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建立清朝并巩固其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清朝“以小治大”的主要原因是文化统合。

在农区，面对中原农区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约一万万人口的农耕文化族群，历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如何对其统治，且能长久巩固？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强力推行满化政策，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演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文化悲剧。在顺治朝，整整花了十八年时间，才将“南明四王”和“李张及其余部”势力平息。到康熙朝，执政者总结关外六十年、入关十八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出大的政策调整：总的做法是文化统合，采取多种措施，实行多种政策，如停止圈占土地，实行开科取士，荐举博学鸿儒，学习汉语，尊孔读经，重视农耕，兴修水利，逐步同农耕文化融合。社会矛盾逐步缓和，中原汉人逐渐统合。到康熙中后期，推行礼法，社会安定。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息“三藩之乱”，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民变”，约百年间，中原地区没有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这在中国帝制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出现“康乾之治”。本书第十二章《鼎盛：康乾之治》，于此做了简要阐述。这表明，森林文化同农耕文化统合取得成效。

在林区，清入关前，森林文化已经全部统合，清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实行军府制、府县制、部落制、姓长制等，进行有效的管辖。

在牧区，匈奴—突厥—蒙古是历代帝制社会难解的问题。清执政者经过“三祖三宗”六代一个半世纪，才算把蒙古问题解决。在亚洲地区的蒙古全部归属清朝，实现了对草原文化的统合。

在高原区，通过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重教尊俗、在藏驻军、设驻藏大臣，并依法执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对高原文化统合，亦有明显之成效。

在沿海暨岛屿海洋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设府置县，科举取士，后设立台湾省。清盛时从黑龙江入海口、库页岛（萨哈林岛），沿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直到曾母暗沙，实现海洋文化统合。

清定都北京后，由“以少胜多”，转变为“以小制大”，经过“康乾之治”的文化统合，在汉、满、蒙、疆、藏、台等地区，重俗尊教，因地制宜，逐渐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统合。书中所述五个文化圈，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0%、土地的90%以上。清帝成为中华共主。清廷依靠“文化统合”而得以国祚绵延二百六十八年。

历史两个对比，事情看得更清。

第一个对比，是同辽、金、元比。

清与辽比，清为何能入主中原，不再是半壁河山？因为清军入关前，整个东北，全部统一，完全统合，是其一块巩固的后方，直到清末，未有改变。但辽不同，它的版图类似香蕉形，南有大宋，北有女真，西有西夏，始终处在三面受敌的态势；特别是没有统合生女真，所以南进有后顾之忧，而未能成为一统江山，最终被其后方生女真所建的金所灭亡。

清与金比，女真建的金进入中原后，南对南宋、西对西夏、北对蒙古，后来曾三个拳头同时出击，自削自弱；更没有统合蒙古，又有后顾之忧，而未能完成一统江山，且最后被蒙古吞灭。

清与元比，有相似之处，就是蒙古进入中原前，后方问题已经解决，移祚大都后，统一中原；但也有不同：元定鼎大都后，未能文化统合，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碰撞激烈，矛盾激化，终被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4]所推翻。

第二个对比，是同汉、唐、明比。

以前六位君主在位时间来说—(www.daowen.com)

汉朝，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武帝五十四年，共一百二十年；

唐朝，高祖九年、太宗二十三年、高宗四十四年、中宗六年、睿宗五年、武则天十五年，共九十二年；

明朝，太祖三十一年、惠帝四年、成祖二十二年、仁宗一年、宣宗十年、英宗十四年，共八十二年；

清朝，太祖十一年、太宗十八年、世祖十八年、圣祖六十一年、世宗十三年、高宗六十年，共一百八十年。

清朝如果从顺治至道光六朝，则为二百零八年。在上述四个大一统皇朝中，被史家称颂的汉朝“文景之治”为三十九年，唐朝“贞观之治”为二十三年，明朝“仁宣之治”为十一年，清朝“康乾之治”则为一百一十四年。汉、唐、明的三个“之治”都很难得，也很重要，但时间较短，其平均时间不到二十五年；清的“康乾之治”却有一百一十四年之久。清朝前六位君主在位时间长，其“之治”时间也最长，这应是清朝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一大重要原因。

综上，满洲以区区十万军队，漠漠数十万部民，入主中原后，能长期执政，应是多因一果，但其根本原因是文化统合。满洲入主中原后，不仅将汉族农耕文化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范围，而且将满、蒙、疆、藏、台都纳入中华版图，呈现盛清领土约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局面，实施长期、全面、有效、稳定的统治，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使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长达二百六十八年。

就其文化因素来说，森林文化部民，与一帐一户的草原游牧生活、一家一户的中原农耕生活、一家一家的高原山居生活、一舟一船的海岸海洋生活，来做比较，森林文化的群体围猎，要有首领、要有协作、要有勇敢、要有智慧。这种长期生活、教育、训练，养成人们要有整体观念，要有协作意识。

“康乾之治”，因素固多，选其要素，关键在人。满洲崛兴，首在得人，得英杰之人，用贤能之士。《尚书·吕刑》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是个古老的话题。其实，没有时势，哪来英雄；没有英雄，哪来时势。在清代连续出现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含多尔衮）、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所谓“三祖三宗”共六代杰出君主，时间一百八十年。这在汉、唐、明、清四个二百年以上大一统皇朝中是个非常突出的历史现象。

一项历史宏业，一人杰出不够，要有团队、梦想、制度、方略。整个清朝，最高执政集团，有过矛盾，有过争论，但主体没有发生裂变。举一个史例。

努尔哈赤团队核心是五大臣、八大贝勒。其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刚毅骁勇，如一次率兵攻打巴尔达城，史载：“命（额亦都）督兵取巴尔达城，至浑河，河涨不能涉，以绳联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中兵猝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而还。”^[5]

额亦都之子达启，受清太祖养育宫中，尚公主为额驸，但恃宠而骄。一日，额亦都集诸子宴会，行酒之间，命执达启，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刃！”于是，“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报努尔哈赤请罪，努尔哈赤惊惋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6]努尔哈赤对宗室贵族、军功贵族、蒙古贵族和汉军贵族，能在四十余年中，上下契合，和衷共济，没有内讧，未生裂变，从而完成女真统一和奠基清朝的大业。

然而，汉有“诛吕事件”和“吴楚七国之乱”，唐有“玄武门之变”和“诛武事件”，明有“靖难之役”和“三王之叛”^[7]，清朝政权主体核心层没有发生军事变乱，并吸取汉、唐历史教训，既没有发生宦官之祸，也没有发生外戚之祸，重大体，顾大局。这同其狩猎经济、协作观念有重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