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所论述“分”的几场大战，其根何在？ 其源何在？ 这是需要分析和讨论的。我曾在《正说清朝十二帝·努尔哈赤》中说过：

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27]

那么，努尔哈赤为“光宣哀世”埋下的基因是什么？这个“基因”就是“分”。总之，清朝之亡，则亡于分。简要分析，列举三点。

第一，文化裂分，体制弊端。在中国帝制时代，府县存在的普遍问题，在于督抚；督抚存在的普遍问题，在于六部；六部存在的普遍问题，在于体制。《尚书·吕刑》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28]但是，这个道理，反过来说，一人昏乱，兆民遭殃。所以，文化统合，首在庙堂。

清朝是皇权专制体制，为什么同样体制下，前期朝气蓬勃，后期矛盾丛集？这要分析皇权核心的结构问题。清朝最高权力核心的结构是，在皇帝之下，其实权所在，是为“八大臣”，即议政王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辅政大臣、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其前五大臣，全是满人，几乎全是满洲上三旗的，虽有个别例外，但绝没有汉人。其后三大臣中的辅政大臣，如康熙初四辅政大臣虽是满洲异姓军功贵族却都是上三旗的，同治初八大臣，首辅必定是满洲上三旗的，且是亲王兼领的，同、光、宣三朝则都是亲王辅政或摄政；而军机大臣的首席军机大臣几乎全是满人，汉员只是陪衬而已；大学士在康熙一段时间，全是满洲上三旗的。这个体制从天命元年（161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运行二百九十六年，历朝延续承袭，没有根本变化，但国内文化状态已发生巨大变化，世界民主潮流也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个皇权专制体制，没有反映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形态的分别权益和总体状态，并在向相反方向继续滑行。

那么，在清朝“三祖三宗”时期，尽管他们也做了许多错事，但总体上还是清醒的、明智的、杰出的、勤政的，所以才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其后，如慈禧、慈安、隆裕三太后，则反然—不懂工、农、兵、学、商，自己没有文化、没有政略、没有胸怀，领着三幼帝，即六岁同治、四岁光绪、三岁宣统，且被昏庸无能、狂妄腐朽、庸愚无能的满洲宗室贵族簇拥着，应对国内四亿民众期盼、国际列强虎视眈眈威逼，怎能不败，怎能不亡？

《清史稿·诸王传》论道：国初开创，诸王是赖；康熙行师，诸王典兵；雍乾谅暗，亦领诸王；嘉庆之初，亲王军机；同光宣朝，亲王摄政。“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论者谓有天焉，诚一代得失之林也。”^[29]清之亡，不在天，得失之林，在于庙堂。是清朝之大厦，已经柱倾梁歪，稍有风吹雨打，借因轰然倒塌！

第二，文化裂分，八旗弊端。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基本社会制度。我说过：“清朝兴也八旗，清朝亡也八旗。”^[30]清朝兴起，开创天下，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适应当时战争需要，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清军入关之初，要安置八旗官兵及其眷属的吃饭和住房两大问题，多尔衮实行“圈地”“占房”和“钱粮”等政策，既是胜利者八旗制所使然，也是在当时不得已而为之。

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他们在圈占土地、占居房子和领取钱粮等之后，处于和平环境，应当随时而变，酌情顺势，进行改革，但“率祖旧章”，凝固不变：定旗份、定身份、定佐领、定住地、定土地、定钱粮、定婚姻、定职业等，把旗人圈在满城里，妨碍了文化融合。久而久之，旗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种文化封闭，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融合，而且异化了整个旗人群体。旗人逐渐形成一个不工、不农、不商、不学的寄生性社会群体（个别或少数人例外）。这个支撑清帝国大厦的基础和梁柱，基础松软，梁柱朽坏，大厦倾覆，在所必然。

第三，文化裂分，海洋短板。清朝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局势，发生剧变。文化统合，还要外向，面向世界。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面临新的问题，不仅存在着中华五种文化形态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而且面临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清朝康熙帝难能可贵，还算了解、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舆图学、人体解剖学等知识，但仅是个人行为，没有形成国家政策和社会法制。而后，人亡政息，刚打开一扇了解西方的窗户，又被关上。在乾隆时代（1736年—1795年在位），西方世界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为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翌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三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世界开始新时代、新潮流。而后，有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

此前，康熙帝晚年提出“持盈保泰”^[31]。乾隆帝则一再重复“持盈保泰”或“保泰持盈”，甚且言“瑞叠祥骈，持盈保泰”^[32]。在《清高宗实录》里，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出现二十七次之多。其扬扬自得，跃然于纸上。

但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三日，英使马戛尔尼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他自称“天朝统驭寰宇”^[33]，“天朝抚有四海”^[34]，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35]等言。清朝没有打开对外文化交流之门，而是紧紧关闭着。

在前述中华五种文化形态中，海洋文化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过大的政权，而且历来皇朝都对之重视不够^[36]。以辽、金、元、明、清来说，这五朝的帝王，只知金戈铁马，或兴农桑水利，不懂海洋文化，不做海上御守。他们都没有海洋文化的基因。清朝执政者受着森林文化影响，长于骑射，短于航海；海洋文化，不被重视。康熙帝算是有先知之明，他预见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说：“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37]

