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迁都南京之日，就是面临覆亡之时。金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即位第二年，力排众议，决定南迁。皇亲国戚，黎民百姓，背井离乡，大量迁徙。迁都之后，河北残破，民生凋敝。后蒙古军围燕，“燕乏粮，人多饿死”^[74]。翌年五月，中都被蒙古军攻破。西夏犯临洮，蒙古攻渑池，宋军围泗州，红袄扰山东，飞蝗过京师，金朝陷内讧。哀宗继位之后，《金史》记载一个故事：“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门且笑且哭。诘之，则曰：‘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75]大金皇朝，气数已尽！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元军与金军对峙于均州之三峰山。金军尚有乣军^[76]、忠义军及诸军三十余万，但金军“师老食尽，不击自归”^[77]。金哀宗叹道：“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今兵至不能逆战，止以自护，京城纵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78]

三峰山之战，金军遂溃，声如崩山。金军官兵，无一得逃^[79]。京城，既人相食，又大瘟疫—“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80]后来，元末^[81]、明末^[82]、清末^[83]，京师都发生或面临大瘟疫，何其相似乃尔！

金朝灭亡，其因固多，仅择四点，加以分析。

第一，失去初心，贪图嗜逸。金初明君，严己清简。金世宗曾说：“朕常日御膳亦从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而无余膳可与。”^[84]贵族、官员也有清廉者。宗室宗贤（阿鲁），政宽简，境内大治。秩满，士民数百人相率诣朝廷请留。及改武定军，百姓扶老携幼送数十里，悲号而去。秉德廉访官吏，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类此，民实赖之。”^[85]

后来金主，奢华无度。清太宗皇太极很重视吸取历史经验。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等翻译《金史》，以便从中吸收历史经验和沉痛教训。清崇德元年，即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太极御盛京凤凰楼，召集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等诸王大臣，命内弘文院大臣朗读《金史·世宗本纪》。然后，他说：

尔等审听之：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披览此书，悉其梗概，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此番往征燕京出边，我之军威，竟为尔八大臣所累矣！故谕尔等，其谨识朕言。^[86]

皇太极谆谆告诫诸王大臣，要保留、传承满洲森林文化的骑射之所长，而不要“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如金章宗时，“李英为帅，临阵之际，酒犹未醒，是以取败”^[87]。由上可见，继承和发扬祖先优良传统，是多么不易！

第二，政策失误，变友为敌。金朝建立政权，进入中原之后，处于宋、金、夏三国鼎立的分治时代，如何处理东同高丽、南同大宋、西同西夏、北同蒙古的关系，成为其进退、得失、胜败、兴亡的一大关键。金帝始则重视金、宋、夏的三角关系，或联宋攻夏，或联夏攻宋，时胜时败，总体来说，尚能平衡。金太祖、太宗的经验是，统而合之，分而胜之；但其后人，忘却祖训，以三个拳头，分三面出击，力量分散，难以取胜。特别是处理同蒙古、宋朝的关系。金朝夹在蒙古与南宋之间，没有处理好同蒙古的关系—当其南进时，有后顾之忧，止于淮河、秦岭一线，而没有继续南进，天下未能一统，只有半壁河山；当其衰落时，“宣宗南度，弃厥本根，外狃余威，连兵宋夏，内致困惫，自速土崩”^[88]。金末三君，受宋、夏、蒙三面之击，特别是北面大漠、蒙古牵制，既没有一统天下疆域，也未能守住已得江山，被蒙古军破灭。哀宗幽兰轩自缢，金君殉死于社稷。末帝在国难中继位，哭奠半日，城溃金亡，残宫混乱，乱中被杀，不知尸首所在，丧国君主之悲。

《元史》有一段记载：金章宗完颜璟崩，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继位，派使臣到蒙古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问金使：“新君为谁？”金使回答：“卫王也。”成吉思汗遂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89]成吉思汗即乘马北去。金使归还奏报，卫绍王永济益怒，欲候成吉思汗再入贡时，就进场害之。成吉思汗知之，蒙古遂与金绝。

前者，物皆先自内腐，然后朽中生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个团体，都是先有内部自腐，变统为分，最终垮台。可以说，历代皇权末世易主，都是自己打败自己，秦、汉、隋、唐、宋、辽、金、夏、元、明、清，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国外帝国末世，亦皆缘于此理。

