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都对中华文明发展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在中华文化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发挥着更为重大的影响，产生着更为重大的作用。观察中华历史的走向，研究历史演进的趋势，不仅要看几个十年，要看几个百年，更要看几个千年。中华文明史是多元文化走向统合的历史，其间，有分有合，有争有融。从千年宏观的视野，依文化的形态，做出文化梳理，进行逻辑分析，就中华文化演进脉络而言，按照统合的焦点不同，三个千年发生过三次大的历史变局。

第一个千年，主要是商周时期（前17世纪—前221年），大数算是千余年，地域分布，极其广泛，但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和渭河中下游流域。殷纣无道，武王东伐，牧野之战，血流漂杵，殷商覆亡，建立周朝，奠都镐京，史称西周；西周东迁，移鼎雒邑（今洛阳）^[3]，史称东周，后裂变为春秋和战国。北方的齐鲁、燕赵、秦晋、河洛等，南方的吴越、楚湘、巴蜀、两粤等八个文化板块，在各个地域、各个族群、各个集团、各方诸侯，争战，结盟，合纵，连横，斯胜斯败，斯盛斯衰，强进弱退，分合兴替，为此而付出惨烈的代价。于春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4]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5]诸侯尚如此，何况庶民乎！战国时期，在通向一统的路上，往史惨酷，骇人听闻：“伏尸百万，流血漂卤^[6]”。^[7]仅战国时秦将白起，先后斩杀八十九万余人，其中秦赵长平之战，坑杀赵军官兵四十五万人！后白起引剑自刎前哀叹道：“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8]白起也以自杀的形式为时代付出了生命代价。

先是，中华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满天星斗”，进入甲骨文时代。盘庚七迁，殷亡周兴，西周东迁，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国都纷呈，中心多元。历史发展的结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六王毕，四海一”^[9]，出现“车同轨，书同文”^[10]的六国一统的大局面，在中原地域实现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统合。但是，秦祚历史短暂—始皇称帝，冀图万世，“仁义不施”，愚弱黔首，专制暴戾，二世而斩，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仅十五载，天下笑焉。刘汉取代嬴秦，建立汉朝。

这次历史文化大统合，主要是农耕文化各地域、各方国的大统合。这个统合后的中原农耕文化的族群，被称为汉族，被认为是汉族形成之始。本来，中原汉族形成于秦一统六国，但不称秦族，而称作汉族。这可能是因秦朝短祚，更可能是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士人。读书的士人，没有暴富的金钱，没有至高的权力，却有知识，有话语权，秦人历史是汉朝士人记载、传承下来的。这样，汉族形成便从汉朝开启。

在这个千年里，浸润着东北森林文化的肃慎，已经同中原王朝发生着联系，如“肃慎氏贡楛矢石砮”^[11]。肃慎进贡狩猎工具和军队武器—楛矢和石砮，友好交往，史不绝书。

这个千年，殷商甲骨文，周朝钟鼎文，商周青铜器，西周石鼓文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珍。《论语》《孟子》《道德经》《诗经》《周易》《春秋》《周礼》《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儒、道、墨、法、兵、名、医、农，诸子百家，竞相争鸣，思想精华，盖世惊叹！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放射出一道人类文明的灿烂光华。

第二个千年，从秦初到唐末（前221年—907年），大数算也是千年，族群更加繁衍，地域更加广阔。这个时期，除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内部继续冲突与融合外，又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就是西北草原文化。在这个千年里，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与统合，出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秦汉与匈奴，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与鲜卑等，第三次是隋唐与突厥。匈奴，第一次被列为纪传体正史之首的《史记》，载有《匈奴列传》，还有相关的《李（广）将军列传》和《卫（青）将军骠骑列传》，这三个列传合计约二万一千余字，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二十五分之一，所占比例，颇为可观。而后，《汉书》有《匈奴传》《西域传》（各上下两卷）共列五十一节，《后汉书》则有《西域传》《南匈奴列传》。这些既说明匈奴与西域在此期历史演进中的重要地位，也记录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匈奴、鲜卑和突厥，先后作为草原文化的代表，成为当时政治与文化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守边，并连接秦、赵、燕等长城，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出击匈奴被围平城^[12]，七天七夜，几乎被俘，张良施计，金钱美女，利色相诱，得以脱身。卫青、霍去病等出征匈奴，张骞通使西域，唐太宗大战突厥等，都是这场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博大气象。

汉、唐两大帝国先后出现在世界东方，既是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交汇的结果。中华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大统合。

这个时期，从镐京、咸阳，经西安，到洛阳，政治中心，东西摆动，但以长安（西安）为重心。当然，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苏武牧羊，李广自刎，昭君出塞和亲，张骞出使西域，使节往来，和亲互市，布帛交流，酒谷馈赠，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情感悲剧，花木兰代父从军的动人历史故事，欢歌而又哀泣，凄美而又悲凉！(www.daowen.com)

