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方，大体长城以北，主要是两大族系、两种文化、两个区域，即西北蒙古族系与东北满洲族系，西北草原文化与东北森林文化，西北牧区与东北林区。事物是复杂的、多元的，还有其他族系、文化和区域，囿于体例，限于篇幅，本节对后者暂不做讨论。

东北森林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的东西大致分界线在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处于东北森林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的中间地带、交错地带、过渡地带、双栖地带。因此，这个地域的契丹文化，“畜牧迁徙，射猎为业”^[22]，兼具草原文化与森林文化的二元特色、双重特征。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传统性和变迁性的一个表象是，在古代大兴安岭地区，覆盖着桦树、枫树、椴树、红松、栎树等的森林，狩猎是这里远古居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由于自然与人为的因素，树木逐渐减少，草原逐渐增多。在西北草原文化与东北森林文化之间，民族文化形态往往具有二元性或三元性的特征，即兼具蒙古族系与满洲族系、草原文化与森林文化、牧区与林区的二元特点，还吸取中原文化营养，兼有汉族系农耕文化、农区的三元特点。契丹兴发于大安岭东麓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其西为西北草原文化，其东为东北森林文化，其南为中原农耕文化。由这里孕育出来的大辽政权，兼具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农耕文化的三元性特点，成为森林帝国逐渐兴起的过渡阶段、过渡地带、过渡文化。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分治局面，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建立宋朝，定都汴京（今开封市），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局部统一。后因宋都南迁临安（今杭州市），因此史家将前者称作北宋，而将后者称作南宋。与北宋对峙的政权是契丹建立的辽朝。

契丹兴起，有个神话。《辽史》记载：很早以前，一个骑白马的男子，从老哈河而来，一个驾牛车的女子从西拉木伦河而来，两人在辽河相遇，结合后生下八个儿子，后来繁衍为契丹的八个部落^[23]。现存《施甸长官司族谱》里有一幅描绘上面故事的图，图上绘山麓竖立八棵树，象征契丹八个部落。《辽史》追记这段历史说：“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而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24]

这段记载说明，契丹文化有三个特点：唐末五代时期，契丹活跃在大兴安岭东麓老哈河与辽河之间的广阔地带；八棵树象征八个部落是森林文化的历史影子，白马是游牧和狩猎部落部民的显著特征，青牛则是受到中原农耕文化影响的印记。这个神话似在说明，契丹发展到耶律阿保机时代，已然不纯粹是草原游牧文化，而是兼具草原、森林、农耕三种文化的特色。从《辽史》相关记述^[25]，可以看出契丹文化演进的脉络。

第一，契丹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十世祖，即始祖奇首“徙潢河之滨”，开始了部落发展的新时代。其迁徙所到之潢河，又称潢水，就是西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水发源于大兴安岭，东流汇辽河入海。辽河流域基本上属于农耕文化，也兼具草原文化与森林文化的特色。因此，契丹族群迁入西拉木伦河流域之后，既与森林文化相连，又与农耕文化相接，从而加快了契丹社会文化统合与发展的进程。

第二，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世祖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这较其父祖先人“不为文字，刻木记契”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状态，有明显的发展与进步，但较之中原的经济文化形态，其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

第三，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时，“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匀德实以其对部落发展的贡献，被其后世尊为玄祖。这条记载表明，契丹部落此时，“民稼穑”—会耕作，“善畜牧”—会牧养。这样，契丹除了传统的草原文化之外，又吸取了森林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滋养。

第四，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父亲撒剌的时，“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部民记忆和尊重他的功业，被尊为德祖。其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26]。此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契丹武士

第五，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完全开创出一个大局面，为辽朝奠定基业，被其后世尊为太祖。《辽史·太祖本纪》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曰：“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值唐末皇权式微、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分治衰乱的时机，统合契丹诸部，形成强大合力，进兵中原，建立政权，与宋朝对峙。这是契丹第一次在北中国建立长期稳固的政权。

耶律阿保机（872—926），姓耶律，名阿保机，汉名亿。在位十一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病逝，享年五十五岁。耶律阿保机统合契丹八部，称契丹大汗，创制文字，制定法律，发展生产，扩大势力，成为辽朝开国之君。辽朝由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6年）建国号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大同元年（947年）二月，改国号大辽，之后辽朝与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到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年）为金所灭，共历九帝，二百一十年。

契丹建辽朝，有几个特点：

第一，三元文化。契丹地处西北草原文化与东北森林文化之间，具有草原与森林、游牧与渔猎的双重经济文化特征，或者说，具有游牧与渔猎的二元性经济文化形态。《辽史·食货志》记载：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27]

上述记载表明：马逐水草，人食马奶，应是草原文化的特征。但是，《辽史·游幸表·序》又言：

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28](www.daowen.com)

