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汉时期，《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就有记载：“建大木，以县^[29]铃鼓，事鬼神。”^[30]汉魏挹娄、勿吉祭祀神树、大木，前文已述。到明清女真、满洲祭祀神树、大木，清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记载详细，列为祀典，礼仪隆重，仪式复杂。除了各个族群共有的祭祖之外，突出特点是祭祀木杆，即森林。

在森林文化地域的居民，其衣食之源，出于森林与河湖提供的鸟兽、鱼类、菌类和果实等。古代森林部落，认为神从天上降落到森林中，于是对树木作为神的化身而加以崇拜。因此人们将大树作为神来加以祭祀。所以，森林文化祭祀的主神是大木，是森林。

森林文化居民祭祀的主神为大木，为森林，其主要历史文献证据之一，是《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

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31]，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32]。

《山海经》也有记载：“肃慎之国，在白氏北，有树名雄（或作雒）常，先人代帝，于此取之。”^[33]也就是说，肃慎人以树为神。《渤海国记》亦有记载，渤海凡举兵戎旅之事，要以青牛白马，告祭“天地日神”和“太祖以下诸陵”，但更要告祭“木叶山神”。^[3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兴戎动旅，进行征战，自然要告祭天地、祖先，这是古代各民族、各部落的共同特点。然而，兴戎动旅，进行征战，要告祭“木叶山神”^[35]，则是森林文化的一个特征。

上述习俗，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延至满洲，树立木杆，祭神祭天。满洲神杆，既是对树林的敬仰，也是对天神的崇拜。

在古代日本，森林覆盖大地，寺庙祭祀的是“御柱祭”。这里的“御柱”就是树木，象征着森林。“御柱祭”的“柱子”是什么寓意呢？这“柱子是神与人通过它往来于天地之间的神圣的通路”^[36]。因此，日本的寺庙，有的没有神像，只有树木。有书记载：“日本的神社里有森林。在日本，可以有没有森林的寺庙，不可能想象神社里会没有森林。”^[37]这是东北亚森林文化族群祭祀树木的又一个例证。

在北美洲，如加拿大森林文化地域的古印第安部落，祭祀“木桩”，也是立桩或立杆祭神祭天，以树木或森林为祭祀的象征。(www.daowen.com)

以上祭祀的主神也都是树木、森林。在东北亚如此，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也如此—都是森林文化族群祭祀树木的有力证据。

到明清女真祭祀神树、大木，清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记载详细，列为祀典，礼仪隆重，仪式复杂。除了各个族群共有的祭祖之外，突出特点是祭祀木杆，即森林。

女真后裔的满洲，在堂子祭祀神杆，也含有神庙里祭祀森林之意。早在佛阿拉、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都有立杆祭神祭天的满洲重大礼仪。清定都北京后，在京师建堂子，主殿为八角亭式殿。殿前树立神杆。神杆是从京师延庆州山中，砍取松树长两丈、围径五寸、树梢留九节枝叶者若干根，运至堂子备用。在正旦或重大仪式前，将神杆插立在石座上。按照八旗为序，纵横排列，酷似森林。依照严肃礼仪，举行满洲祭神祭天典礼^[38]。从《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的堂子图，可以看出：祭祀神杆的松木，在山上砍伐之后，每棵留有九个枝叶，从树立众多带着枝叶的神杆，可以看出一个图像—既相似一片森林，也象征一片森林^[39]。堂子祭神祭天时，侧面望去，棵棵神杆，恰似森林。因此，满洲立杆祭神祭天礼仪，是满洲森林文化的一个鲜明例证。

在清朝，皇宫坤宁宫前院东南角处，竖立索罗杆子即神杆，将满洲祭祀大木、神树的森林文化风习移到紫禁城内。又在皇城内建筑八角形堂子，在堂子举行祭神祭天大典。堂子祭祀的主神，就是前文所揭示的大木和森林。八旗家庭前院东南向处，也树立索罗杆子，即神杆。

在清代，从满洲八旗王公贵族到满洲普通人家，在每家院落东南角处，均立神杆，俗称索罗杆子，也遵照礼仪，举行祭神祭天典礼。据萨满石清泉回忆，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今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镇弓通屯满族富察氏家族的祭天活动，仍是在村屯外一棵老榆树下举行，富察氏家族世代视此树为神树^[40]。民国年间，满族人家在庭院中立杆祭祀神树与乌鸦之记载和故事，极为普遍，史不绝书，民俗之例，不胜枚举。

因此，清朝的皇帝宗室、八旗贵族和旗人家庭，举行的神杆祭祀，都是满洲属于森林文化的一个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