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灭北宋后，又与南宋“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44]。金坚持“一寸山河一寸金”^[45]。金朝的疆域，北达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一线，东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库页岛（今萨哈林岛）、鄂霍次克海，东临大海，南到淮河、秦岭一线，西至今甘肃地带，总面积五百多万平方公里。金朝占有满洲、蒙古（东部）、汉族（华北）地域，户口达五千三百五十三万。

金朝的森林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同农耕文化统合。森林文化进入中原，同中原农耕文化全面统合。

一如学习唐宋礼制。世宗朝，“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成立“详定所”，编修《金纂修杂录》^[46]，全面借鉴唐宋礼法。《金史·礼志》纂修者认为：“是时，宇内阜安，民物小康，而维持几百年者实此乎基”，即金源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其百年基业之基本。如祭祀，天、地、日、月四坛。祭前斋戒，采用唐制。在先前，“金初无宗庙”^[47]。天辅间，京师设太庙，诸京立祖庙。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在中都立社稷坛，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表明农耕文化已经列为国祀之大典。同时，保留女真拜天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行拜天之礼^[48]，而后行射柳之礼。祭祀时奏宋之雅乐、女真词的女真乐曲^[49]，设立文庙，尊孔读经。金天眷三年（1140年），立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为衍圣公^[50]。翌年，金熙宗谒奠孔子庙，北面再拜，并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51]

二如创制女真文字。女真初无文字，渤海兴时始有文字，其亡后文字失传。金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便用契丹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女真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女真语，制女真字。金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女真小字^[52]。

女真字是仿照汉字、契丹大小字而创制的一种独特文字。其特点是：

女真字是仿照汉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而创制的一种独特的文字。有些女真字采用了汉字的字义和字形，其读音则是女真语的；有些女真字对汉字笔划做了增减改动，其读音也是女真语的。所以，女真字是一种表音与表意相结合的方块字；但也有学者认为，女真大字是方块字，而女真小字是拼音字。所以，女真字与蒙古拼音文字有所不同。^[53]

完颜希尹是金史上有大功之人，却被金熙宗冤杀。这同后来满洲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而被努尔哈赤处死有相似之悲剧。

三如翻译汉文典籍。女真字颁行后，金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诏以女直字译书籍”^[54]，如“五经”中《尚书》《易经》《春秋》大定时已译成女真文，《诗》和《礼》也在翻译中。时东平刘天骥，七岁能诵《诗》《易》《礼》《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说明其时文气之盛。

四如开科取士。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创设女真进士科，“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55]，徒单镒等二十七人登第。金世宗说：“不设此科，安得此人。”^[56]并在中都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到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九月，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57]成，命颁行之。金世宗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58]而所译《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等书，也逐渐问世。女真官员文士，融合多元文化。如温迪罕缔达^[59]，研习经史，以女真字出身，累官到国史院编修官。而后学者渐盛，转习经史，故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皆官至宰相。

五如科举任用汉官。金的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60]。如张用直，临潢人，海陵与其兄充皆从之学。金天眷二年（1139年），赐进士及第。海陵即位后，尝谓用直曰：“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就学，宜善导之。朕父子并受卿学，亦儒者之荣也。”^[61](www.daowen.com)

六如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正月，“初置国子监”^[62]，成为养士重地。国学生多时达四百人，但以皇室、宗亲、贵戚、功臣、高官等子弟为主。内容有辞赋、经义、策论等。又设女直国子学，以猛安谋克等子弟为学生，诸路达三千人。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子》、《扬子》、《老子》为主出题。进士以汉人、女真为多。会试三年一次，多时九千人赴试，中试者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九百二十五人，有“人数过多，则涉泛滥”^[63]之讥评。

七如进士出身官员，占有很大比重。《金史·循吏列传》入传二十一人，其中进士十五人，占其总人数的71.4%，而《金史·佞幸列传》入传者七人，无一人进士。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女真吸收汉文化对于官员素养提升之重大作用。

八如全面文化融合。金司天台学生，“女直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64]，以及其他等。

九如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深通儒学，工书善画，仿宋徽宗赵佶瘦金体，几可乱真。举例来说，其《题女史箴图卷》，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其中“恭”字讳缺末笔，为避父允恭之讳，因学者确定为其仿作，而非宋徽宗之真迹矣。

但是，金朝宗室、贵胄、墨客等，也学了宋代社会的“苍蝇蚊子”。如军官数多，动相牵制，“十羊九牧，号令不一”^[65]，成为金朝吏治的一大痼疾。

第二，融多元经济发展。先是，女真在关外时期，虽以狩猎、采集等经济为主导，但在江河平原地区，也发展农耕经济。金入主中原地区后，接受农耕文化的历史与现实，采取许多措施，实行经济融合。例如，设立司农司、劝农使司，从国家层面重视农业；将大量猛安谋克户，分到农业地区，授土地、赐耕牛，力图改变其旧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收取农业赋税，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重视农田水利，运河堙塞，责令疏浚。尚书省奏当用夫役数万人。世宗曰：“方春耕作，不可劳民。以宫籍监户及摘东宫、诸王人从充役，若不足即以五百里内军夫补之。”^[66]但是，女真部民两千年来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深广，旧习长在。这突出表现在渔猎文化经常冲击农耕文化。例如，海陵王欲使淮河平原变成猎场，“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67]。军用骡马应供刍粟，海陵曰：“今禾稼满野，骡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岁不获，亦何伤乎！”^[68]还调马五十六万余匹，分摊到农户，令农家饲养。这显然在破坏农耕经济，损害农民利益，激化官民矛盾。同期，钱币贬值，金融恶化。“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69]。也就是说，到金贞祐五年（1217年）^[70]，银贬值了二百多倍^[71]。钱不够，行宝券，愈改愈乱，民心尽失，竟至“今千钱之券，仅值数钱”^[72]。经济基础摇动，民众愈加不满，任性强令推行，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第三，为后世提供借鉴。清太宗皇太极尝以金朝经验教训告诫诸王大臣：

世宗之立，虽由劝进，然天命人心之所归，虽古圣贤之君，亦不能辞也。盖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宁岁无几。重以海陵无道，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却任得敬分国之请，拒赵位宠郡县之献，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此其效验也。然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而群臣偷安苟禄，不能将顺其美，以底大顺，惜哉！^[73]

然而，历史教训，后世健忘，前车覆辙，后车重蹈。何以见得？金亡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