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事业，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将森林文化的发展视角以内向为主、文化一元为主，调整为外向为主、文化多元为主，加强了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统合。其动力在于：皇太极要与明朝争逐天下，仅靠森林文化自身力量是不足以抗衡的，必须通过借鉴、联盟、统合等方式壮大自己。皇太极时期的重大事件，分条列目，加以阐述。

其一，调整政策 先是，天命十一年，即明天启六年（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明袁崇焕坚守的宁远（今兴城），遭到失败，异常郁闷，八月十一日，崩逝，享年六十八。初谥清太祖武皇帝，后谥清太祖高皇帝。其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为第四大贝勒。按照满洲众议共推家法，经诸王贝勒会议，公推皇太极为后金汗。皇太极继位后，改年号为天聪。

他既继承乃父遗策，又做调整更新政策。

于政治，强化皇权，废除“四尊佛”—改四大贝勒并肩同坐，而为大汗南面独坐；学习中原农耕文明的政治体制，仿明设立内三院（内阁）、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并设立都察院和创立理藩院等机构。重视利用汉人智囊团，如范文程和洪承畴参与制定国策。

于经济，其父进入辽沈地域后，实行“计丁授田”，圈占大量民地，分给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大量土地被掠夺，大批汉人沦为农奴。皇太极禁止随便占地，满汉分别屯居；重视农业发展，如保护耕牛，不许屠杀耕牛食用，即宫廷膳食也不许食用牛肉。

于军事，组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加上原有八旗满洲，而成为拥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的新八旗军队；改善军事技术，建立“重军”，即组建火器部队；引进、研发、铸造西洋大炮等，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和军制突破。

于文化，改进老满文为新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如《大明会典》《资治通鉴》《金史》《三国演义》等；优礼汉官汉儒，初行开科取士；并参照汉制，大兴沈阳宫殿，包括凤凰楼和清宁宫等宫廷建筑；遣官“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推动满汉文化融合。

于民族，加强满蒙联盟，调整原“重满抑汉”政策，改善汉人地位，不杀投降军民；更定离主条例等。

这些政策的调整，缓和了满汉矛盾，加速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在碰撞中的融合。

其二，四向开拓 清太宗皇太极四面用兵，开拓疆土，巩固政权，统合文化：

东面，与朝鲜结盟。朝鲜是明朝的盟友，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为解除后顾之忧，拆散明朝与朝鲜的联盟，洗雪朝鲜丁亥、己亥、己未三次与建州为难的历史旧恨，消除明将毛文龙的后援，派大贝勒阿敏、贝勒岳托等率军渡鸭绿江，到达平壤，与朝鲜国王签订“兄弟之盟”^[61]；后再次盟誓^[62]，方令撤兵。是为皇太极第一次出兵朝鲜，该年丁卯，史称丁卯之役。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过鸭绿江，围攻朝鲜南汉山城，后在三田渡^[63]竖立石碑，题“大清皇帝功德碑”。是为皇太极第二次出兵朝鲜，该年丙子，史称丙子之役。皇太极回师途中，派军攻取毛文龙所遗留之皮岛^[64]，了结皮岛十五年纠结的明清之局，切断朝鲜与明朝联系的最后一条纽带。从此，朝鲜国王受清册封、用清年号。这是当年隋炀帝和唐太宗所没有做到的。由此，清军西攻、北讨、南进而无东顾之忧。

西面：三征林丹汗。林丹汗是察哈尔蒙古大汗，自称全蒙古大汗，实际与明结盟，对抗后金。皇太极三次发兵征讨林丹汗。其第三次，在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等率军进攻察哈尔林丹大汗。林丹汗兵败西遁，走死青海打草滩。多尔衮受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之降，并获“传国宝玺”^[65]。这个历史故事，在金代完颜阿骨打时便出现过。据《金史》记载，辽天祚帝保大三年（1123年），金军攻取辽五京，特别是燕京（今北京）后，打败辽主耶律延禧于阴山，金太祖第二子宗望率兵追及辽主，决战，大败之，“辽主相去百步，遁去，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66]。这两件事，旧史都看作“祥瑞”的征兆^[67]。

察哈尔部是漠南蒙古（内蒙古）的核心和主体，林丹汗之死及其妻苏泰太后、子额哲降清，标志着漠南蒙古（内蒙古）完全归附大清。皇太极继其父推行同蒙古联姻、编旗、封赏、重教等举措，实现满蒙文化融合。

