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玄烨(1654—1722),为顺治帝第三子,生母佟佳氏,初为妃,后尊其为皇太后。玄烨八岁继位,年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终年六十九岁。《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
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13]
以上六十五个字的评价,于康熙帝来说,比较贴实,不算过分。康熙帝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皇朝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后世称之为康熙大帝,我则称其为“千年一帝”[14]。他虽身在极位,却小心敬慎:“不畏当时,而畏后人。”[15]康熙帝深知,权势只管当世,是非却操后人。
康熙大帝自身有着满洲、汉人、蒙古三种血胤,满人的勇敢、汉人的韬略、蒙人的阔达,而融冶于一身。康熙帝始终践行前辈狩猎文化的传统,如他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16]他最多一天“殪射五虎”或“射兔三百一十八”,也兼具蒙古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之长。
康熙帝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将满洲森林文化、中原农耕文化、蒙古草原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海洋文化等,推促交汇,加以融合,而出现被誉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
康熙帝在其“两祖一宗”,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已有政绩的基础上,革除旧弊,又有新绩,超越前朝,后亦难及。
如外事,当礼则礼,当兵则兵;既不穷兵黩武,也不软弱受欺。在其时代,周边邻国,欧洲远邦,善则友好往来,恶则以兵相加。前者如通使白晋见法王路易十四,后者如出兵雅克萨应对彼得大帝。均有礼有节,进退由己。
如政事,东南将台湾统一,西南将西藏统辖,东北击败沙俄入侵并签订《尼布楚条约》,西北将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完全归属,中原地区将吴、耿、尚等三藩之乱平定,这是何等之功勋,又是何等之伟业!他告诫知府、知县,为官要“慎、勤、廉”,如不慎则愈勤其害愈大,如不勤则“尸位素餐”,如不廉则“三尺俱在”。
如民事,今五十六个民族,分属农耕、森林、草原、高原和海洋不同文化,自身学儒学,学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将其统合在大中华文化之中。
如文事,编修、编印《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蒙文大藏经》《数理精蕴》《康熙字典》等等,均是旷世之业,亦是传世之功。
具体事理,分列如下:
第一,于农耕文化,崇儒重道:康熙帝熟读儒家经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皆能默诵,至老不忘。他亲自到孔庙祭拜,尊孔子为“万世师表”,并御制匾额颁行天下文庙。他熟读《资治通鉴》等史书,思索历代兴衰经验与教训。他尊重与推崇朱熹,亲自主编《朱子全书》,并御制序言[17]。他提倡实学,反对空疏,讲求实际,力戒浮言。他的谕旨,不做长篇大论;疏文奏折,力斥华言虚语。
第二,于海洋文化,统一台湾:康熙帝力排众议,力主收复台湾。用人得当,信用施琅,进兵日期,不在兵部,不在庙堂,依据海汛,由己决定。台湾收复后,有的大臣主张放弃台湾,任由“红毛”开发;但他采纳施琅建议,在台湾设府、县,驻军队,开发台湾,融合文化。收复台湾,进行管辖,是对国家的一大贡献。他曾预见:“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他强调:“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18](www.daowen.com)
第三,于草原文化,绥服蒙古:继清太祖绥服漠南蒙古东部,清太宗征抚漠南蒙古之后,康熙帝完全统一喀尔喀蒙古。自秦始皇以来难解的匈奴、突厥、蒙古这道历史难题,被康熙帝解决了。他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19]
第四,于高原文化,进兵安藏: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觐,受到隆重礼遇。翌年,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银。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秘不发丧。西藏发生内乱,清廷派兵入藏,平息乱象,稳定秩序,册封达赖和班禅,设立驻藏大臣。拉萨布达拉宫殊胜殿竖立长生牌位[20],上书:“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21]。“当今皇帝”指的是康熙皇帝。这是一个政治标志—西藏纳入清朝版图,僧俗权益,藏民生活,得到稳定。
第五,于民族气节,抗击外侵:先是,俄罗斯哥萨克人叶尔马克等一伙,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侵占西伯利亚的西比利,后被当地人反击杀死。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俄国波雅科夫率兵侵入精奇里江(结雅河)流域,受到达斡尔人的反击。到康熙时,这群匪帮,到雅克萨(今阿尔巴津),掠财物,焚村屯,淫妇女,杀无辜。当地部民,不断诉求,请求清廷,加以保护。康熙帝削平三藩和统一台湾后,决定出兵雅克萨。他派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22],统率军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二十五年(1686年),先后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均取得胜利。康熙帝派索额图与俄国代表戈洛文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举行谈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双方进行贸易互市;两国永敦邦谊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此后,清朝在格尔必齐河口、额尔古纳河口,竖立用满、汉、蒙、俄、拉丁五种文字镌刻的石碑,又沿边设卡伦,定期巡查,归属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管辖。