后者，化敌为友者胜，变友为敌者败。齐桓公不计带钩之仇任用管仲，国兴；唐玄宗骄纵安禄山而京破妃亡，国衰。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顾于此，而失于彼。特别是，金朝没有处理好同蒙古的关系，而被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所推翻。历史的辩证法多么深刻，又是多么严酷！

第三，权力任性，作茧自缚。海陵王弑金熙宗篡位后，忌太宗有子十四人，势力太强，借故杀“太宗子孙死者七十余人，太宗后遂绝”^[90]。又忌开国功臣斜也子孙强盛，杀斜也子孙百余人^[91]，并杀宗翰子孙三十余人、诸宗室五十余人。由开国初“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变成皇室内讧，自相残杀。

皇太极曾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以来，或兴或废，何代无之，焉可枚举？如大辽天祚无故欲害金太祖而兵起，大金章宗，无故欲害元太祖而兵起。”^[92]金朝先是以兵兴国，后是以兵覆国。所以，《金史》评曰：“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93]其得失之差，在兵之合分，金以兵合而兴而盛，复以兵分而衰而亡。完颜阿骨打之能兵合而兴，完颜守绪之所以兵分而亡，前已分述，兹不重复。

第四，旧制造邦，不可长久。先是，金太祖建国前一年，取得宁江大捷后，初行猛安谋克制：“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94]后来演变成金朝一项基本军政社会制度。猛安谋克是金朝社会的文化基础。金代猛安谋克是一种父子相承的世官制度^[95]。金朝太祖、太宗建国后，面临“猛安谋克”的体制与政策如何改革的大问题。太祖定燕京后，始用辽朝南、北面官制度，并始任用汉官宰相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等机构。太宗时，女真勋臣“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金天会四年（1126年），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96]。以韩企先为宰相。企先，燕京人，祖仕辽为中书令，通经史、知典故，或因或革，咸取折中，史称“贤相”。但金朝仍对女真等实行初始时的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是大金夺取天下的“法宝”。在入主中原后，本应对猛安谋克进行改革，以适应“由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变革，但为保护既得利益者，而未对其进行改革。

女真金朝从关外一隅，入主中原，旧的体制，如何对待？女真的传统制度为猛安谋克制。历代金主都在维护猛安谋克制。金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年），金朝将本土大量女真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充实新占领的土地。“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97]金朝主体民族是女真，猛安谋克在土地、耕牛、税收、法制等方面有特权，既享有特权，又有优越感。他们先是“计口授田”，却占田不耕。“今人北军，一家莳地，不下数顷，既无税赋，春则借农以种，夏则借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98]猛安谋克“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99]。猛安谋克不仅具有军事、行政、经济的特权，而且享有法律特权。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五月“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100]。保持女真亦兵亦农传统，使女真处于统治民族特权地位。

猛安谋克户“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101]。如“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102]。又如“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103]。这样，猛安谋克在整体上逐渐变成一个特权性、懒惰性、腐化性、寄生性的阶层。他们享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司法等特权，成为社会的特殊阶层。猛安谋克这根国家支柱、女真栋梁，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如腐柱支厦，稍遭风雨，轰然倒塌。

金朝兴也猛安谋克—史评先曰：“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104]金崛起时，“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攻而克，战而胜，夺取硕硕战果，获得节节胜利。

金朝衰也猛安谋克—史评继曰：“及其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婚姻）以相固结。迨夫国势浸盛，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然枢府签军募军兼采汉制，伐宋之役参用汉军及诸部族而统以国人，非不知制胜长策在于以志一之将、用力齐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广，岂得尽任其所亲哉！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105]

金朝亡也猛安谋克—史评后曰：“迄其亡也，‘忠孝’等军构难于内，乣军杂人召祸于外，向之所谓志一而力齐者，不见可恃之势焉。岂非自坏其家法而致是欤？抑是道也可用于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长久之天下欤？”^[106]

乣军已然腐朽，“忠义军”收纳降人、亡命者组成，概如“蜡枪头”“稻草人”，装样唬人，倒也可以，用之实战，必败无疑。所以，大金军队最终败给了蒙古军队。

纵观，金以兵马得天下，迷信兵员、崇信武力。其实，兵贵忠勇，不在员多；将贵德谋，不在勋阶。金官侯挚上疏言及金军之弊：

东平以东，累经残毁，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夫古之取兵以八家为率，一家充军七家给之，犹有伤生废业、疲于道路之叹。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况于臣者何能为哉。伏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107]

