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森林帝国:康乾之治及清朝疆域稳固

森林帝国:康乾之治及清朝疆域稳固

时间:2023-10-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清朝到乾隆中期,臻于文化全盛,出现“康乾之治”。万国来朝图 清代于疆域 清朝对所辖之疆域,到“康乾之治”时期,已经全面稳固、长期实际管辖。经过顺治、康熙(前期)约四十年的经营,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中原农耕文化地域,完全稳定下来,清朝确立了牢固的统治。在顺、康、雍、乾四朝的一百多年间,既保留渔猎经济特色,更融入农桑经济之中。

森林帝国:康乾之治及清朝疆域稳固

在华夏历史上,曾出现被历史学家称誉的汉朝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为三十九年;唐朝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明朝“仁宣之治”,仁宗在位一年,宣宗在位十年,合计十一年。以上三个“之治”总共七十三年,虽然可贵,却太短暂。清朝的“康乾之治”,包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康熙如从平定“三藩之乱”算起,有四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如从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山东白莲教王伦起事[37]为转折点,则有三十九年,以上总计为九十三年,创建出一个拥有草原区、森林区、农作区、高原区、海洋区五根经济文化支柱的大清帝国。清朝到乾隆中期,臻于文化全盛,出现“康乾之治”。这在汉、唐、明、清四个大一统皇朝中,时间最长,也难能可贵。

此间,主要表现在政治、疆域、经济、民族、文化五个方面:

于政治 实现国家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秩序比较协和安定。清朝实行“两京一庄”制,即北京、盛京和避暑山庄(含木兰围场)。北京为农耕文化的中心,盛京为森林文化的中心,避暑山庄(含木兰围场)为满洲与草原、高原文化交汇之夏都。

在上述近百年间,中原地区没有战争,而汉有“诸吕之变”、唐有“夺门之变”、明有“靖难之变”等。又如,社会犯罪率相对较低。康熙十六年(1677年)岁终决断死刑“不过十数人焉”[38]。这时,平定三藩之乱战争正在进行,统计数字不能反映全国实情。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全国统一,设十八个省,人口在一亿以上,全年死刑人数,“决一年之罪犯,减至二三十人”[39]。又如,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年)时,全国人口、粮谷数统计:“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八名口;各省通共存仓米谷三千九百七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五石三斗三升三合零。”[40]

总之,“康乾之治”成就了农耕、渔猎、游牧、高原、海洋等多元经济文化的大清帝国。

万国来朝图 清代

于疆域 清朝对所辖之疆域,到“康乾之治”时期,已经全面稳固、长期实际管辖。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农耕文化地域:主要是中原汉族地域。经过顺治、康熙(前期)约四十年的经营,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中原农耕文化地域,完全稳定下来,清朝确立了牢固的统治。此期,这一地域约有四百万平方公里。

森林文化地域:主要是东北满洲地域。明朝前期东北疆域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含库页岛)、暨乌苏里江到海,并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清太祖、太宗、顺治、康熙四朝,完全接管明代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辖域;并设立盛京(奉天)将军、吉林(乌拉)将军、黑龙江将军,实行八旗、府县、部落等不同管理体制,实行全面有效管辖。此期,这一地域约有三百万平方公里。

草原文化地域:主要是蒙古地域,包括(1)内蒙古(漠南蒙古);(2)外蒙古(喀尔喀蒙古);(3)西蒙古(新疆天山以北厄鲁特蒙古);(4)北蒙古(布里亚特蒙古)。蒙古渥巴锡率部从伏尔加河畔回归后,除了少数留在伏尔加河地域的土尔扈特(卡尔梅特)蒙古人外,全部蒙古都归属清朝,其地域约有三百万平方公里。这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是空前的。

高原文化地域:主要是青藏和云贵高原等地域。青藏高原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云贵高原五十万平方公里。在藏区,顺治帝敕五世达赖喇嘛、康熙帝敕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以金册、金印、敕诰,在西藏驻军、设驻藏大臣,并定《西藏善后章程》、金奔巴瓶掣签等制度。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等,其转世灵童由清廷册封。在云贵实行“改土归流”。高原文化区域总面积达三百万平方公里,完全纳入清朝版图。

海洋文化地域:从黑龙江入海口、库页岛(萨哈林岛),经图们江入海口、鸭绿江入海口和辽河入海口,以及辽东湾、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岛屿,直至曾母暗沙,都在清朝管辖范围之内。台湾明末清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以“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41],举兵收复台湾,结束荷兰殖民者在台三十八年(1624年—1662年)的统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并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台湾府和台湾县、诸罗县、凤山县,并设总兵驻守台湾。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六日,清廷正式设立台湾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42]。台湾巡抚、知府、知县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这些表明台湾和澎湖等均正式划入清朝版图。

天山南北地域:主要是新疆地区,包括天山南北,其总面积约二百一十五万平方公里。新疆的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满、汉等民族,都纳入新疆管辖。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设伊犁将军,新疆实行军府制,南疆维吾尔地区设立伯克制。从此划一天山南北行政体制。后于光绪十年(1884年),清朝设新疆省[43],授刘锦棠为第一任新疆巡抚。从此开启了新疆同内地省份相同的行政体制。

