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前已提及，天命元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政权建立后，立即着手调整策略，进攻矛头指向明朝。为此，后金做了以下战备。

其一，心齐力一。“为治之道，惟在君心”^[20]，“凡贝勒以忠诚事君”^[21]。总之，强调君权唯一。

其二，决定攻明。天命汗表示：“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22]

其三，政治动员。天命汗谕贝勒诸臣曰：“朕与明成衅，凡七大恨^[23]，其余小忿，更难悉举，宜往征之。”^[24]这就是“七大恨”告天布民，进行战争的政治动员。

其四，器械准备。随之，进行伐木、治备攻具，但恐为明所察觉，“乃以盖诸王马院为名，遂遣人七百伐攻具之木”^[25]，并命催喂马匹，整顿盔甲、器械。

其五，颁布《训练兵法之书》。提出兵寡兵众、野战攻城、进攻撤退、规则军纪、奖励惩罚等兵法条例^[26]。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进军号令。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三月十五日，后金汗努尔哈赤，公然挑战明朝，进攻抚顺。

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境。这里处于女真林区与汉族农区、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接合部。明军在赫图阿拉的西北和西南各约二百里的抚顺和清河驻军。明建抚顺城，设抚顺所，游击李永芳率军镇守；在清河，也设军驻守。

先取抚顺。努尔哈赤善于以计智取、外攻内应的诡谋。先是，努尔哈赤先一日扬言：明日有三千人到抚顺马市做生意。至是，货物里藏有兵器。城内细作，城外大兵，突然交合，明守城游击李永芳见己寡敌众，开门投降。后金军连下抚顺、东州、马根单三城，及台堡寨共五百余座。后金将士论功行赏，“以俘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其归降人民，编为一千户”。并对降者千户“全给以田庐、牛马、衣粮、畜产、器皿，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属，令李永芳统辖”^[27]。

继取清河。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市清河镇。八旗军指向清河，打败守军，破清河城。

明朝庙堂得到抚顺、清河败报，决定惩罚，调集大军，征伐围剿，由此开启了明朝与后金的三次大战，即萨尔浒大战、沈辽大战和广宁大战。努尔哈赤连续举兵“犯顺”，震惊庙堂。万历帝和朝廷会议决定：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初一日，以杨镐为统帅，调动十余万大军，号称四十七万，并征朝鲜军一万三千余人，兵分四路，分进合击，指向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进行围剿，犁庭扫穴。

萨尔浒大战 明出兵之前，军期已泄露。努尔哈赤既没有采取兵分四路—黄红白蓝，两旗一路，立军令状，分兵阻击，拼死御守的兵略；也没有采取坚壁清野，避其锋芒，隐蔽主力，藏于深山的对策；而是采取“恁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28]，即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

至时，明西路军杜松总兵率二万多官兵先到，后金集中六个旗官兵，以逸待劳，以主击客，在萨尔浒地带交战，杜松等身死，全军覆没。次日，明北路军马林总兵率两万多兵到，后金又以六个旗兵力，将马林部分列的三营，分隔包围，先以两旗吃其一营，再以四旗吃其另一营，最后以六旗再吃其最后一营。马林全军覆没，只身狼狈逃出。第三天休整。第四天迎战明东路军刘总兵统率的军队，及一万三千多朝鲜军。后金军沿其必经之路—阿布达里岗山谷，在两侧山麓设伏，明东路军入伏。刘乘马挥转一百二十斤大刀，但寡不敌众，被一后金旗兵持刀将面部劈掉一半，仍奋力拼搏，力竭而死，朝鲜军全部投降；又次日，明南路军李如柏总兵率军临近，接到三路兵败军报，全军大乱，遭到截击，自相践踏，撤退而逃。此役五天，因先有萨尔浒兵败，而被称作萨尔浒大战。这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逸胜劳、以主击客、速战速决、干脆利落的一个典型战例。

明军萨尔浒大败之因，在于八个失当：统帅选人失当，进军时机失当，行军路线失当，总兵用人失当，言官督催失当，先泄师期失当，四路协调失当，朝廷决策失当。

八旗军乘胜，陷开原，下铁岭。进而将军事目标指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与辽东首府辽阳。

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时值明朝万历帝死、天启帝立、帝位更替、庙堂混乱、辽东灾荒、民心慌乱之时，后金决定进攻沈阳、辽阳。

沈辽大战 沈阳是明在辽东的重要卫城，位于浑河平原的枢纽之地，城高池深，兵强马壮，粮草充裕，防守坚固，有明以来，从未失守。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多官兵的八旗大军，声言进攻蒙古，却突抵沈阳城外。翌日，八旗军挑战。本来明军闭城固守坚持一周，八旗大军自然撤退。因为八旗军没有后勤补给，官兵自带干粮，来回路程四天，最多能坚持作战五六天。但沈阳守军贺世贤总兵，命放下吊桥，打开城门，乘着酒醉，骑马冲出；几个回合，遭敌包围，乱箭四射，中四十余矢，坠马身亡，部众溃散。总兵尤世功率兵出援，士卒哄散，马仆身死。援军四集，不敌而败。后金军外部攻城，内应开门，坚城沈阳，竟然陷落。

