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影响辽东政局稳定的主要势力，初期在蒙古，后期在满洲。明万历初期，张居正当朝，信用戚继光和李成梁，形成明军强大态势，并利用女真制约蒙古犯扰，加上蒙古各部裂分衰落，蒙古已然不能对明朝、明军构成巨大威胁。然而，事物总是向其相反方向转化。语云：“摁下葫芦，浮起了瓢。”喻的就是上述的道理。

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迁，其正面意义在于：首先，明设省级军政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实现对东北直到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地域、部民的军政管辖；其次，南迁后女真各部之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有划时代的提升；复次，加强了对辽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再次，为后世东北森林文化地区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迁，其另面意义在于：首先，东北地区出现新的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其次，明户部财政为东北社会安定，付出巨大的代价，加深了明朝后期财政危机；复次，辽东社会动荡给当地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再次，后来女真—满洲建立的清朝取代了明朝。

这里，需要分析明廷在“辽事”^[52]上的失策和失误。于边事，明兵部尚书于谦说：“刚柔兼济，宽猛适宜；本之以廉明，济之以通便；毋生事而激变，毋纵恶而长奸；毋贪小利以堕贼计，毋邀近功而防远图。”^[53]这话讲得睿智、全面、深刻、实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具体分析，列举四条：

第一，长于招抚，短于治理。永乐帝对女真实行大规模招抚安置政策，这是对的。但招抚安置之后，如何进行管理？如何长治久安？初为权宜之计，后无久安之策。永乐帝命在开原城设安乐州、自在州，任官员、置衙门，接纳、安置和管理南迁女真部落首领及其眷属、部众。明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乙酉史载：“上谓兵部臣曰：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54]，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镇守官阻之。”^[55]随之，永乐帝“命于辽东自在、快活二城，设自在、快活二州。每州置知州一员、吏目一员”^[56]。明朝吸引、安置女真首领、酋长的政策，促使海西女真族群，亦有建州部落，不远千里，往南迁徙，到开原及其附近定居，如到景泰初“开原等处安插来归夷人四百余户”^[57]。后来，逐渐形成哈达、叶赫、辉发、乌拉四部。同时，促使建州三卫女真聚集在抚顺关外，逐渐形成建州五部和长白山三部。明廷只满足于其贡使贡献马匹、貂皮、人参、海东青、珍珠等之利，而疏于对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管理与辖治。后以贡使次数多、人员众等因，命将“其自在州官吏徙于辽东都司在城，设立衙门”^[58]。从此，自在州徙治于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城。明朝辽东女真朝贡、马市、边贸活动，时开时关，时抚时剿，缺乏相对稳定而全面、灵活而巩固之治策。杰出的政治家往往能明察历史大势的波涛，英明的政治家则能够洞悉历史潜藏的暗流，并制定治策，冀长治久安。永乐帝的上述举措，宣德帝又继之，既缺乏长远之谋，又未定可行之策。明朝永乐帝、宣德帝以下诸君，一代不如一代，缺乏历史的、深邃的政治眼光，就事论事，一事一办。于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南迁定居、繁衍，势力坐大，经常犯边。女真犯边，发兵进剿，妄自屠杀，留下后患，史鉴深刻，值得铭记。

第二，强调朝贡，疏于管辖。明朝吸引、安置女真首领、酋长的政策，满足于其贡市马匹、貂皮、人参、珠宝等之利，而疏于对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管理与辖治。乐见各部来朝的盛大局面，拙于细致谋略而自我陶醉。在南迁女真诸部中，建州女真南迁的影响和后果，不仅打破了东北地区女真各部的平衡，而且打破了该地域原有的社会平衡，甚至打破了中原地区传统的社会平衡。其结局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一个以满洲为主体的森林帝国。建州女真的南迁，是女真—满洲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这对明朝来说，确实是埋下后来推倒明帝国大厦的一个根因。