还是应了那句话：金以兵马得天下，亦以兵马失天下。

书文至此，有个问题：《宋史》《辽史》《金史》《夏史》分别从宋、辽、金、夏四个角度，记述了宋、辽、金、夏四朝的人物、史事、典章等，但都没有《蒙古传》。《宋史》凡四百九十六卷，为二十四史卷数之最，《辽史》一百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夏史》两卷附于《宋史》之中，以上“四史”总共七百四十七卷，都没有蒙古传^[108]。其前，《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上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传》《晋书·匈奴传》《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隋书·突厥传》《旧唐书·突厥传上下》《新唐书·突厥传上下》等都有匈奴或突厥之传；其后，《元史》可不单列《蒙古传》，《明史》有《鞑靼传》《瓦剌传》《朵颜传》《清史稿·藩部传》（七卷）都有《蒙古传》。在宋、辽、金、夏的三百多年间，历史演进的结局是大金、西夏、南宋均亡于蒙古，且由蒙古重新实现了中华的再统一。这个史载疏忽，是史官之疏忽，还是君主之疏忽，抑或历史之疏忽？宋帝、辽帝、金帝、夏帝及其幕僚、史官们为什么阙载蒙古的历史？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史不记载，并非其无；君主无视，非其不在。宋、金、夏三朝君主，既没有应该的正视蒙古，也没有应该的重视蒙古，更没有采取相应的治策应对蒙古，结果是自己遭到了蒙古的灭亡。

总之，大金皇朝，忘却初心，当年锐气散尽，内部分崩离析，宗室集团腐败，猛安谋克蠹朽。猛安谋克自戕自尽，蒙古则是顺水推舟，得了天下，坐了江山。

【注释】

[1]据魏国忠等先生考证，“女真”一名最早见之于《宋会要辑稿》记载：“唐贞观中，靺鞨来朝，中国始闻女真之名，契丹谓之虑真。”虑真、诸申、珠申、朱里真、朱理真、珠尔真等，都是同音异译。至辽兴宗耶律宗真时为避其“真”字名讳，而称作“女直”。

[2]“女真”的原始含义，众说纷纭，如：（1）“人”说，即血缘相关之人；（2）“鸟”说，即其地产海东青，为东方之鹰；（3）“酸菜”说，即汉语酸的意思，因其好吃酸菜而得名“酸菜达子”；（4）“箭”说，最初表示“猎民”；（5）“金”说，因其地产金等。

[3]金十帝是：（1）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旻），在位九年，年号收国、天辅，终年五十六岁；（2）金太宗完颜晟（吴乞买），在位十三年，年号天会，终年六十一岁；（3）金熙宗完颜亶（合剌），在位十五年，年号天眷、皇统，被完颜亮所杀，终年三十一岁；（4）金海陵王完颜亮（迪古乃），在位十三年，年号天德、贞元、正隆，被杀，终年四十岁；（5）金世宗完颜雍（乌禄），在位二十九年，年号大定，终年六十七岁；（6）金章宗完颜璟（麻达葛），在位二十年，年号明昌、承安、泰和，终年四十一岁；（7）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兴胜），原名允济，在位五年，年号大安、崇庆、至宁，被毒死，终年四十五岁；（8）金宣宗完颜珣（吾睹补），在位十一年，年号贞祐、兴定、元光，终年六十一岁；（9）金哀宗完颜守绪（原名守礼），在位十一年，年号正大、开兴、天兴，自缢死，终年三十七岁；（10）金末帝完颜承麟，在位半日，国破身亡，终年不详。

[4]《金史》卷一《本纪一·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2页。

[5]女真，辽兴宗名耶律宗真，为避其名“真”字之讳，而称作女直。在金代，随辽习，称女直。到明代，“女直”与“女真”混用。清朝则称“女真”，又称“诸申”“诸理申”等。皇太极于天聪九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谕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从此，诸申、女真一律称作“满洲”。本书在引文中“女直”，照引不改，但在特定语境中也用“女直”，而在一般行文中用“女真”。

