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素

杭州大学倪士毅同志寄来他编著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讲稿，读后受益不浅；我放在手边，作为常用参考书之一。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注意宣传祖国传统的优良文化。我们学习先进技术很重要，不能甘于落后，同时也不能忘了自尊心；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学习祖国的优良文化遗产，研究祖国的优良文化遗产，宣扬它，看来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的优良文化遗产，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存在于我国的古籍之中。学习中国史、中国文化史，研究它们，首先要有古籍的研究，有古籍整理的工作。我们学习文化史也好，整理古籍也好，研究古籍也好，都离不开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的学习、研究。它们是门径，是基础。而且，我国的目录学史正是从校雠开始的，整理古籍，要从校雠开始，昨天如此，今天也应如此。

目前高等院校里，开目录学和目录学史课程的不太多；出版社出版有关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的书也不多，这未免是一个缺陷。一般的文史学习且不说，单谈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问题。1981年1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中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见1982年3月19日《光明日报》）。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制订了1982年至1990年整理出一千到二千种古籍的计划。现在四年过去了，当然要争取在今后五年内完成指标。但质量问题，还须十分注意。1984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辑出版了一部《古籍点校疑误汇录》，它汇录了50多篇短文，指出若干刊物在点校工作中存在着问题。李一氓同志写了序言，序文开头含蓄地说，古籍整理是很有成绩的，“但部分的书，或书的某一部分，标点不当，校勘不确，注释不精的情况还是有的”。这是整理工作的基本问题，说明质量方面还有待于大力改进。

李一氓同志曾说：“据估计，自有文字以来，至1919年的文化典籍达八万种以上。”对于这数量庞大的古籍，虽然未必要全部加以整理，但需要整理的部分还是占多数。这个多数，断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全部承担下来的，而要留待子孙后代分担，不过，我们有责任做出好榜样来。

现在回到本题，学习和研究我国传统的优良文化遗产，整理和研究我国古籍，它的先决条件是要有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的基本知识。但现行的有关这方面的参考书不多，和现实的要求不相适应。倪士毅同志研究中国目录学史多年，任课多年，从他所编著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看来，他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很丰富，而又善于利用，他这部书是几经修改写成的。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叙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发生、发展，而有重点地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链条，把发表过程串联起来，便于读者掌握历史的概貌。他还注意到古籍的整理、研究和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趋向（如今文、古文之争，汉学、宋学之辩等）；还注意到它们和政治、经济的关系，说明经济是基础，而政治对古籍的整理，对目录学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则为目录学在汉代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唐宋经济相继有所发展，加以唐宋特别是宋着重科举取士政策，促使印刷术的迅猛发展，有利于文化的繁荣；清乾隆时期，集中学术界力量，编纂了《四库全书》，借以夸示太平盛世，同时，利用编纂之名，查禁并销毁有关反清内容的著述，而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反过来促使考据学的兴盛，有利于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以上这些史事都不同程度上在倪著中反映出来。

倪士毅同志这部著作，作为教材，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书，是不失为佳作的。

1986年元旦于暨南大学

杭城问学忆杂——跟随倪士毅先生学习目录学

包伟民

我于1978年年初作为第一届高考恢复后的大学生，进杭城读书，在杭州大学历史学系连续读了本科与硕士，前后整7年。教室内外，书本社会，晤谈之间，授业解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其中不少非唯对于自己今后从事史学研究多有帮助，或将有助于后人理解“文革”之后教育发展的一些细节。只因自己一向疏懒于笔墨，至今几乎没写过什么文字。去年春天，与倪士毅先生哲嗣、大学老同学倪集华兄面晤，得知其正重编倪先生的学术论文集，有意以附录的形式，收入几篇师生的回忆文章，以为倪先生寿界期颐之庆，遂想到受倪先生之教多年，撰小文以贺寿，责无旁贷。年初，杭城天低雪重之时，却传来倪先生遽归道山的噩耗，于是贺寿之文竟成了怀念之作。(www.daowen.com)

我进大学读书时，经过“文革”的折腾，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在慢慢恢复之中。杭州大学历史学系的专业设定，只有笼统的一个“历史学”，不过到了三、四年级，系里也请老师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开设一些专业选修课，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分别选修，于是大致上就有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野。

