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定居在赫图阿拉地带，“林木交柯，松桧参天”^[35]，河溪纷流，物产丰盈，接纳了建州女真三部合一的部民移入。此地，东临朝鲜，西通辽河平原，西北接蒙古—受着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双重影响。但是，“处在大国内的少数族，受到周围的影响不同，它的发展阶段也是不平衡的，常常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当然其中有一种是为主的，最后逐渐趋于划一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决定社会发展性质的标志。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符合多数民族的一般发展规律的”^[36]。

因此，清朝初年的森林帝国，呈现出以森林渔猎文化为主、兼具西北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三元性。

第一，经济的三元性 建州女真以渔猎经济为特征。《满洲源流考》载述：“自肃慎氏楛矢石砮，著于周初，征于孔子。厥后夫余、悒娄、靺鞨、女真诸部，国名虽殊，而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莫能或先焉……骑射之外，他无所慕，故阅数千百年，异史同辞。”^[37]其朝贡方物，主要为林产品，植物如人参、蘑菇、木耳、松茸、黄芪等；动物天上飞的如海东青、飞龙等，地上跑的如鹿茸、麝香、鹿、狍、獐、熊胆、虎骨、虎皮、猞猁狲皮、貂皮、狐狸皮、虎皮等；水中所产如珍珠、鱼、蛤蚌等。后来，努尔哈赤要迁都沈阳，众臣不愿意，他说服诸王大臣曰：“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38]

建州女真含有草原经济元素。福格在《听雨丛谈》中也说：“满洲之俗，同于蒙古者衣冠、骑射。”^[39]

建州女真在南迁之前，已有农耕经济。斡木河居住时期，既在“打围放牧”^[40]，又在“旧居耕农”^[41]。到苏子河等流域后，受汉族和朝鲜农耕文化的东西两面影响，农业更加迅速发展。譬如，在抚顺“马市”，汉人大批流入，女真购进大量铁制农器与耕牛，使其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出现沿河平原谷地，耕牛布散、禾谷丰茂的景象。耕牛和农器为建州女真“所恃以为生”^[42]。天顺三年（1459年），建州卫头目从北京返回旧居时，“沿途买牛，带回耕种”^[43]。朝鲜申忠一自鸭绿江到满遮，“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44]。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三月的十七次农具交易，女真人买进铁铧四千三百八十八件；同月二十九次买卖牛交易，买进耕牛四百三十头，其中一次为九十七头^[45]。后来，朝鲜李民寏在赫图阿拉所见：“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46]在后金—清蒙古地带，或满蒙接合地带，也有游牧经济。在满洲地区，渔猎、农耕之外，也有“打围放牧”。

所以，满洲地域，以渔猎经济为主导，兼有农耕、游牧经济，从而具有渔猎、农作、游牧的经济三元性。

赫图阿拉等地域女真—满洲，不仅经济具有三元性，而且文化亦有三元性。

第二，文化的三元性 满洲与蒙古同属于阿尔泰语系。清太祖努尔哈赤谕及满洲和蒙古相同的文化风习时说：蒙古与满洲，“衣饰风习，无不相同”^[47]。建州首领努尔哈赤在同蒙古交往中，学会蒙古语，并会蒙古文。努尔哈赤兴起后，主要用蒙古文，这充分表明满、蒙两族在语言方面的相近性，如“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48]。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主持创制的满文，是以满洲语言为基础，以蒙古字母为符号，拼写满洲文字，从而具有满、蒙两重性的特征。满语文吸收大量汉语词汇。满洲同蒙古都共同信奉萨满教，后来也都尊奉喇嘛教。又如女真的叶赫部，“始祖蒙古人，姓土默特，所居地名曰璋，灭呼伦国内纳喇姓部，遂居其地，因姓纳喇”^[49]；辉发部，本姓益革得里，居住扈伦地方，后投纳喇姓，遂改姓纳喇。^[50]说明女真文化中含有蒙古因素。

