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除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外，其治学也堪称楷模。从先生数十年的治学生涯来看，其治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先生不论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史研究、宋史研究，还是在浙江地方史研究上，都体现了他的博学多识和真知灼见。他写的文章，立论客观、公允，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如《论钱镠》一文，在全面论述钱镠的政绩，肯定“他对浙江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有一定贡献的”的同时，也指出“在他统治吴越国期间，对人民的剥削无疑是非常严重的，只是由于吴越国自然条件较好，加上他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国家的财富还是比较雄厚的，再由于他反对兼并战争，社会安定，人民还能生活下去”。与龚延明先生合撰的《论岳飞》一文也是如此，认为“岳飞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这恰恰是他身上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忠君思想二者兼而有之的反映，这不值得奇怪。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结合岳飞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区分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以便对岳飞做出正确的评价”。上述这些观点虽然出现在二三十年前，但至今也是基本正确的。

第二，不尚空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先生一生治学的座右铭。他为了写好一篇文章，总要穷尽史料。到西湖孤山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杭州大学图书馆等处查资料、抄卡片，是他数十年治学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其习惯至八九十岁时仍未改变。我时常见先生拿着一个小布包，到浙图古籍部去查资料。正因为如此，他的文章史料翔实。如《论钱镠》一文，引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达七十多条；《南宋故宫述略》一文，引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达五十条。

第三，视野开阔。如在中国文化史研究和长江文化史研究中，先生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大视野中。如《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一文，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加以探析，认为：（1）南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乃是南方千百年来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2）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是南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3）南宋时期中国文化南盛北衰局面的出现，是与当时社会的安定与否密切相关的；（4）宋王室的南迁，使南宋时期中国文化南盛北衰的局面进一步加剧；（5）南宋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与南方文教事业的昌盛分不开的；（6）南宋时期中国文化南盛北衰局面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南方秀丽的自然景色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的观点至今看来，仍不过时。

第四，勇于开拓。先生治学尚新，他写的文章，从选题上看，大多选择前人没有做过或很少有人写过的，故此具有开创性。如《南宋故宫述略》一文，在他写作之前，就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此文从南宋故宫的历史、皇城与宫殿、皇城布局三个方面作了非常深入的阐述。

第五，乐于扶持后人。先生仁厚待人，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在先生一生数十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他无私地帮助过许多学生，除了我长期得到先生的指教外，至今活跃在宋史领域里的龚延明、何忠礼、方建新、方如金诸位教授，都曾得到过先生的直接指教和提携。

先生的去世，使弟子失去了一位敬重的好老师。他虽然离我而去，但他那种生命不息、治学不止的学风和精神，那种为人正派、忠厚老实的高尚品德，仍值得我学习，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好学问。(www.daowen.com)

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弟子衷心祝愿先生和师母在天堂里安详和快乐。

2018年2月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编者）

[1]李学勤：《长江文化史》序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汉言：《〈长江文化史〉座谈会述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8期。寄墨：《长江文明的历史画卷——读〈长江文化史〉》，《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