北面，进军索伦地域。索伦是黑龙江中上游流域诸部落的总称，包括索伦（鄂温克）、达呼尔（达斡尔）、虎尔哈、鄂伦春、萨哈连、卦勒察、茂明安、毕喇尔等部族或部落，其狩猎地带，西达齐洛台（赤塔）、贝加尔湖南，东北至雅库茨克，世代居住在黑龙江地域。满洲兴起后，许多部落投附后金，但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降而不服，皇太极三次发兵征讨，其父努尔哈赤亦发兵此地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在黑龙江中游地区多次大规模用兵，举四次为例：

第一次，后金在黑龙江索伦等地区的最初用兵，是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后金派兵征讨萨哈连部。扈尔汉、安费扬古率兵二千人，水陆兼程，历时一个月，到达目的地，共夺取黑龙江中游两岸三十六个屯寨。时大江结冰，从江北面，履冰渡江，九月返回。

第二次，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十二月初十日，天聪汗皇太极派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等，“率章京四十一员^[68]、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69]。

大军出行前，皇太极谕曰：

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毋惮劳，而稍怠也。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尔等其勉体朕意。^[70]

到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十四日，霸奇兰等赍书奏捷：收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有三，人口共七千三百有二。所有牲畜，马八百五十六、牛五百四十三、驴八。又俘获妇女、幼稚一百十六人，马二十四、牛十七，及貂皮、狼皮、狐皮、猞狸狲皮，并水獭、骚鼠、青鼠、白兔等皮三千一百四十有奇，皮裘十五领^[71]。五月初六日，霸奇兰等回到盛京，举行庆典。

第三次，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一月，皇太极派军远征索伦部的博穆博果尔。大兵至铎陈、阿萨津、雅克萨、多金等城。其地在黑龙江中游北岸，今黑龙江黑河瑷珲北江东六十四屯地带。大军取得战绩，但未能捉获博穆博果尔。大兵占领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前锋到石勒喀河，达齐洛台（赤塔）及贝加尔湖以东地带^[72]。

第四次，崇德五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发兵，皇太极设计“南攻北截”的兵略，即从南面进攻，北面由蒙古在齐洛台（赤塔）地方阻截。果然，博穆博果尔受到南面攻击，往北逃逸，而被俘获。此事，《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www.daowen.com)

出征索伦部落席特库、济席哈，遣归痕戴青、孟格图、艾达汉、迈图等，以擒获博穆博果尔奏报：“于甘地，获男子一百七十四名，斩十一人，死者七人，逃一人。于齐洛台地方，获博穆博果尔，及男子八十人，斩二人，死者二人，共计见存二百三十一人，见在妇女、幼稚共七百二十五名口。二处共得马七百一十七匹，今止存六百五十匹，牛一百二十七头。”^[73]

皇太极多次在黑龙江中游等地区用兵，征抚、降抚、投抚的部民，带领回来，编丁入旗，而组成“有索伦兵、锡伯兵、达瑚尔兵、鄂伦春兵、卦勒察兵，共编佐领九十有七，皆打牲部落，异于游牧之蒙古”^[74]。这充分表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继在乌苏里江及其以东滨海地域，取代明朝接管这一地区之后，又开始对黑龙江中游地区行使管辖之权。

其时，俄国势力尚未到达上述地区，所以皇太极在这一地域的势力范围，达到元朝和明朝盛时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辖域。

南面，皇太极先后七次或率军或派军破塞入关，进攻明朝^[75]。最南攻破山东济南府城，兵锋到过黄河以南。皇太极兵入中原，掳掠财物，破坏秩序，给中原人民造成苦难。明朝在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今兴城）一座孤城。

皇太极四面用兵，极力进取，到清军入关前，原明朝奴儿干都司、辽东都司东北辖境（除宁远孤城外）和漠南蒙古（内蒙古），都归于清初的版图。

其三，整编八旗 皇太极在原有八旗满洲的基础上，逐渐扩建和整编八旗，先后设立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主与统军固山，逐渐分离，强化皇权。建立重军“乌真超哈”，即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部队等。整编后的八旗，在军事上具有满、蒙、汉三元文化因素。这为清军入关、底定中原、绥服蒙古，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经过上述调整，清政权虽然尚未入关，但正发展为以森林文化为枢纽，统合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三元文化，这是森林帝国的雏形。这一雏形出现的标志，是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以包容新民族共同体内族群和文化的多元性。

