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创立后金，长达三十四年。他在这三十四年之间，一切军政文诸事务，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建立后金政权—建年号，登大位，独尊为一，黄衣称朕。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的多方面的准备。

第一，创制满文 历史已经进入公元十七世纪。一个民族或部族，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字。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既难以成功，更难以巩固。此前，契丹族建辽，制定了契丹文字，占有半壁山河；女真族建金，制定了女真文字，也拥有半壁江山。女真金朝的女真文字，因金朝覆亡，已不通行。但在明朝前期，尚有少数人会女真字。明中期后已逐渐失传。到努尔哈赤起兵后，女真文在东北女真地区也已失传。建州女真同明朝、朝鲜的公文往来，先译成蒙古文，再译成女真语，或译成汉文，进行传递和交流，语言文字，来回切换，非常不便，也不准确，民更难懂。时阿尔泰语系的三个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语族，其中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都有文字，亦在通行，唯满语族或称满—通古斯语族，其族系的所有族群，当时都没有自己的文字通行。建州女真兴起后，来往公文，传宣政令—对蒙古人用蒙古文，对明朝和朝鲜人则用汉文，对女真族内则先用蒙古文再转译成女真语，即满语传布。

建州女真没有文字，影响其军事、外事、政事、文事的社会发展需要。于是，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创制满文。初创满文，很是艰难。史载：

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上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噶盖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更制之法，臣等未明，故难耳！”上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吾筹此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1]

这种初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从此，满洲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的特点，是借用蒙古文字母，拼写满语而形成满文。满文制成后，努尔哈赤下令在已统一的女真地区颁行。

但是，满文的创制者额尔德尼和噶盖，后来均被努尔哈赤所杀，这是文界一件不幸之事。后来，皇太极曾谕文馆儒臣曰：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2]！

在努尔哈赤的主持下，由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在统一的女真地区推行了三十三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满文初创，不甚完备。如蒙古语和满语的语音存在差别，汉语借词也存在问题，因而亟待改进。

天聪六年，即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又命巴克什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在字母旁加圈点，改进和固定了字母的发音与书写形式，并设计了十个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借词的特定字母。这种改进后的满文因加了圈点，称有圈点满文，又称新满文；原来的满文不加圈点，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达海改进后的满文，按语言学音素来说，有六个元音字母，二十二个辅音字母，十个专门用来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特定字母，共三十八个字母。字母不分大写小写，但元音字母及辅音与元音相结合所构成的音节，出现在词首、词中、词尾或单独使用时，都有不同的书写形式。满文是拼音文字，其书写，自上而下；其行款，自左而右。达海因改进和增定满文，被“满洲群推为圣人”^[3]。

满文的创制、改进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世界语言文字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此，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可以用它来交流思想，书写公文，记载政事^[4]，撰写历史，传播知识，翻译汉籍，对外交流。这不仅加强了满族人民的思想交流，而且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满文创制后在女真地区的推行，使女真各部和女真人民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5]。

满文创制对满洲共同体的形成，是一条重要的精神纽带。特别是后金执政者，用满文翻译大量的汉文典籍，汲取中原王朝的治国经验，加速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同时，满文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满文的创制，在满洲文化史、满—通古斯语族文化史、东北亚文化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后来，在森林文化史、满汉文化交流史、中华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6]，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努尔哈赤主持制定满文后，又创建了八旗制度。

第二，创建八旗 八旗制度是满洲最为根本、最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女真部民凝聚、扩大、发展、崛兴，就像一张撒开的大网，如何找到一条纲，纲举目张，将社会力量，统合而为一？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抓到了这条纲，就是创立八旗制度。史载：

上既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7]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也是政治、行政、经济、司法、宗族等的管理制度。后金的八旗制度与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有相似之处，但是更严密、更全面、更有效、更牢固的社会制度。八旗制度是把女真社会精英与部民，从涣散、分隔状态，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统合，加以编制，而成为后金社会的金纽带。通过八旗制度这条金纽带，后金将分散的女真部民，统合、统制、统一、统领，而形成一个巨大铁拳。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大创新、一大贡献。

八旗制度产生的文化根源，在于女真部落的森林围猎习俗。于此，《满洲实录》记载：

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8]

而后，随着后金—清朝的发展，逐渐形成八旗制度—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但统称之为八旗^[9]。

八旗组织，分为三级—牛录、甲喇、固山，即每三百人为一牛录，五个牛录为一甲喇，五个甲喇为一固山（即旗）。按每牛录三百人计，一甲喇约一千五百人，一固山约七千五百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合计为二十四旗，总数约有十八万人。实际上，每旗人数不固定，也时有变化。这些军队与明军不同，皇太极说：“明国小民，自谋生理，兵丁在外，别无家业，惟恃官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10]后金—清的八旗军队，寓兵于民，平时征战，无需后勤。八旗军队，编制整肃，训练严格，作战奋勇，自诩“战则必胜，攻则必克”^[11]。

树有根本，也有枝叶；人有躯体，更有灵魂。八旗制度于女真、于大清犹如树之根本、人之灵魂。这个制度的兴盛衰亡与清朝的兴盛衰亡同步。最能反映满洲属于森林文化的制度映象，就是八旗制度。大清兴也八旗，亡也八旗。这是满洲、大清的生命所在，灵魂所依。后面将要反复地、不断地进行剖析和论述。

第三，创立基地 努尔哈赤统合女真事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后金基地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史上，有的农民起义军队，没有稳固基地，实行流寇主义。努尔哈赤和其子皇太极建立的后金—大清政权，有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建立基地。努尔哈赤建立的基地，花了三十三年的时间。这个基地的特点是，有土地、有部民、有军队、有税收、有组织、有机构等。

