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有一根主线贯穿，这个主线就是文化统合。从上述“五种文化”与“三个千年”的时空交合、经纬交错的历史叙述中，对森林文化的地位作用和演进脉络，可以做出如下几点分析：

第一，森林文化的丰富蕴含。上面绘出“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形态地图”，其中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和高原文化，其土地面积，各占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森林文化的面积，与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的面积几乎相等。它同草原文化、高原文化，以其都是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结成满蒙联盟和满藏联盟，这些加在一起，几乎等于九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再从农耕文化中分化、瓦解出汉军、汉官、汉儒，并同中原传统文化统合，其力量的综合，就不难理解其取得全国政权，并加以巩固，是具有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是对“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满族“以少胜多”和“以小治大”问题的一个解答。

第二，森林文化的学术价值。国内外的史学研究中，均不见将森林文化加以学术概括。此事，要从中国古代文化类型说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一概念。他依照自然条件和地理特征，将地球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高地草原区域，第二种是江河平原流域，第三种是沿海海岸区域^[18]。黑格尔概括地球地理文化类型，就其文化形态来说，简而言之，可以分为草原文化、游牧经济，平原文化、农耕经济，海岸文化、海洋经济。黑格尔的概括，没有涉及高原文化和森林文化。实际上，地球表面的陆地是由农作地、草原地、森林地、高原地、近海暨岛屿海岸地等自然地带组成的。从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文化区域来说，如农作、草原、森林、高原、海洋等均有其不同的经济与文化之特征。所以，中国古代有五种基本经济文化类型，即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中华文化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自甲骨文以来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以文化类型而言，三个千年历史，发生三大变局。于此，我在2010年由北京出版社印行的《北京文化史举要》一书中，做了简明的论述：

中华古代的文化发展，大体可以概括为五种经济文化形态：一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二是西北地区的草原文化，三是东北地区的森林文化，四是西部地区的高原文化，五是沿海及岛屿地区的海洋文化等。在古代中国，高原文化、海洋文化都具有重要地位，都对中华文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都没有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过主体的或主导的地位。而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都时间或长或短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据过主体的或主导的地位，发生过主体性或主导性的重大历史作用。^[19]

然而，中华文明自商周到明清史上的五种文化类型，是就其主体、就其总合而言的，在其彼此之间，既不平衡，又相交错。前者如，海洋文化的发展，是中华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块相对的短板；后者如，森林文化中有游牧、也有农耕，草原文化中有森林、也有农耕，农耕文化中有游牧、也有森林等。事物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不是纯粹的，不是凝固的，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复杂文化类型的历史时，既应当观照其主体、主导、主干、主流、核心，也应当观照其肢节、侧翼、枝丫、支脉、外壳。当然，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应当探索和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内在联系、根本性质和主要表征。因此，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首要的是抓住其内在特征和根本特质，但也不能忽视其外在性、枝节性和表面性。

第三，历史学界的认同声音。拙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发表后，著名历史学家冯尔康教授著文加以肯定与评价。他说：

说到中华经济区域文化的组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其次会顾及西部高原文化、沿海和岛屿的海洋文化，而阎崇年于2014年年初发表《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一文〔《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收入《清史论集》〕，唱出中国历史上“东北森林文化”之论。他认为经历有文字记载的三个一千年的历史变局，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更迭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主导作用：第一个一千年的商周时代，中原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东北地区的森林文化与之有所接触；第二个一千年汉唐时期，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交融；第三个一千年的宋元明清时期，东北森林文化发展，造成小小的少数族群满洲族入主中原，换句话说，清朝建立全国统一政权，是以厚重的森林文化为根基，由此可见森林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不可忽视的作用。阎崇年将森林文化视作中华经济文化五种类型之一的观点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说明历史上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诸民族（特别是满洲族）的历史地位。森林文化论，既是一种观点，也是一种方法论，值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

冯尔康教授上述的睿见和鼓励，激发我进一步探索森林文化的历史学诸问题。

第四，历史在文化统合中演进。上述中华文明中商周以来三千多年文明史的发展，清楚地表明：文化统合是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东北森林文化诸族群中的肃慎族系—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在中华文明三千年演进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由分到合，走着一条文化统合之路。由初始的向中原王朝朝贡，到建立区域性政权，再到建立半壁河山政权，最后入主中原，建立起森林文化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清朝。