第三，不当进剿，遗留后患。“顺即当抚，叛即当剿。”^[59]抚剿之要，判断顺逆。文武边官，判断顺逆，一以为有，一以为无，糅杂党争，意见角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女真犯边，要做分析：有少数人抢掠，而非政治叛逆，却小题大做，兴兵讨伐；有的边官贪功，故意制造事端，耸动庙堂，兴兵讨伐，情况不同，区别对待。且明廷政策，轻重失衡，顾此失彼，难明真相。明廷前期，重于蒙古，轻于女真。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60]。主要打击辽东蒙古诸部落，这恰为女真崛起扫除了重要障碍。但李成梁晚年居功骄奢，纵容建州女真扩张，致其坐大，成了气候，则不可制。

第四，庙堂自朽，官将贪腐。明末四朝，万历帝中后期，二十二年不郊、不庙、不朝，党争激烈，内阁失职；泰昌帝短命，天启帝愚；崇祯帝空有“中兴”之愿，实有自毁长城之憾。明兵部侍郎马文升奏：“虏寇拥众，从清河入境钞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已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杀之，已为失信，近复捣其巢穴，概杀无辜，故彼仇恨不服，变诈难信，招抚征讨，伏候处分。”^[61]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亦言：“今推诚抚安，事将就绪，若欲加兵，则抚安成命，不足为恩，适足为仇，无以示信。况六月兴师，兵法所忌，宜令总兵、巡抚等官，按兵境上，以戒不虞。仍与文升等协和定议，以抚安为主，少苏边困，果有深入为寇，方许征讨。”^[62]虽奏上从之，却仍然进剿。

边事皆大事，兵事非小事。有明一代，辽东边政，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在于：庙堂不明，太监擅政，文官求荣，武官邀功，招衅边事，遗下后患。贵州巡抚陈俨等以播州苗窃发，请调湖广、广西、四川兵五万，合贵州兵会剿。兵部尚书余子俊疏言：“贼在四川，而贵州请讨，是邀功也，奏寝其事。”^[63]初，兵部尚书余子俊论陈钺掩杀贡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汪直，擅权大太监，掌西厂，至辽东，官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64]，与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陈越，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制造事端，欺蒙庙堂，忠臣进谏，默然视之。皇帝只论官之亲疏，不讲事之曲直。庙堂如此，上行下效，功罪倒衡，黑白不分。

明朝系列边政失当，引发努尔哈赤起兵，拉开满洲兴起帷幕，庙堂一错再错三错，加速朱明皇朝的覆亡。历史覆辙，在在可鉴。而后，明朝关内有农民军打击，关外则有八旗劲旅冲撞—明廷大厦将倾，已经无力回天。

建州女真经过五次大的苦难。苦难之后，浴火重生。重生后的建州女真三部统合，发生了明朝和女真都没有料到的历史走向和深远结果。从此，赫图阿拉发展成为东北森林文化的中心，后金—大清森林帝国的发祥基地。

【注释】

[1]《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1399页。

[2]《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1400页。

[3]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中华书局影印万历朝重修本，1989年。

[4]《明太宗实录》记载“安乐州”等11次；《明宣宗实录》记载“安乐州”等25次，女真部落首领及其眷属、部众等，大量迁移到开原城地区。

[5]作者按：原文“兀者”作“尤者”，据黄彰健《明实录·太宗实录校勘记》：“尤者卫，广本、抱本尤作兀，是也。”同书其他记载也作“兀者”，而不作“尤者”，故应以“兀者”为是，“尤者”为误。

[6]《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月辛巳，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叶。

[7]《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254—255页。

[8]满洲始祖三仙女神话发生地，主要有两说：其一，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是在长白山西麓布库里山的布尔湖里湖；其二，据《满文原档·天聪九年档》记载，是在今黑龙江黑河市瑷珲镇北十二华里隔江左岸布库里山下布勒霍里湖。以上两说的共同之点是在白山（长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的广阔地域。

[9]《金史》卷一《本纪一·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页。

[10]《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1400页。

[11]《龙飞御天歌》卷七，第52章，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2]《桓仁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载述：浑江，明称婆猪江，清称佟佳江，民国间因其水浑浊而称浑江至今，源于吉林省哈尔雅范山，汇入鸭绿江。