其土地，建州有独立管辖的土地。在建立后金之前，建州女真有固定的疆界。它的大致地界是，今辽宁省东部山区、吉林省大部地区、黑龙江省大部地区，还有乌苏里江以东到海，漠南蒙古（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等。总面积约有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江河来说，东到图们江、鸭绿江，西到浑河以东，北到黑龙江中游以南，东北到乌苏里江暨以东到海等。(www.daowen.com)

其部民，建州有固定旗籍的部民。建州女真诸部的部民，按其部落、屯寨，均在旗籍。整个女真各部之民都按旗属、部落、姓氏、村屯，既以行政，又以军事，编制起来，组织严密，井然有序。

其军队，建州有八旗编制的军队。前面已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创立八旗满洲。这在当时的东北亚，是一支最勇敢、最顽强、最有战斗力、最有纪律的骑兵。这是其基地的强力支柱和社会保障。

其税收，建州有自己特色的税收。建州的社会经济、财政来源，有其特殊的规制和方法。其中之一是“应差”，如将领等有自己的田庄（早期为托克索），据《建州闻见录》所载后金的田庄云：“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12]田庄如云，遍布沃野。田庄中，“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在按丁编庄之后，“奴婢”也就是农奴。《建州闻见录》又载：“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数匹。”^[13]其他官员，依次递降，亦为可观。一般部民，出征之时，自备鞍马、枪械、干粮、器用等，干粮主要是炒米、炒面等。这也是向政权所尽的义务。这里的“应差”，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徭役作为“赋税”。后来，在局部地区实行“计丁授田”制，田地收获之“二十日^[14]纳官粮，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5]。也就是说，要缴纳百分之二十的税。

其组织，建州有严密完整的组织。这个严密社会组织，就是严密的三级管理系统，即牛录、甲喇、固山系统，实行以旗统军，即以旗统民的系统。部民被按军事系统组织起来，实行行政—军事一元化管理与管制。

其机构，建州有国家管理机构的初步雏形。努尔哈赤之下，先有“五大臣”，即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他们组成领导核心，重大部务，经常会议。而后，出现“八大贝勒”，组成最高军政领导核心。还设有监察、司法等机构，处理军政大事。

其舆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蒙古喀尔喀部首领恩格德尔等到建州，向努尔哈赤进献骆驼和马匹，并尊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其原文称：蒙古恩革得力带领蒙古胯儿胯部五卫之使，“进驼马来谒，尊太祖为昆都仑汗，即华言恭敬之意。从此蒙古相往不绝”。以上文字，“恩革得力”，《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译作“恩格德尔”，《满洲实录》相同；“胯尔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译作“喀尔喀”，《满洲实录》相同；“昆都仑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译作“神武皇帝”，《满洲实录》译作“昆都仑汗”。努尔哈赤借用蒙古喀尔喀贵族之口，为自己建元称汗做舆论准备。

建州女真从努尔哈赤起兵，已历三十三年，创制满文，创建八旗，创设基地，治理部民，制造舆论等，做足准备后，着手创建政权。

第四，创立政权 努尔哈赤创立后金政权，既是建州女真演进史上、更是森林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建州女真自明初南迁以来，经过二百年的磨难，难后生聚，重新发展。自努尔哈赤起兵，三十年时间，一步一步发展，先统合女真内部力量，又统合临近蒙古力量，再统合部分汉人力量，其地域、人口、经济、军事、社会、舆情、文化—文化的力量，终于创制满文，创编八旗，创立基地，创建政权—既是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相融合的成果，也是森林帝国进行文化统合的成果。努尔哈赤已经有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有文字、有军队、有土地、有部民、有税收、有祖庙、有制度、有政权、有人才、有年号、有国号、有版图、有舆情、有祀神，因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建立后金政权。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史载：

壬申朔（初一日），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众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近侍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跪上前，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升御座。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16]

上述记载，清晰可见：

第一，国号。新的政权称作金、大金，习称后金。女真人以深厚的森林文化为底蕴，汲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的营养，在中国东北大地上，于千年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森林文化的后金政权。

第二，年号。以“天命”作为年号。从此，后金的历史有了自己的纪年^[17]。

第三，称帝。努尔哈赤自践汗位，黄衣称朕，被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

第四，政府。时开国五大臣都已谢世，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和长子褚英都已不在人世，于是努尔哈赤及其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成为后金政权最高领导核心。阿敏死后由其弟济尔哈朗取代其位，并设立理事官制度：“（国人）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奏明三覆审之事；犹恐尚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18]

第五，军政。利用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军事上相当于军、师、团，行政上相当于省、府、县，将女真—满洲军民加以组织，成为军政合一的坚固整体。

第六，国都。后金第一个都城为赫图阿拉，被清尊作兴京，即兴起的京城，作为后金军事、行政、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七，策略。努尔哈赤起兵后，同明朝关系，殷鉴建州女真史上“五次磨难”的惨痛教训，采取灵活、动态的策略：初始，只称臣、不称雄；继而，明称臣、暗称雄；尔后，既称臣、又称雄；最后，不称臣、只称雄^[19]。努尔哈赤目标明确而策略灵活，暗自坐大，形成气候，建元称汗，挑战明朝。

第八，意义。女真后金政权的建立，这是中华五千年森林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华三千年帝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反映了森林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的融合，呈现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化三元性。

后金政权建立之后，并未声张，明廷不知，朝鲜也不知。努尔哈赤的政治智慧，转移到东北地域内的统一。兵锋直指明朝在东北区域的统治。天命三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军突袭抚顺，拉开后金与大明三次大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