建州女真吸收汉文化。从阿哈出、李满住和猛哥帖木儿、董山，到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等，都到明朝京城朝贡，受明廷封官赐赏。努尔哈赤有汉族师傅，如浙江绍兴府人龚正陆，“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51]。凡建州与朝鲜、明朝的公文，由汉人龚正陆用汉字书写，“凡干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52]。

在建州赫图阿拉，后兴建佛寺、关帝庙等，都是受了汉文化的影响。满文创立后，以满文翻译《大明会典》《金史》《三国演义》等，受汉文化影响很深。

建州女真，不仅经济、文化具有三元性，而且军事亦有三元性。

第三，军事的三元性 建州军事体现狩猎文化。八旗满洲的创立，是以围猎为原型而创建的。史载：“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53](www.daowen.com)

八旗满洲的“牛录额真”（后称佐领）就是由此而来的。此为其八旗满洲之一元。八旗蒙古，相继建制。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始设蒙古旗。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将原有的蒙古旗，扩编成“蒙古二旗”^[54]。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太极命编审蒙古壮丁，将蒙古二旗扩充、建制为八旗蒙古—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合有蒙古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并另设三旗，合有壮丁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以上十一旗，共有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55]，其旗色和建制，与八旗满洲相同。历史经验表明：蒙古之强弱分合，“系中国之盛衰”^[56]；而蒙古与满洲之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57]。此为其八旗蒙古文化之又一元。

建州军事三元性还表现为八旗汉军。天聪八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五月，皇太极正式成立汉军，后析分为二旗。崇德四年，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再析分为四旗，即将汉军二旗分为正黄、镶黄和正白、镶白四旗。崇德七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四日，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称作八旗汉军，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

从此，八旗汉军同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同编序列，共同组成八旗军队。从而体现建州军事史上满、蒙、汉的文化三元性。

综上可见，森林文化所孕育出来的部族，自商周肃慎，到明末建州女真，其文化积淀已历两千余年。建州三卫军民迁徙并定居赫图阿拉地域后，经过百年，生聚发展，统合部众，文化三元—为森林文化统合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高原文化，准备了文化基础与链接条件，进而走上满洲崛兴之路。

其四，文化四元 皇太极以森林文化为根基，不仅极力汲取农耕、草原文化，而且极力汲取高原文化、藏传佛教。先是，努尔哈赤在接见朝鲜申忠一时项戴念珠，后兴建佛寺，并对到辽阳的乌斯藏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倍加礼遇。该大喇嘛圆寂后，修建宝塔，以示礼敬。皇太极则与西藏达赖喇嘛有信件往来。沈阳的盛京宫庙坛寺规划，受西藏高原文化的影响，如按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佛理，既兴建皇宫，亦兴建四塔。达赖喇嘛称盛京为“莲花之城”；达赖喇嘛尊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盛京寺塔由喇嘛悉不遮朝儿吉、毕力兔朗苏等相度鸠工，按曼陀罗仪礼规则建造^[58]。

另如其四方四塔，“闻当时有喇嘛善堪舆者云，‘四塔全，当一统’。后果如其言”^[59]。盛京以皇宫为中心，内有八旗环卫，外有四塔镇护。

皇太极还在沈阳兴建莲华净土实胜寺，又称实胜寺，规模宏大，建筑伟丽。寺于崇德元年（1636年）兴工，崇德三年（1638年）落成。皇太极出席实胜寺告成盛典，率众行三跪九叩大礼。寺内供奉嘛哈噶喇佛（玛哈噶喇佛）。此佛来历，据载元世祖时，西藏宗喀巴用千金铸嘛哈噶喇佛像。后尊奉在五台山佛寺，又尊移奉于察哈尔林丹汗处，再移奉于盛京实胜寺内。实胜寺“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60]。

盛京实胜寺玛哈噶喇楼

以上，反映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前后，满洲文化在满、蒙、汉三元性之外，又融合西南高原文化，趋向于满、汉、蒙、藏的四元性特点。这为清军入关、定鼎燕京、统一中原后，顺、康、雍、乾时之农耕、森林、草原、高原文化的四元统合，开启先河，奠下根基。

后金森林、草原、农耕、高原的四元文化逐步融合，其一个重要政治成果是改国号后金为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