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继位 顺治帝福临(1638—1661),为皇太极第九子,生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后尊为孝庄文太后。六岁继位,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终年二十四岁。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白天还在理政,夜间突然发病而崩逝。《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是夜,亥刻,上无疾,端坐而崩。上在位十有七年,寿五十有二。”[2]庙堂毫无准备,亟待解决皇位问题。皇太极生前没有遗嘱,只有按照先例去做。先例,有体现农耕文化特点的汉族皇位嫡长继承制,有体现蒙古草原文化特点的蒙古大汗指定制,有体现森林文化特点的满洲诸王共议公推制。皇太极身后,既没有采纳汉族先例,也没有采用蒙古先例,而是采用自己的祖制。经过七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和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颖郡王阿达理,举行会议,会上会下,反复议商,决定由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辅政(后称摄政)[3]。改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帝[4]。随后,统兵东进,指向北京。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外攻内应,北京外城陷。十九日,北京内城陷。崇祯帝登上煤山,披发跣足,自缢而死,明祚结束[5]。李自成经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入踞紫禁城。
先是,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闻报,范文程上摄政王启曰:
乃者有明流寇,踞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祇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
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
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
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6]
上述奏启弘文,五百九十四字(加上标点为七百零六字),透出范文程之智慧与谋略,高见与远筹。范文程既善于抓住时机:“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恳望多尔衮直取燕京,千万不可错过良机;又善于制定政策:“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又告示不会以满洲森林文化强行替代中原农耕文化,而起到安定官民心理、恢复社会秩序的作用。在重大历史关头,范文程的大智慧与大谋略,令古今政治家惊叹和敬仰。清睿亲王多尔衮立即采纳范文程的奏启。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受顺治帝之命,统率八旗大军,鸣炮起行,日夜兼程,驰向山海关。寻多尔衮与吴三桂达成协议,清军进入山海关。时李自成已兵临山海关。多尔衮率八旗军联合吴三桂率辽军,同李自成军展开山海关大战。李自成兵败,急退回京。多尔衮军与吴三桂军,紧追李自成军。二十六日,李自成败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皇帝位典礼。三十日,李自成放火烧紫禁城宫殿,督率满载金银的败军撤离北京城。五月初三日,多尔衮未遇到抵抗,进入紫禁城。明清档案记载:“京内官民,开门迎降。”[7]朝鲜官员目击记载:“都民处处屯聚,以迎军兵,或持名帖来呈者有之,或门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矣。”[8](www.daowen.com)
清军占领北京后,京城设在盛京还是北京?诸王贝勒大臣会议讨论,但发生争论:保守者英郡王阿济格主张回到盛京,进取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力斥其胞兄主张,坚持迁都北京。经过朝议,并经奏准,做出决策,迁都北京。九月十九日,顺治帝来到北京,入住紫禁城。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告祭天地宗社,在奉天门(今太和门)御幄,举行登极大典[9]。从此,北京继元、明之后,又一次成为中国大一统皇朝的首都,且保留明朝北京紫禁宫殿。多尔衮于此,一反历代大一统新皇朝,对前朝宫殿焚毁、拆除、废弃、新建等举措,而对故宫文物做出保护并利用的重大历史贡献。
清迁都北京后,迫切需要解决八旗官兵及其眷属生计中的吃饭和居住两大问题:
于吃饭,清廷在京畿地区等大量圈占土地,分给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形成大量皇庄、官庄、旗庄、旗地,并规定由国库给八旗的旗人,按人口、按月份长期终生发放钱粮。且旗人不工、不农、不商,后来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性集团。
于居住,圈占北京内城(今北京二环以里)全部官民房舍,分给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居住,原内城汉人等限期全部搬到外城居住(个别奉旨特准例外)。旗人居住按八旗八方配置:两黄旗居北,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黄旗在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两红旗居西,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两蓝旗居南,正蓝旗在崇文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这是八旗森林围猎文化在京城旗人居住布局上的反映。在八旗将军驻防地,如西安、江宁、杭州、福州、广州、荆州、成都、青州等,都建立满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和制度[10]。
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以上两大举措,仿效金代对猛安谋克的安置做法,既给八旗带来利益和欢乐,也给清朝埋下困扰和隐患—既脱离森林文化的经济基础,又拒不与农耕文化交流融合,沦为国家负担,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顺治帝在位十八年,所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迁都北京,底定中原。清军入关后,主要遇到三种军政势力的抵抗:一是南明四王的反抗,二是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抵抗,三是土匪、土寇的反乱。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上述三股抗清势力平息,清朝夺取全国政权,中原大地,宣告统一。
顺治帝入关后的清朝,接受了明朝历史和文化的遗产,取代了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统治,那种认为满洲人的清朝,取代成吉思汗的子孙统治中国的观点[11],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扭曲历史事实的失言错语。
顺治帝,六岁继位,在位十八年(1644年—1621年),卒年二十四。其前期,为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期;其后期,为顺治帝亲政时期。但是,清朝入关所引发的东北森林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激烈冲突—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逋逃六大弊政,给官民带来天地巨变,造成巨大灾难。流传至今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历史悲剧,就是实例。
《清史稿·世祖本纪》论曰:“(世祖)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12]
顺治帝崩后,康熙帝继位,开启了康熙皇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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