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您喜欢历史是受家庭影响，是家学渊源，那么您在大学里受哪位老师影响呢？

倪：

接着说我的大学生活吧。浙大迁到遵义后，校舍简陋，师生生活十分艰苦，当时史地系在主任张其昀教授领导下，史学教授有张荫麟、陈乐素、钱穆、谭其骧、顾谷宜等，都是国内名流学者，从而使史地系成为驰名全国的学系。我在系里学习毕业后，即进入浙大史地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陈乐素教授研究宋史，受他的影响最大，而且受益终生。

金：

陈乐素教授是很著名的学者，我在采访徐规先生时听说过，陈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哲嗣，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专攻宋史，又精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他治学严谨、笃实，善于利用科学方法收集资料。您的宋史研究就是在他的指导下起步的吗？

倪：

不仅宋史如此。我的中国目录学史也是他指导我学习研究的。这里有个故事。陈垣先生是现代著名史学大师，1907年考取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后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得到过他的教导和提携，称陈先生为“恩师”。陈先生一生撰写史学专著二十部和论文二百余篇，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等领域为中国史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儿子陈乐素说，做学问就是要从目录学入门，治学少不了此学。陈乐素先生遵循先父教诲，也攻读目录学。当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他将他父亲的话转告给了我，要我也研究目录学。我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

金：

这可是薪火传承，文脉相继啊。关于目录学不少人不清楚。前些日子，我在采访温州市图书馆的潘猛补父子时，也谈到现在不少人不知道目录学是什么学科。您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研究的中国目录学史？

倪：

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必须掌握、熟悉古籍，但我国古籍很多，正如古语所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如何对这些古籍，做到心中有数，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那就一定要懂得一点目录学的知识，才能获得入门的钥匙。由此可见，目录学是一门学习历史的基础课，也是研究历史基本技能训练的一个方面。(www.daowen.com)

1945年读研究生时，导师陈乐素先生给我们开设了这门课程。1978年杭州大学成立了宋史研究室，陈乐素先生担任主任，要我替研究生讲授这门课程。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在讲课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一书的编写。后来历史系三、四年级学生也把这门课程列为选修课。历经七八年时间，我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不断修改，不断征求意见，于1998年正式出版。

金：

在采访您之前，听说您撰写的《浙江古代史》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第一本地方通史的著作，是这样的吗？

倪：

可以说是这样的。1963年杭州大学历史系设立了“浙江地方史研究室”，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浙江古代史的专题研究。此外还担任了浙江地方史课程的教学。1964年，“浙江地方史研究室”停办，我对浙江古代史的研究工作暂告中断。“四人帮”粉碎后，杭大历史系重新恢复了浙江古代史的课程，于是我又兼任了浙江古代史的教学。当时我省确实还没有一本地方通史著作，在全国省市中也还没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得知我手头有讲稿，要求我在原讲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至1983年最后定稿，前后达20年之久，其间除“文革”时期无法安心从事研究之外，断断续续地也有10年啊。

浙江历史源远流长。《浙江古代史》从旧石器时代的“建德人”说起，顺着时序，把每一朝代浙江的建制、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斗争等方面，沿着社会发展进程，一直写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中叶。

金：

您对自己著作的叙说好像是一段新闻报道，是那么的平和。从中我发现了您的为人处世，您总是那么的低调。刚才我一进来看到温籍史学家苏渊雷先生集句书写的对联：“但吃肉边菜，何劳弦上音”。为此，我想到孔子的话，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你没有取得一定的位置，重要的是你拿什么去自立。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立”的过程——在茫茫天涯路上铸造自我形象。您赞同我的看法吗？您在治学中有什么人生感悟吗？

倪：

赞同。立是一种“信心”的确定。“信心”是人的生命尊严，一种不可动摇的类似宗教的情感，一种对自我生命的鉴赏。孔子非常欣赏《周易》中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意思是不能恒久地守持自己的信心，或许因此蒙受耻辱。

其实人在人生的“立”中，还要得到朋友的支持。我的地方史研究就得益于朋友的支持。你一定知道孙孟晋先生，他是温州著名大学者孙诒让的儿子，担任过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省通志馆编纂、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等职，一生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他对乡土文献的关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还有一位我的老师陈训慈先生，他曾是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他对浙江文献也很有研究，他鼓励我研究浙江的历史，我的《浙江古代史》序也是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