其四，族名满洲 皇太极改族名“诸申（女真）”为“满洲”、国名“后金”为“大清”，这是建立满洲森林帝国的政治象征。

后金经过多年征抚，不仅已经吞并哈达、辉发、乌拉、叶赫，而且重新整合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还有大量汉人、蒙古人、朝鲜人、锡伯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虎尔哈人、赫哲人、索伦人等，同满洲文化融合，民族成分变化极大，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新民族共同体，需要众人认同的族名。为此，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11月22日），皇太极发布关于改族名为满洲的《汗谕》：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76]

显然，为着反映和体现新的政治现实、新的民族现实、新的经济现实和新的文化现实，需要对族名进行更改，加以规范。然而，上述谕旨难解之处在于，“诸申”即“女真”，都是满文jūsen的汉文音译，皇太极何以认为它与金国无涉，而将“诸申”说成是“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如果把这件《汗谕》，同翌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汗谕》相联系，似不难理解。因为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改的是国号，而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改的是族名，“国号”与“族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金国对本族人称女真（有时译为诸申），对蒙古族人称蒙古，对汉族人则称尼堪，这都属于习惯上的称谓。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规范族名。皇太极在上述《汗谕》中曰：女真人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用什么族名来“称谓”，来“统一”，来“规范”？在上述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称谓中，后四名称，其部落已灭，其部神已消；只有满洲，是胜利者，是执政者，是主体者。因此，以“满洲”代替原来的泛称“诸申”，既顺应历史，也贴合现实。且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中，除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之外，还包括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索伦人、锡伯人、赫哲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等，显然用“诸申”作族名，也不完全妥当。而用胜利者部落—“满洲”作族名，各个方面，易于接受。至于诸申“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学界有异议，本书不讨论。其实，历史上的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隋唐靺鞨、辽金女真，也都是根据该族群酋长到京城朝贡的记录，即以该部名称作为该部族名称。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与改国号为“大清”，都是为了建立新皇朝的政治之需、军事之需、民族之需、文化之需。

其五，国号大清 皇太极改国号“后金”为“大清”，具有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意义。天聪十年，即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乙酉（十一日），皇太极举行上尊号、登极、改国名和改元之大典。于此，《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

左班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科尔沁贝勒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宝一，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和硕贝勒豪格捧宝一；右班和硕贝勒岳托、察哈尔汗之子额驸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捧宝一，贝勒杜度、都元帅孔有德捧宝一，各以次跪献于上。上受宝，授内院官，置宝盒内。……于是满洲、蒙古、汉官，捧三体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宣示于众曰：“我皇上应天顺人，聿修厥德，收服朝鲜，统一蒙古，更得玉玺，符瑞昭应，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是以内外诸贝勒大臣，同心推戴，敬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77]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满洲、蒙古、汉人分别恭奉满、蒙、汉三体表文，分捧宝玺，共推皇太极为皇帝。

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名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登上皇帝宝座，表明满洲森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统合，进入新的历史纪元，森林帝国的历史进入成熟期。后金—清的版图，空前扩大。后金初建时的版图，东起鸭绿江、图们江，西到抚顺关外，南达清河北，北到黑龙江中游地域。经过天命、天聪、崇德三朝近三十年的开拓、扩张、经营，清的版图，东临日本海，西到青海，南界锦州、张家口，北达外兴安岭。崇德三年，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说：

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78]

《圣武记》则评曰：“天聪、崇德始臣绝域，际东北海，于是辽、金部落，咸并于满洲矣。”^[79]

以上是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时所管辖的疆土，东自鄂霍次克海，西迄贝加尔湖，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原明奴儿干都司、辽东都司(山东北部除外)和漠南蒙古（内蒙古）辖境内的各族群部民，都被置于后金—清初的管辖之内。显然，新的地理现实，新的版图疆界，需要对后金国号进行变更。为此，皇太极发布《汗谕》道：

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鲜国，悉入版图。于是举朝诸王大臣，及外藩臣服诸王等，合辞劝进。乃昭告天地，受号称尊，国号大清，改元崇德。^[80]

皇太极承续努尔哈赤的遗业，改族名“诸申”为“满洲”，改国名“后金”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表明满洲森林帝国的崛起。这成为大清帝国强盛并臻于顶峰的历史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