我的学习兴趣集中在中国古代历史，所选修的课程基本都与此有关。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由徐规（絜民）师领衔，几位老师合作讲授的宋史课程外，还有由梁太济先生讲授的宋代经济史。另外还有一门，就是由倪士毅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目录学课程了。

前辈学者无不重视目录之学，以其为读书的门径，这是因为图书目录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知识积累之大概。我们今天想要了解某个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之概貌，就可以从那个时代的图书目录入手。与此同时，从事史学研究，首先需要了解究竟还有哪些历史资料留存于世，在这一方面，认真掌握历史文献目录，也就成了史学入门的一项基本功。

由于我的学业底子较差，进入大学以后，还花了许多时间去弥补高中知识之不足，对于老师们在课堂上所讲授的许多精深要义，常常不能充分理解。不过当时所选修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虽然看起来略嫌枯燥，由于倪先生的讲授深入浅出，极为清晰，却觉得十分好懂，也容易记。现在想起来，我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些知识，就是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逐步掌握起来的。先生描绘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之大要，抓住两部核心文献，那就是增删改撰西汉刘歆《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与以《隋大业正御书目》作为底本、参照阮孝绪的《七录》分类体系而编成的《隋书·经籍志》。这两部文献，前者概括反映了自先秦以来文化思想之大概，作六艺、诸子、方技等六略三十八种分类体系，可以说集我国古代前期目录学思想之大成。而后者则最终确立了经、史、子、集四分法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是现存最早的四分法目录书。从此直至《四库全书》，我国图书的分类一直坚持了这个四分法。掌握了经、史、子、集四分之法，再对各类之下几个小门类略作了解，可以说就能在脑子里构建起关于古书概貌一个总的图谱，再在此基础之上“定位”自己读书的具体对象，学习就能够循序渐进地展开了。记得当时倪先生指定同学写作的期末作业，就是介绍《隋书·经籍志》；我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十分高兴。

本科毕业后，我考取了絜民师的硕士研究生，留在系里继续就学，于是也就有了向倪士毅先生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当年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除絜民师与倪先生外，还有梁太济、杨渭生两位生力军，以及龚延明、何忠礼两位相对年轻的先生，研究力量相当不俗。硕士学位课程的学习，以自学为主，必须选修的课程比现在少多了。不过我还是又一次选修了倪先生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目录学课程。

研究生课程的讲授，当然与本科不一样。记得倪先生所讲授的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宋代几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除了《崇文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等宋代官修目录书外，重点在学习宋代存世的几部目录学著作，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倪先生尤其强调图书提要的意义，因为对于那些今已不存之文献，后人可以依据提要了解其内容之大概；即使文献今存者，我们也可以通过提要，了解其书要旨，做到对一代之文献心中有数。二是让大家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既因为对存世古籍，四库馆臣所撰提要大多精当，可作史学研究之参考，也是由于四库所收录者，占存世文献十之七八，掌握了四库提要，就可以基本掌握存世古籍的概况了。所以，这门课程的学习，也就使得我对于唐宋文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还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线索，将杭州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宋代文献，除经部外，遂书翻阅一过。当年计算机技术尚未得到应用，了解图书信息远不如今天方便，图书馆所藏唐宋文献，大多是线装书，如果没有像《四库提要》那样的目录书作指引，我的读书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宋史研究之外，倪先生还对浙江地方历史有深入研究，谙知地方掌故，对一些地方文化机构也很熟悉。于是我们几个同学，还借着听他讲授目录学课程之机，请倪先生带着参观了一些重要的图书机构，例如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当时我关于收藏于西湖孤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一些知识，就全是从倪先生那儿听来的。比较隆重的一次，是他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专程到宁波参观天一阁藏书楼。当年交通、住宿都不方便，相当不易。记得那天住宿在位于宁波中山路附近的一家部队招待所，我们几个年轻学生躺倒就睡，第二天起来，倪先生说昨夜房间里有许多臭虫，我们才发现各自身上也都有不少被臭虫咬后留下的疙瘩。只可惜第二天因为下雨，天一阁有规定，湿度太高，不让登楼参观，留下遗憾。直等到三十多年后，我才得以遂愿。

1988年秋，我硕士毕业后，负笈北上求学，等到1996年回到母系任教时，倪先生早已荣休有年。因其宿舍离学校颇近，多登门求教，常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今天回忆起往事，犹恍如昨日。后生小子书此受教之一端，以志不忘。

2018年1月31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