中，亦霸道、亦王道，亦友好、亦争斗，友好并不排斥争斗存在，争斗也不阻隔交汇融合，呈现着文化的包容性、吸纳性、多元性和创新性，开出中华文化之花，结出中华文化之果。三个千年变局的实质是由变而合，由合而大，最终统合为大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骙骙健行。三个千年变局所形成统一多民族的持久稳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本文原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个别文字有所改动。）

【注释】

[1]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题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高原文化曾建立过区域性政权，如吐蕃、南诏，未建立过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

[3]苏祖荣、苏孝同、郑小贤：《森林文化及其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载《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4]宋德金：《东北地域文化三题》，刊《光明日报》2009年7月14日；田广林：《辽海历史与中华文明》，刊《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9日。

[5]括号内的数字，以万平方公里即万平方千米为单位，下同。

[6]盛清时新疆约有215万平方公里（今新疆16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地域文化类型，有学者认为：北疆为草原文化，东疆和南疆为农耕文化。今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国接壤，陆地边境线长5600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四分之一。

[7]《满洲实录》卷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37叶。

[8]《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2819页。

[9]《晋书》卷九七《四夷·肃慎氏》，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534页。

[10]《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86年，第18叶。

[11]《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八，商务印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005年，第1页。

[12][日]梅原猛著，卞立强、李力译：《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第34页、第129页。

[13]《满洲实录》卷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2叶。

[14]《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挹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2808页。

[15]《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24页。

[16]《诗经·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

[17]《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4227页。

[18]杜牧：《阿房宫赋》，《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9]《尚书》卷一一《武成》，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第184叶。

[20]《史记》卷七三《白起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2335页。

[21]司马迁：《报任安书》，《昭明文选》卷四一，世界书局影印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第578—579页。

[22]《尚书》卷一八，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第236叶。

[2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43页。

[24]《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25]《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2992页。

[26]《后汉书》卷三一《张堪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1100页。

[27]《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2812页。

[28]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滚兔岭遗址发掘报告》，载王学良主编：《荒原觅古踪》，双鸭山市文物考古资料汇编委员会印本，2008年，第11—24页。

[29]《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842页。

[30]《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大祚荣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360—5363页。

[31]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上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印，1982年，第149页。

[32]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33]《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附朝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6434页。

[34]阎崇年：《大故宫3》，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16页。

[35]《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二年（638年）五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

[36]《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初七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7]《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

[38]《西盟会议始末记》，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年（1913年），第43页。

[39]《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

[40]《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354页。

[41]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页。

[4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中华书局，1959年。

[43]《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九，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