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土地植物生态而言,广袤土地的植物生长,农耕文化以种植为主,草原文化以草原为主,森林文化以森林为主。在森林地带,山连山,岭连岭,莽莽森林,郁郁葱葱,不见天日。森林地带,其地表标志、森林分区、树木种类等都有其特点,从而影响族群的生产和生活。
以地表标志而言,清朝东北森林文化的地理分布,西起大兴安岭,南界长城,东达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北跨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山脊、黑龙江入海口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北部一线,最北达雅库茨克地方。在明清盛时,中国森林文化区域的总面积为300多万平方公里。
以森林分区而言,东北森林文化的林区,主要包括贝加尔湖林区、外兴安岭林区、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林区、库页岛(今萨哈林岛)林区、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林区、乌苏里江林区、大兴安岭林区、小兴安岭林区、张广才岭林区、长白山林区等。
以树木种类而言,在大体相同的森林文化带,因其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气候、不同降水、不同地貌、不同山川、不同洋流、不同温度等因素,生长着不同的树木,如落叶松、冷杉、红松、岳桦、云杉等。(www.daowen.com)
以动物种类而言,这个地域没有青藏高原文化特有的动物,如藏狐、藏野驴、藏原羚、藏羚羊、牦牛;但有森林文化特有的海东青、飞龙(花尾榛鸡)、熊、鹿、东北虎、鹿、獐、狍、貂、东珠、大麻哈鱼等。
总之,在古代,森林地带既不宜种植农作物,也不宜生成草原,而宜于生长树木,从而形成森林文化的天然物质基础。当然,任何地域的文化形态,都不是绝对的、单一的、凝固的,而是犬牙交错的、彼此联系的、不断变化的。譬如:在农耕文化地带,农桑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尽管也有局部的草原放牧、森林狩猎、河湖捕鱼、林中采集;在草原文化地带,游牧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尽管也有农业耕作、林中狩猎、河湖捕鱼,如在“敖汉、奈曼等处地方多鱼,伊等捕鱼为食”[7]。在“科尔沁郡王旗开种库都力荒地,东至硕勒合硕,西至姑奈经勒克,南至冒图,北至库都勒甸子,原招民千七百余户,准其一体种地输租,各立封堆”[8]。
在森林文化地带,渔猎是其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尽管也有草地游牧、农田耕作;同样,在沿海暨岛屿文化区域,捕鱼运输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尽管也有部分森林、草地、耕地,部民自然也有狩猎、牧放、采集、耕作等。但是,在古代社会,就其主体而言,森林地带、草原地带、农耕地带,各以森林、草原、农作为其经济文化的主要动植物形态和基本生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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