在“康乾之治”时期,清帝国的版图:东起大海,东北到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北自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西达萨雷阔勒岭,西南到喜马拉雅山,南至曾母暗沙,东南到台湾及其以东岛屿,南北跨纬度约50°,东西跨经度约70°,总面积约为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比欧洲面积还大些。中央政权对所辖国土任命官员、驻扎军队、巡边卡伦、征收赋税、科举考试、定期朝觐等,实现长期稳固、实际有效的管辖。(www.daowen.com)

于经济 清朝经济,多元并行。在顺、康、雍、乾四朝的一百多年间,既保留渔猎经济特色,更融入农桑经济之中。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初,大量圈占土地,分给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在京畿一带地区,分布大量皇庄、王庄、官庄和旗地。地主与农户,或主奴关系,或租佃关系。旗人大量变成地主。

于民族 当今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这些民族在清朝都是生活在中华版图之内。其主要族群有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等族。

汉族,主要生活在中原地区,过着农桑经济、定居生活。虽在清初受到森林文化渔猎经济的猛烈冲击,亦进行强烈的反抗,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但在中原地区,基本保留着数千年农耕经济的特色。

满洲,清帝一再强调骑射文化。皇太极训谕:“试思丈夫之所重者,有过于骑射者乎?骑射之艺,精于勤而荒于嬉,不可不进加练习。”[44]他训诫诸王贝勒、固山额真等,要吸取金朝仿效汉人之习的教训,“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45]皇太极强调要保持满洲骑射、衣冠、语言、习俗。诸王贝勒大臣等跪着聆听训诫,誓言:“铭刻在心,竭力奉行。”[46]但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域,长期实行封禁,而影响其发展,后来外敌入侵,抵御能力薄弱。

蒙古,始皇以来,两千余年,蒙古难题,未能得解。清经过“三祖三宗”六朝,兵绥并举,以绥为主,长期不懈,终得化解。“明修长城清修庙。”清廷通过联姻、重教、编旗、封赏、朝觐、敕爵、年班等形式,将内蒙古(今蒙古国)、外蒙古、西蒙古、北蒙古完全臣服。如康熙帝所云:“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47]

新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汉、满等民族,元末以来,矢镞纷飞,战马奔腾,各族民众,备受苦难。经过康、雍、乾三朝统合,总算安定下来。天山南北,重新统一。实行军府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政策、不同管理。如蒙古,实行外扎萨克制;如维吾尔,实行伯克制;对汉族等,实行府县制;对其他民族,亦区别相待。

藏区,清廷奉行尊重喇嘛教,尊重藏民习俗,同其政教界上层人士密切联系,以藏语交流,极力推行文化融合;同时在西藏驻军,设驻藏大臣。朝廷与西藏、满汉与藏民的关系,达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没有出现地方割据政权,也没有出现重大民族裂痕。

台湾,归清后将内地文化中有益于台湾民众的元素,推行到台湾,如改良的水稻种子,在台湾种植西瓜等。清开始在台湾实行科举考试制,后每三年台湾士子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清朝台湾籍进士共三十三名[48]

于文化 清廷重视文化融合。清入关后,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首先调整其太祖、太宗政策,扩大眼界,虚心学习,特别是汉族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他们率先学习汉语、汉文。顺治帝的“孚斋”、康熙帝的“南书房”、雍正帝的“四宜书屋”、乾隆帝的“三希堂”等都是他们研习汉语文的重要斋堂书房。他们尊孔读经,学习经史子集

他们编纂重要文献,经部如刊刻《十三经注疏》,史部如《御批通鉴纲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定通鉴纲目》《日下旧闻考》,子部如《御制数理精蕴》,集部如《全唐诗》,以及其他如《皇舆全览图》《乾隆京城全图》《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五体清文鉴》等。他们还出版汉文诗文集,如康熙帝《御制文集》(四集)一百七十六卷,雍正帝《御制文集》(两集)三十三卷,乾隆帝《御制文集》六十四卷,诗集四百三十四卷等[49]。乾隆帝一生作诗四万余首,虽其艺术水准受到疵议,但作为帝王日日作诗,其精神、其勤奋、其执着、其定力是难能可贵的。另如《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皇清职贡图》《龙沙纪略》《八旗通志》等则是时代文献的重要标记。

重俗,就是尊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如伊斯兰教,雍正帝时,署安徽按察使鲁国华,上奏说伊斯兰教戴白帽、做礼拜、还把斋,请“严行禁革”。雍正帝御批:“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既为国家编氓,即皆为国家赤子也。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民独处德化之外?……至回民之自为一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其来久矣。历观前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也。”雍正帝以鲁国华此奏,“欲惑乱国政,著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50]。雍正帝的上述谕旨,有利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融合。

中国五千年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之博大,就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就在于其文化统合。“康乾之治”,以森林文化为枢纽,统合农耕、草原、高原和海洋文化,面对中原、蒙古、新疆、藏区、台湾,采取不同的文化统合措施,创造了中华文化新的高峰。这是清政权能够统一中国、长期统治—既能统又能治的文化原因。但是,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清朝达到顶峰后,便走向衰落,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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