第六,于对外交流,吸纳西学:康熙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第一位虚心、用心、诚心、热心学习西方科技的君主。其内容包括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音韵学、地理学、测绘学、舆图学、人体解剖学等。他不但读书,而且做实验。有学术论著《几暇格物编》传世,开启一代学习西方文化之新风。
第七,治河兴农,修整水利:中原为农耕文化,农作物仰赖土壤和雨水,黄河流域,非旱即涝,黄、淮、运诸河,亟须治理。康熙帝六次南巡均与治河有关。经过二三十年治理,显见成效。时传入玉米、马铃薯、白薯(地瓜)等高产作物,对解决日益增长人口的口粮,起着重要作用。
第八,减免赋税,惠及平民: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户部库存银五千万两,“时当承平,无军旅之费,又无土木工程,朕每年经费,极其节省,此存库银两,并无别用,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万两,而所存尚多”[23]。康熙帝强调藏富于民,与其储于国库,不如储于民间。康熙朝减免天下钱粮共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一亿五千万两。
第九,兴举文业,编修图书:《翻译通鉴纲目》告成。康熙帝御制序文:“朕于万几之暇,潜心六经,大义微言,孜孜殚究,以讲求古帝王治天下之大道。于《纲目》一书,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披览,手未释卷。以是考前代君臣得失之故,世运升降之由,纪纲法度之所以立,人心风俗之所由纯。事有关乎典常,言有禆乎治体者,靡不竟委穷源,详加论断,如是者有年矣。爰于内廷,设立书局,命翻译呈览。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立有程课,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迄今三年有余。”[24]编辑印刷大量经史子集诸书。
第十,不上尊号,谦虚自励:不允群臣给自己尊加荣誉称号,先后十次,即康熙二十年(1681年),因平定三藩之乱,大臣奏请加上尊号,他一不准;两年之后,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诸大臣请加上尊号,他二不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喀尔喀蒙古诸王等请加上尊号,他三不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达赖喇嘛等请加上尊号,他四不准;康熙三十年(1691年),因多伦会盟,喀尔喀蒙古诸王请加上尊号,他五不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征噶尔丹胜利,群臣请加上尊号,他六不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以五十大寿,王公官民等又请加上尊号,他七不准;康熙五十年(1711年),大臣以其御极五十年,功越三王、德越二帝,请加上尊号,他八不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群臣以六旬万寿,请加上尊号,他九不准;康熙六十年(1721年),诸王大臣等以御极一甲子,亘古所无,纷纷吁请恭上尊号,他十不准[25]。
第十一,内省责己,终身修养:就皇朝君主而言,康熙帝是一位内省自律、谦尊自奋的君主。康熙帝每临细事,必加详慎。他说:“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26]他面对朝臣的阿谀逢迎、敬献祥瑞,保持清醒头脑。例如,他拒绝出版《御制治河文集》。河道总督张鹏翮上疏“请以治河方略,敕下史馆,纂集成书,永远遵守”。他说:“朕以河工紧要,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大约泛论则易,而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治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今不计所言所行,后果有效与否,即编辑成书,欲令后人遵守,不但后人难以效行,揆之已心,亦难自信。”[27]他不准行。他为《明史》作御制文,指出自己“七个未能”:“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28]他自谦说:“朕实无学,每读朱子之书,见‘相古先民,学以为己,今也不然,为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悦诚服。”他说:“责人重者责己轻,君子不取也。”[29]
第十二,逆向思维,疏融书文:康熙帝认为,书,既不可不信,也不可尽信。他擅长逆向思维、怀疑思维。他举例说:“唐明皇焚珠玉于殿前。珠可焚毁,而玉亦可焚毁乎?”他又说:“至治之世,风不鸣条,雨不破块。天地抑郁之气,赖风以散。若不鸣条,则风无力,何以鼓荡万物。农人垦田,尚欲深耕,令土破块。若不破磈,何以播种,而岁必荒矣。”他还说:“囊萤读书。朕曾于热河取萤数百,盛以大囊,照书字画,竟不能辨。”康熙帝的结论是:此书之不可尽信者也。[30]
康熙帝执政最大的特点在于,既保持森林文化的传统,又融合中华多元文化,出现“康熙盛世”,奠下康、雍、乾之治的局面,其子孙继承并发展为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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