第五，森林文化孕育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既包括物质力量，也包括精神力量。于物质，地上的大片森林，林中的飞禽走兽，树林植物果实、中草药；地下的丰富宝藏。于精神，森林文化留下大量的精神财富。森林文化的族群居民，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兹举四点：一是勇敢性。猎民狩猎所获猎物是其重要衣食之源，狩猎时要面对凶猛禽兽，勇敢搏斗，加以捕获，所以狩猎人尚武；而农民种收稻、麦、粱、谷，虽需要艰苦和耐力，但没有生命危险，猎民与农民，情状大不同。二是协作性。古代森林文化部民狩猎一般是围猎，从四面八方围堵捕获猎物，必须协同合作；农民收获庄稼大多一家一户或一人一牛进行。三是开阔性。小农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其耕作范围，一般在五里之内；而狩猎时，猎人骑马，驰骋山林，范围达方圆数百里。四是坚毅性。森林带的冬季比农耕带更寒冷、更漫长，温度最低达-40℃—-50℃，艰苦环境锻炼人的耐劳品格和坚韧毅力。当然，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文化居民，也都有勇敢性、协作性、开阔性和坚韧性的品性，但就族群总体而言，森林文化部民更具有上述明显特征。特别是其政治谋略，如“统合”思想，是清朝由关外一隅，几十万人，十万军队，借李自成军推翻明朝并尚未站稳脚跟的时机，清军进入山海关，联合吴三桂，大败李自成军，继而占领燕京，迁都北京。清军胜利，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过六十年积累—先从森林文化自身统合，进而同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进行碰撞、交融而达到文化统合。

有人问：你强调森林文化族群具有勇敢性、协作性、开阔性和坚韧性的“四性”，难道其他民族没有这“四性”吗？我在上述论析中，概括森林文化族群具有勇敢性、协作性、开阔性和坚韧性，并没有排他性—这并不排斥或否定中国或世界其他族群有这“四性”。因为我没有在“四性”之前加限制词“只有”，如果我说“只有森林文化族群具有勇敢性、协作性、开阔性和坚韧性”，那么，前引“批评”应欣然接纳；恰恰相反，我没用“只有”的限制词。举一例，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人借此指责说：“难道我们外国人民是不勤劳的人民吗？”我们怎样回答呢？一笑置之。

许多学者指出：“中华史观”和“中原史观”是不同的。有一种“中原史观”，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汉族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族群被称为“化外之民”，如《礼记》所称之“四夷”，即“东夷”“西羌”“南蛮”“北狄”。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族群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朝贡与封赏、藩属与宗主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敕封为比皇帝低一级的王。

我持“中华史观”。“中华史观”应是在中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大中华史观”，即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中华各民族互相融合并共同发展的史观。中华文明是以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为主体，以西北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和东北满洲森林渔猎文化为两翼，以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等为重要元素，共同统合演进而组成的中华文明共同体。

应当树立“大中华文明史观”。我认为，主要从中原观点来解释中华历史已经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应该跳出中原文化中心论的窠臼，将研究视线投射到中华所有地区和各个时代，投放到多种文化形态，投散到世界文化的视野，这样才能更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华文明，在各个时代、在各个地区、在各个族群、在各种文化形态的交互关系中，其真实、全面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所以，应当树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之间，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互相借鉴、互相推进，从而形成一主多元、共同发展的大中华文明史观。

【注释】

[1]阎崇年：《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以万平方公里（千米）计，后同。

[3]《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3297页。(www.daowen.com)

[4]《孟子·尽心下》，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

[5]《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3297页。

[6]《史记》“集解”徐广曰：“卤，楯也。”

[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279页。

[8]《史记》卷七三《白起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2337页。

[9]杜牧：《樊川集·阿房宫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239页。

[11]《国语》卷五《鲁语下》，清嘉庆黄氏刻本，第11叶下。

[12]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按：平城有三，一曰平城，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处；二曰新平城，拓跋猗卢所筑，在今山西省山阴县；三曰小平城，为秦蒙骜所破者，今山西省朔州市。

[13]阿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境。

[14]临潢，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境。

[15]奴儿干位于黑龙江入海口处。元称奴儿干；明在此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并立永宁寺碑记；清称庙街；今为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

[16]阎崇年：《大故宫3》，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13—316页。

[17]阎崇年：《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8][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19]阎崇年：《北京文化史举要》，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20]冯尔康：《从格物求真到大众普及—〈阎崇年集〉评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