在这个千年里，满洲先人建立渤海政权，得到唐朝皇廷的册封。由上个千年的朝贡，到这个千年的建立地域性政权，表明东北森林文化的力量有了明显的成长与壮大。

这个千年，文化繁荣，气势博大，世人震撼。秦陵兵马俑，汉墓马王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中山靖王金缕玉衣，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汉赋”，汉砖画像，汉简出土，王羲之的书法，阎立本的绘画，李杜的诗篇，韩柳的雄文，万里长城的连接，隋唐运河的开通，华夏文化的西播，佛教文化的传入，敦煌壁画，龙门石窟，麦积山佛像，大同云冈塑像，房山石经，唐人写卷，《步辇图》，《五牛图》，唐僧西行，鉴真东渡，大雁宝塔，盛唐宫殿，唐秘色瓷，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盛大光明。

第三个千年，从辽宋到明清（916年—1911年）。辽、北宋、金、南宋、西夏、元、明、清，历经八代九十帝，大数算也是千年。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继续冲突与融合，而东北森林文化则登上中原历史舞台。先是，森林文化的代表女真，经过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隋唐靺鞨的酝酿发酵，建立金朝，与南宋对峙，占有半壁河山；继是，蒙古草原帝国，南宋亡，元朝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铁骑劲旅，驰骋欧亚；后是，满洲崛兴，定鼎燕京，入主中原，成为中原农耕文化与东北森林文化大搏击、大碰撞的集中展现。

这个时期，从阿城^[13]，经临潢^[14]、沈阳、燕京、开封、金陵（今南京），到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南北摆动，但以北京为重心。北京，就是在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以及海洋文化的交融下，逐渐地由方国蓟、燕的都城，发展为北方军事重镇、辽代陪都南京，到北中国政治重心金中都，再到全国政治中心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大碰撞，大统合，大争战，大发展，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家将之故事，岳武穆之精忠，文天祥之丹心，朱元璋之义旗，袁崇焕之磔死，史可法之壮烈，顾炎武之气节，张煌言之英魂，以及“扬州十日”之悲歌，“嘉定三屠”之惨烈，“江阴抗清”之雄壮，还有汤显祖《牡丹亭》之凄婉，孔尚任《桃花扇》之悲怆，都是这段悲壮历史的血泪文化实录。

这个千年，苏东坡的雄文，赵孟頫的书法，关汉卿的元曲，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活字印刷，宋元刻本，宋代名瓷，元代大青花，明代的斗彩、五彩，清代的珐琅彩、粉彩，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八下奴儿干^[15]，侯显“五使绝域”，陈诚五使西域，《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三希堂法帖刻石》《乾隆十三经刻石》《明清进士题名碑》，《满文原档》，《五体清文鉴》，《皇舆全览图》《乾隆京城全图》《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姑苏繁华图》《康熙南巡图》，杭州西湖，苏州园林，妙应寺白塔与永乐宫壁画，明清皇宫，天坛穹宇，三山五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苏州刺绣，扬州漆器，江宁云锦，杭州丝绸，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景德镇瓷器，书法绘画，昆曲越剧，京剧艺术，或规模宏大，或雄伟壮丽，或盖世之举，或隽美秀丽，争奇斗艳，竞放异彩。

第三个千年，焦点是森林文化与其他四种文化的统合。森林文化向西统合草原文化，形成满蒙联盟；向南统合农耕文化，赢得中华正统；向西南统合高原文化，巩固青藏版图；向东南统合海洋文化，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统一台湾，南达曾母暗沙。在中华文明史的第三个千年，森林文化发挥了促进各文化形态统合的枢纽作用。

中国历史的发展，继汉文景之治（前179年—前141年）、唐贞观之治（627年—649年）、明仁宣之治（1425年—1435年）后，出现清康乾之治（1662年—1795年），显现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的大统合，也是中华文化空前的大统合。在元明清盛时，中原和满、蒙、疆、藏、台地域，完全纳入中华版图，并实现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各族的大统合。中华的版图，南至曾母暗沙，北达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外兴安岭、贝加尔湖、唐努乌梁海、巴尔喀什湖一线，东到大海，西跨帕米尔高原，中央政府实行长期全面、有效巩固的管辖。在这广袤的版图上，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地区面积三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而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的面积也各有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再加上沿海地区及岛屿，还有其他地区，展现了总面积达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大中华版图。中华文明实现了第三次文化大统合^[16]。中华文化以强大的原生性、悠久性、连续性、一体性、多元性、包容性、国际性、日新性，统合了上述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保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未中断，也为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储存了巨大的智慧和能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将多方地域、多部族群、多种经济、多类文化的江河，汇聚成为中华文明的浩瀚海洋^[17]，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统一、强大、协和、昌盛的中华大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事物有阳，必定有阴。正如冯尔康教授所言：“‘合’‘一’对国家的统一积极意义自然是无异议的，但把它绝对化，就需要考虑辩证法了，其实‘分’亦有意义，南北朝、辽金与两宋对峙，长江以南与闽粤就得到比统一时代更快速的发展。”所以，对待“合”与“分”、“一”与“多”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