[13]《新宾满族自治县志》（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68页载述：苏子河，又称苏克素浒河，发源于本县五凤楼岭，有28条主要支流，境内长119公里，汇入浑河，从营口入海。其流域面积约占全县面积近50℅，在县境形成“群山环拱，一水中横”之势。

[14]《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闰十二月乙酉，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叶。

[15]《李朝太宗大王实录》卷九，五年（1405年）五月庚戌，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第19叶。

[16]［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同朋舍，1992年，第37页。

[1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台湾广文书局影印，1970年，第2叶。

[18]《明太宗实录》卷一四四，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月甲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叶。

[19]《明史》卷三〇四《侯显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7769页。

[20]《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七，永乐十四年（1416年）六月己卯，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3叶。

[21]《敕修永宁寺记》，载《历史的见证》附录，见《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22]《明太宗实录》卷九一，永乐七年（1409年）闰四月己酉，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叶。

[23]《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辛丑，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6叶。

[24]《李朝太宗大王实录》卷一一，六年（1406年）三月丙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第9叶。

[25]《明太宗实录》卷一四四，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月甲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叶。

[26]《明宣宗实录》卷一三，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癸亥，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3叶。

[27]《明宣宗实录》卷一〇八，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癸酉，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2叶。(www.daowen.com)

[28]《明英宗实录》卷三六，正统二年（1437年）十一月戊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叶。

[29]《明英宗实录》卷三八，正统三年（1438年）正月癸丑，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8叶。

[30]《李朝世宗大王实录》卷八二，二十年（1438年）七月辛亥，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第12叶。

[31]《明英宗实录》卷八九，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甲辰，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6叶。

[32]李辅撰：《全辽志》卷六，《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第25叶。

[33]《明宪宗实录》卷二一〇，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二月己未，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4叶。

[34]《李朝世宗大王实录》卷四四，十三年（1431年）十月壬寅，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第6叶。

[35]《李朝世宗大王实录》卷四四，十三年（1431年）十一月辛巳，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1959年，第42叶。

[36]《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1478年）六月戊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叶。

[37]《明史》卷一八〇《强珍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776页。

[38]《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三，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月辛丑，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3叶。

[39]《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七，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一月丁未，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6叶。

[40]《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七，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二月辛未，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6叶。又依《明实录·宪宗实录校勘记》“一十五百，旧校改十为千”，而据校改数字计算。

[41]《明宪宗实录》卷二〇〇，成化十六年（1480年）二月壬申，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5叶。

[42]《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1478年）六月戊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叶。

[43]《明史》卷一七八《秦纮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746页。

[44]《清史稿》卷二二二《王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9125页。

[45][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同朋舍，1992年，第721页。

[46]《明世宗实录》卷五〇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庚寅，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47]《清史稿》卷二二二《王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9125页。

[48]《明神宗实录》卷七二，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戊申，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0叶。

[49]《明神宗实录》卷七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作“一月”误，应作“二月”。

[50]《清史稿》卷二二二《王杲传附王兀堂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9127页。

[51]《清史稿》卷二二二《王杲传附王兀堂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9127页。

[52]“辽事”是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中，将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破抚顺，作为辽东之事的开端。

[53]于谦：《于谦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54]“快活”，又称“安乐”，见《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年）六月乙酉、永乐八年（1410年）十月乙未、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庚午、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癸巳、永乐九年（1411年）十月丁巳、永乐十年（1412年）四月己卯、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丙戌和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丙辰等。

[55]《明太宗实录》卷七八，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乙酉，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2叶。

[56]《明太宗实录》卷七九，永乐六年（1408年）五月甲寅，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叶。

[57]《明英宗实录》卷二二〇，景泰三年（1452年）九月庚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11叶。

[58]《明英宗实录》卷一〇二，正统八年（1443年）三月甲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7叶。

[59]《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二，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一月甲寅，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7叶。

[60]《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6190页。

[61]《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1478年）六月戊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叶。

[62]《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1478年）六月戊戌，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3叶。

[63]《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4738页。

[64]《明史》卷三〇四《汪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7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