康熙帝指出问题，已属英明；但没有制定制度、方略和措施，且被其子孙遗忘，出现道光皇帝问“到英国骑马要多少时日”的笑柄。此期，西方正在崛起，而在中国，果然后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以及民国时期的日军侵华，都是从海上打来的，中国吃了大亏！这是一条刻骨铭心的血的历史教训！“人类历史开始了在天上和海上开拓与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短板的启示是：发展海洋文化，建立强大海军，建设海上强国，制定海洋方略，这既是中国历史的教训，又是清朝历史的殷鉴，也是中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奔腾的潮流。”^[38]

总之，文化统合，不断日新。文化统合，特别是满洲森林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之间，需要不断统合、不断求新。《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随着时间推移、地域变化，而不断变化、不断深化。

文化统合，历史可鉴。辽、金、元的史鉴，前面已述。明朝，没有处理好文化统合，最后被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39]所取代；清朝后期，没有处理好同汉人的文化统合，最后被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40]所取代。

所以，文化统合，事关大体。康熙帝处理得好些，就出现“康熙盛世”；慈禧太后处理得差些，就最后丧失了政权。

但文化之统合，应当辩证地看：中华文明五种文化—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如在汉代，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并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在元代，以草原文化为主导，仍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在清代，以森林文化为主导，也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简言之，五千年来，虽有时以某种文化为主导，但始终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在五种文化之间发生碰撞与统合时，碰撞表现为排他性，统合表现为吸收性。所谓“汉化”或“满化”都不是客观历史的科学概括，因为在“统合”时，并非全面接纳、吸收，也并非完全排斥、否定，而是经过咀嚼、消化、吸收、排泄，在“化”的过程中，是在互相吸收、互相融化，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也有人把这一状态称作“互化”。所有提法，都有不足，只是在表述中，尽量少些情感因素，多些理性智慧。

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纵观历史，满洲从森林文化走来，经历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猛哥帖木儿算起，到道光中期为止，约四百年—四个百年，四大巨变：这就是百年磨难、百年生聚、百年勃发、百年衰落。这算是一个历史轮回。从地球上看，天上没有不落的太阳。人类的各家族、各集团、各族群、各国家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不妨用两只眼睛、而不是用一只眼睛，看满洲兴盛衰亡的历史—磨难既是痛苦，也茹涵转机；生聚既是前进，也同存艰苦；勃兴既是胜利，也潜藏危机；日落面临黑夜，也孕育光明。所以，森林帝国的历史启示—一个国家崛兴和强盛的基本经验是：以文化之“合”，求国家之“一”。

综上，这就是对本文开篇所提“赫图阿拉之问”的一个简短粗浅的回答，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注释】

[1]吴晗：《明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71页。

[2]［日］冈田英弘，宋玉彬译：《从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袭》，台湾商务印书馆，2018年。

[3]《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8494页。

[4]《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1367年）十月丙寅，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0叶。

[5]《清史列传》卷四《额亦都》，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第175页。

[6]《清史稿》卷二二五《额亦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9178页。

[7]明“三王之叛”指的是汉王高煦之叛、安化王寘之叛和宁王宸濠之叛。

[8]《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九九，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9叶。

[9]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中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9页。

[10]安亲王岳乐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第四子。(www.daowen.com)

[11]康亲王杰书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之第八子祜塞之第三子。

[12]顺承郡王勒尔锦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之第三子萨哈璘之子勒克德浑之子。时遭康熙帝斥责：“王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以自灭？”（《清史稿·康良亲王杰书传》）

[13]简亲王喇布为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第六子济尔哈朗之第二子济度之第二子。

[14]《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五八，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壬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7叶。

[15]庶姓贵族，为满洲非爱新觉罗宗室贵族，一般满洲姓氏中的军功贵族。

[16]《清史稿》卷二五五《马进良传》。

[17]彰泰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之第四子岳乐之子博和托之子，贝子爵位。派彰泰统军获得剿灭吴三桂叛乱之功，旨在显示清皇室之功勋。

[18]《清史稿》卷二五五《赵良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第9775页。

[19]这约等于当时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致乾隆后期盈余银约七千八百万两花光，并使国库为之严重亏空。

[20]《清史稿》卷三四七《包相卿传》。

[21]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87页。

[22]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398—400页。

[23]有学者算为十四年。

[24]中国史学会主编：《贼情汇纂》卷十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91页。

[25]《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七九，第16—17叶，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戊子（十三日）记载：恭亲王奕“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同时军机大臣均免职。

[26]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于西苑南海瀛台（或在颐和园玉澜堂），终死前不得自由。

[27]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004年，第2页。

[28]《尚书正义》卷一八，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24叶。

[29]《清史稿》卷二一五《诸王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8936页。

[30]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17年，第321页。

[31]《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五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叶。

[32]《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〇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一月辛亥，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5叶。

[33]《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九〇，乾隆四十年（1775年）九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1叶。

[3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4叶。

[35]《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己卯，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5叶。

[36]中国已在宁波余姚地区井头山遗址，发现8000年以前海洋文化遗迹，但后来没跟上时代的发展。

[37]《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〇，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1叶。

[38]阎崇年：《阎崇年自选集》，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39]《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台湾广文书局影印，1970年，第30叶。

[40]《中国同盟会章程》第二条，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