上述记载又表明：契丹既以游牧为生，又以渔猎为业，映现出游牧与渔猎、草原与森林的二元文化特征。

在这里，汉族帝王也曾有“楚畋云梦，汉猎长杨”^[29]的畋猎之举，但那是在不违农时的“巡狩”，是汉族帝王巡狩游幸之举，并非其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辽太宗取得“燕云十六州”，进入中原后，加快与农耕文化、儒家传统的统合，特别是其王公贵族，逐渐接受汉文化。《辽史》记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30]如辽圣宗耶律隆绪，为辽景宗长子，十一岁继位^[31]，在位四十九年。他的汉文化修养很深：“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32]而后，辽兴宗耶律宗真也“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33]。他还“曲水泛觞赋诗”^[34]。辽行开科取士。程寀和任熊祥是两位典型人物。程寀，燕析津（今北京）人，其祖程冀，有六个儿子，“父子皆擢科第，士族号其家为‘程一举’”。程冀的孙子程寀，考中进士甲科^[35]。任熊祥，燕人，“登辽天庆八年进士第”^[36]。

这些都表明，民族间文化的融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又表明，辽朝文化具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三元性。

第二，建五京四捺钵。辽设五京：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菠萝城，城址由北部皇城和南部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37]，城周二十七里；南京析津府，在今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周长二十七里；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市；中京大定府，在今内蒙古喀喇沁旗东南宁城境；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这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半壁江山后，第一个设立五京的政权。辽不仅设立五京，而且设置四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汉译是行宫。四捺钵的大体地点是：春捺钵在长春州鱼儿泺，今吉林省大安市月亮泡；夏捺钵在永安山，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境；秋捺钵在庆州缚虎林，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西北白塔子西部诸山区；冬捺钵在广平淀，即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附近平原。四捺钵是游动的辽朝中枢机关所在地，也是辽朝皇权的中心所在地。这说明辽帝进入中原，在吸收中原农耕文化的同时，既保留草原文化传统，也保留渔猎文化习俗。其渔猎文化形态，或捕鹅，或射鹿，或放鹰，或猎虎，或观渔，或捕鱼。《辽史》记载辽帝到南京（今北京）东南九十里、方圆数百里的延芳淀进行渔猎活动有十六次。其中，史载：

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户五千。^[38]

辽帝不仅狩猎，而且捕鱼。《辽史》有十七处辽主钩鱼（钓鱼）的记载，列简表如下：

此外，辽兴宗在位十六年，《辽史·兴宗本纪》中未见其钩鱼一字记载，但在其崩后，“纵五坊鹰鹘，焚钩鱼之具”^[39]，可证其生前嬉于渔猎，也是契丹渔猎文化的一个史影。

第三，立树祭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0]祭祀，是国家、部族之大事。祭祀之主神，同其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辽史·礼志》载其祭山之仪云：

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乡；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具礼仪。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仆臣曰旗鼓拽剌，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礼官曰“敌烈麻都”，奏“仪办”。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绛带，悬鱼，三山绛垂，饰犀玉刀错，络缝乌靴。皇后御绛帓，络缝红袍，悬玉佩，双结帕，络缝乌靴。皇帝、皇后御鞍马。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皇帝、皇后至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诣天神、地祇位，致奠；阖门使读祝讫，复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遍及群树。乐作。群臣、命妇退。皇帝率孟父、仲父、季父之族，三匝神门树；余族七匝。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上香，再拜如初。皇帝、皇后升坛，御龙文方茵坐。再声警，诣祭东所，群臣、命妇从，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妇右持酒，左持肉各一器，少后立，一奠。命惕隐东向掷之。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祇位。执事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诣皇帝、皇后前。太巫奠酹讫，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皇后一拜，饮福，受胙，复位，坐。在位者以次饮。皇帝、皇后率群臣复班位，再拜。声跸，一拜。退。^[41]

显然，祭祀中立君树，其前立群树，又植二树作为神门，宰牲，祭拜。这应是森林文化中崇拜森林大树的遗俗遗风。

祭天，也同森林文化有关。在建大辽时，取“遼”字为朝代名，似有一解：“遼”通“尞”。“尞”，《说文解字》云：“尞，祡祭天也。”段玉裁注云：“示部祡下曰，烧柴尞祭天也。是祡、尞二篆为转注也。烧柴而祭谓之祡，亦谓之尞。”^[42]“祡”通“柴”，“祡”通“尞”，即烧柴祭天。“遼”又通“尞”，所以这里有“柴尞祭天”之意。因此，从契丹以“烧柴祭天”的“尞”为国名，说明耶律阿保机时代，契丹文化对森林文化影响是很大的。

第四，南北两制。《辽史》记载：“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43]

尽管辽朝实行南北分治，但即使在“北治”地域，也分城居住，并深受中原文化之影响。举例来说，东京辽阳府，契丹与汉人，也是分城居住。东京宫城之外，谓之外城：“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44]

于此，《辽史》记载：“辽起松漠，经营抚纳，竟有唐、晋帝王之器，典章文物施及潢海之区，作史者尚可以故俗语耶？”^[45]

当然，辽朝有一个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其文化之诫，略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