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本书叙事论人的时间跨度，自商周肃慎起，到乾隆中期止，约三千年；横观本书学术的视野地域，涵盖整个东北亚。以东北亚历史上的主体族群，即肃慎—满洲族系的发展、演变为线索，略作总结，试作回答。

满族之所以兴起并取得全国政权，原因固然多，择其关键，简而言之，是两个字：“合”与“一”，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世界事物，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定律，这就是—

分则小，合则大；

分则寡，合则众；

分则散，合则聚；

分则弱，合则强；

分则乱，合则治；

分则辱，合则荣；

分则败，合则胜；

分则否，合则泰。

本书内容贯穿一条文化脉络—是文化统合，还是文化裂分；重点论述森林帝国的历史启示—森林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由小到大，由分到合，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终以边塞小臣，君临中华天下。满洲逐渐发展成为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内事与外事、社会与族群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终于在明朝晚期崛起，心齐力一，善借天时，巧用地利，建立清朝，定鼎北京。

本书论述的文化统合，满族属于什么文化？我认为，在中华古代文明史上，主要有五种文化形态—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明朝的女真—满洲，是属于哪种文化形态？学者自有学术之见。

近一个世纪以来，三代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东北地域文化，同西北地域文化一样，都属于草原文化、游牧经济。例如：(www.daowen.com)

其一，二十世纪中期，著名明史学家、女真史学家吴晗先生认为：

东北建州部族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初期过着游牧生活，不善于耕种。^[1]

吴晗先生认为建州女真过着游牧生活，属于草原文化、游牧经济。

而后，认为东北属于草原文化、游牧经济，算作牧区的观点，相继不断，并有论著。甚而论断中华的历史就是农业区与牧业区碰撞与融合的历史。

其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教授的《从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袭》^[2]专著中，论断蒙古是游牧帝国似无学术争议，但论断满洲是游牧帝国，并是蒙古游牧帝国的承续，既缺乏史实依据，又缺乏逻辑论析，难以成立，值得商榷。

上述学术论断，既有其长，亦有其短—其长，是强调游牧文化的地位、作用与重要；其短，是忽视森林文化的存在、特点、作用与价值。

本人认为：中国古代东北地区，属于林区，为森林文化、渔猎经济，虽然还有其他文化元素，但不足以成为文化主体。为此，本书第一章《绪论》，概述本书基本理念，主要架构，重要论断。第二章《引言》提出“赫图阿拉之问”，也就是“历史之问”。在引出问题之后，第三章《中华文化地图》，描画出森林文化的自然区域、历史剖面和千年文脉。第四章《森林文化素描》，分作六个方面、列出二十一组史料—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宗教学等，论证东北肃慎族群属于森林文化、渔猎经济。这是本书“文化统合”的一个文化支点、一个学术前提。第五章《积淀：文化演进》，概述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的森林文化演进历史。森林文化的肃慎族系，经过约两千年的演化、积累，才在第六章《先声：渤海政权》，唐朝出现靺鞨建立的渤海政权。而后的千年，第七章《过渡：契丹建辽》，继契丹建辽为文化过渡之后，第八章《勃兴：女真建金》，女真建大金，成为森林文化第一个进入中原并有半壁河山的政权。肃慎族系经过三个千年的文化积累，第九章《南迁：明初女真》，才有了明代建州女真的大发展。这次女真族群大南迁，距离明朝政治中心更近，其意义深远，影响巨大。但是，建州女真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经过百年的南迁的磨难，又经百年的生聚积累，才有第十章《星火：起兵叛明》。这是女真史、明清关系史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而后，才有第十一章《崛起：森林帝国》，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建元天命、黄衣称朕。历史就是这样：既是自然的演化，又是逻辑的演进。

森林文化的主要族群，自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到满洲，一脉相承、绵延不断。渤海政权，大金皇朝，为其后来者贡献了范式、智慧、信心和勇气。满洲崛起，入主中原，成为清朝的主导（或主体）民族。从这里，可以看出森林文化逐渐发展强盛的历史文化脉络。

努尔哈赤兴起后，力量弱小、目标宏大—这是一个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变“力量弱小”为“力量强大”，这里，没有旁门左道，只有一条正道，那就是“合”，“文化统合”。本书第十一章《崛起：森林帝国》，阐述从明永乐到崇祯二百多年大明政权下的女真，一直在走着一条“合”的道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成功的历史经验就是“合”，“文化统合”。他们先是建州女真合，继是海西女真合，又是东海女真合，再是黑龙江女真合。他们一再强调：女真“族类同、语言同、水土同、居处同、衣冠同、习俗同”，要先实现女真的大统一。还有与习俗相同、语言相通或相近的其他族群合。进而，同漠南蒙古合，并建立八旗蒙古。这样，后金用满和蒙“两个拳头”对付明朝。此前，明朝集中举国之力，应对蒙古，依然发生正统己巳之变，明英宗做了蒙古的俘虏；再发生嘉靖庚戌之变，北京城门，白天紧闭。《明史·鞑靼传》曰：“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3]

明朝对付用一个拳头打来的蒙古尚且如此，对付满蒙联盟用两个拳头同时打来，崇祯帝如何招架得住呢！再后，大清统合辽东汉人，并建立八旗汉军，又同朝鲜结成“君臣之盟”。后金在东北等地建立了广阔而牢固的基地，约有四百万平方公里。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个拳头同时打向明朝，关内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多股农民军的力量，明朝便招架不住了。皇太极崩逝后，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佐顺治帝，抓住崇祯帝自缢和李闯王进京的历史机遇，统兵进关，又同吴三桂合。于是，满、蒙、汉三股强大力量，战败闯王，统兵入关，占领燕京。随之，打败李自成和张献忠及其余部，还灭掉南明“四王”。这既有历史之偶然，更有历史之必然。

满族取得全国政权后，面临“以小治大”的难题。作为森林文化的满族又是怎样巩固已得的政权，并统治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