[6]《金史》卷一《始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页。

[7]《金史》卷一《始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页。

[8]《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9—20页。

[9]《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92页。

[10]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19年，第7页。

[11]《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96页。

[12]《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34页。

[13]《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96页。

[14]《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36页。

[15]《金史》卷四五《刑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13页。

[16]《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84—185页。

[17]《金史》卷四五《刑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16页。

[18]《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684页。

[19]《金史》卷四《熙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2页。

[20]《金史》卷六六《完颜胡十门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561页。

[21]《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557页。

[22]《金史》卷六六《完颜勖传附子宗秀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560页。

[23]《金史》卷六六《完颜合住传附子布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562页。

[24]《金史》卷六五《完颜斡者传附子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548页。

[25]《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2页。

[26]《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4页。

[27]《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页。

[28]《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5页。

[29]《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92—993页。

[30]《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5页。

[31]《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5页。

[32]《金史》卷二《太祖本纪》记载：“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33]《尚书·益稷》，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

[34]《辽史》卷三〇《天祚皇帝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359页。

[35]《金史》卷三《太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66页。

[36]赵永军、刘阳：《金上京考古：发掘城内道路及排水沟》，刊《中国文物报》2019年4月19日第5版。

[37]《金史》卷五《海陵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8页。

[38]《金史》卷五《海陵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7页。

[39]《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72页。

[40]《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2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84页。

[41]《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85页。

[42]《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37页。(www.daowen.com)

[43]《金史》卷一一一《乌古论庆寿传》“赞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239页。

[4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549页。

[45]《金史》卷七五《左企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724页。

[46]《金史》卷二八《礼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691—692页。

[47]《金史》卷三〇《礼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27页。

[48]《金史·礼志八》记载：“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与满洲立杆承斗祭天祭神有相通相似之处。

[49]《金史》卷三九《乐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882页。

[50]《金史》卷一〇五《孔璠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11页。

[51]《金史》卷四《熙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7页。

[52]《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684页。

[53]阎崇年：《清朝开国史》，中华书局，2014年，第187页。

[54]《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185页。

[55]《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30页。

[56]《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185页。

[57]《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84页。

[58]《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84—185页。

[59]《金史》卷一〇五《温迪罕缔达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21页。

[60]《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30页。

[61]《金史》卷一〇五《张用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14页。

[62]《金史》卷五《海陵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6页。

[63]《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38页。

[64]《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52页。

[65]《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408页。

[66]《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036页。

[67]《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784页。

[68]《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785页。

[69]《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86页。

[70]同年改元兴定。

[71]《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89页。

[72]《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86页。

[73]《金史》卷八《世宗本纪》“赞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03—204页。

[74]杨循吉：《金小史》卷八，《辽海丛书》影印本，辽沈书社，1985年，第3叶。

[75]《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374页。

[76]《中文大辞典》解：辽金时守卫宫殿之军队，间亦参与征战。

[77]《金史》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494页。

[78]《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348页；又见《金史》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494页。

[79]《金史》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474页。

[80]《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387页。

[81]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史·朴不花传》记载：“京师大饥疫。”《元史·后妃传》记载：顺帝皇后奇氏出赀命官“葬死者遗骼十余万”。《元史·朴不花传》也记载，仅宦官朴不花请示朝廷批准，允许买地埋葬饥疫死者尸体，“前后瘗者二十万”。上述两个数字可能张饰，但说明死亡人数，相当可观，令人震惊。

[82]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瘟疫，疫情极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明崇祯实录》也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这是形容数字，并不一定准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大瘟疫，势态极严重。死亡人数过多，竟然无人收尸—“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83]清宣统三年（1911年）冬到来年（1912年）春，《宣统政纪》记载：东北“鼠疫盛行，渐及关内”。京师官民，恐慌万状。为防传染，车辆停运，贡品也停。“东三省一切折奏，暂著改为电奏。”岌危局势，雪上加霜。

[84]《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92页。

[85]《金史》卷六六《完颜宗贤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566页。

[86]《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癸丑，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87]《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85页。

[88]《金史》卷一八《哀宗本纪》“赞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03页。

[89]《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15页。

[90]《金史》卷七六《完颜宗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733页。

[91]《金史》卷七六《完颜宗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741页。

[9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天聪元年（1627年）四月甲辰，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叶。

[93]《金史》卷一一七《时青传》“赞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568页。

[94]《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5页。

[95]张博泉：《论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载《文史哲》1963年第1期。

[96]《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777页。

[97]《大金国志校证》卷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126页。

[9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〇，《炎兴下帙》引《朝奉郎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

[99]《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85页。

[100]《金史》卷十一《章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53页。

[101]《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46页。

[102]《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46页。

[103]《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047页。

[104]《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91页。

[105]《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91—992页。

[106]《金史》卷四四《兵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992页。

[107]《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388页。

[108]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之《宋史》《辽史》《金史》目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