后金夺取沈阳后的第五天，即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集诸贝勒大臣道：“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29]努尔哈赤马不停蹄，同月十八日，兵临辽阳城下。(www.daowen.com)

辽阳，曾是契丹辽朝、女真金朝的东京。明为辽东首府，辽东经略驻地。同月十九日，八旗军包围辽阳。进士出身的明辽东经略袁应泰，没有汲取沈阳失守的教训，坚壁清野，闭城固守，而是督率守御的五位总兵出城结阵，与八旗军对垒。袁应泰出城指挥，并夜驻城外营帐中。翌日，八旗军野战进攻，袁应泰退守城中。二十一日，后金军外攻内应，攻陷辽阳。袁应泰南向遥拜，登楼自焚死^[30]。后金军攻占辽阳。随之，下令剃发，以示归顺。接着“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剃发降”^[31]。

后金占领浑河、太子河流域地区，辽河以东平原地区归后金占有。转年正月，后金八旗军又马不停蹄，挥师向广宁。

广宁大战 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势扼辽西走廊咽喉，为明辽东巡抚驻地。明失陷沈、辽后，辽西局势，十分紧张。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辽东巡抚王化贞提出“沿辽河百里一字布防策”，拟调三十万军队沿河防守。经略与巡抚不和，朝臣与边臣不协。大敌当前，党争激烈。这已经预示广宁之战，难有胜算。

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日，后金军渡辽河，进辽西。辽西明军，摆下三镇，经过激战，三镇俱陷。八旗军队，获取胜利。努尔哈赤指挥军队，兵临广宁城外。明广宁守军逃散，巡抚王化贞也出逃。后金军未发一矢，未放一炮，占领广宁，并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右屯卫、松山、杏山等“四十余城之官，各领所属民降”^[32]。

以上三次大战，是后金与明朝在辽东攻防形势的历史转折点，建州女真二百年来，始终在山林地区，过着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森林文化生活。从此，他们进入并占有广阔辽河下游平原，进入农耕经济地域。随之，后金迁都沈阳。

迁都沈阳 后金第一个都城是赫图阿拉。在占领辽阳的当天，天命汗决定迁都辽阳。辽阳位于辽东山林之地与辽河平原的接合部，是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相邻之地。《钦定盛京通志》略谓：

东京之地，以辽阳为屏蔽，以浑河为襟带。北接开原、铁岭，南连海城、盖平，山林蕃薪木之利，沮泽沃水族之饶。我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筑城于此，一以经画宁、锦，一以控制沈、辽。^[33]

显然，努尔哈赤首先看重的是“山林蕃薪木之利，沮泽沃水族之饶”，其次才是“经画宁、锦，控制沈、辽”。后金兴筑东京新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即旗人住新城，民人住老城。如同契丹辽朝的契丹与汉人分城居住的旧例。辽阳，后尊称东京，即东部的京城。

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初一日，努尔哈赤突然决定迁都沈阳。诸王大臣以新京初建，迁都劳民而阻谏。后金汗解释迁都沈阳之原因：

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素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34]

上述阐释，突出三点：

其一，于政治，努尔哈赤布局是：对南方明朝、西方蒙古、东方朝鲜，既能统筹兼顾，也能有利进取，加以筹划，以图发展。

其二，于军事，突出“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着眼军事，选择京城。

其三，于文化，突出“山林渔猎”四个字。具体而言：山林伐树，可为材薪；山近兽多，可以狩猎；河中水产，可以捕食。这里说的还是森林文化、渔猎经济。

总之，努尔哈赤先后迁都辽阳、沈阳表明，森林文化虽然开始统合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但森林文化依然是后金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和主流。

然而，诸王贝勒，还是不从。成大业者，不谋于众。天命汗是意志刚强之人，一旦决定，绝不妥协。三月初三日，他带领侍卫，出东京城，夜宿虎皮驿；初四日，到沈阳。诸王贝勒见势，也紧跟到沈阳。天命汗在沈阳兴建宫殿—大政殿与十王亭等建筑，奠下盛京宫殿坛庙的规制与格局。后尊称沈阳为盛京，即清朝走向兴盛的京城。

天命汗迁都沈阳，就文化而言，从山林之城兴京，到半山林之城东京，再到平原之城盛京，离森林愈来愈远，离平原愈来愈近、离草原也愈来愈近，从而有利于森林文化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的接合与交融；就政治而言，其历史意义远大于魏孝文帝从大同迁都洛阳，金海陵王从上京会宁迁都中都（今北京），其中一个证据是北魏、金朝都不过是半壁山河，而后金—清却发展成为大一统江山的大清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