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认识陈师是在1940年春，他担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主任的时候。1949年后，他在杭州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又在省博物馆工作，这段时间，也时有见面。1980年以后，他住在龙游路12号，我的长子集裘与他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从此，碰面的机会较多。后来他迁居华侨新村（即庆丰新村八号），我每年都好几次去拜访他。去年春节初二日上午，我同絜民兄去他家拜年，他已是九旬的老人了，但精神矍铄，身体还很健康。我们谈起往事，他都能记得。他的贤婿宋晞学长是我老浙大史地研究所时的同学，所以他时常告诉我宋学长在台湾的情况和寄来的书信。陈师待人，态度非常慈祥谦和，平易近人。他对我们学生非常关怀，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们帮助鼓励，同时，对我们的生活、身体也都十分关注。他这种如同家人一般的亲切之情，使我们铭记心头，永远不能忘怀。

我每次到他家中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高兴，与我谈这谈那。有时我们谈话的时间较长，他老人家也不感到疲倦。他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说：“屡承存问，既欣话旧，亦以频多劳步，引为不安。惟老益荒落，旧友凋零，每接清言，不仅得通学林之新讯，亦庶几不会与时代隔绝，则二三子之惠我多矣。”可见他老人家是如何喜欢我们去看望他，并告诉他一些学校的信息啊！

陈师为人，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我记得他卧室挂着一副对联：“白首未能成一事，青灯犹可役双眸。”可见他是多么谦虚勤奋。其实他一生在教育文化上的贡献是很大的。我的《浙江古代史》一书完稿以后，请他替我写一篇序言，他在序中也说：“自维谫陋，晚更荒落，无以相益。”他这种虚怀若谷、学而不厌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陈师学问深湛，博古通今，是著名史学家和学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史地丛书》中著有《世界大战史》和《近世欧洲革命史》二书。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的《史地学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主要的如《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对于吾国最近经济变迁之观察》《史学蠡测》等论文。此外，还有翻译美国赫尔教授著的《历史之价值》、葛尔绥教授著的《战后之德意志历史教学》和Dr.Harry E.Barnes著的《史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其他见于《文澜学报》的有《晚清浙江文献述概》《桐乡劳玉初先生小传》《师石山房丛书序》《歙县金石志序》，见于《图书展望》的有《论学术研究成功的要素》，见于《国风》的有《浙江文献展览会之旨趣》等。1949年以后，由于从事图书资料整理编目工作，任务很忙，影响了他的科研工作。直到近几年来，他退休以后才与方祖猷同志合写了《万斯同年谱》一书，先成简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年第18卷上发表。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1981年后得识乡友方祖猷，时祖猷方集万氏事迹，将为订谱，乃相约共涉览群书，合作年谱。时光荏苒，不觉已成稿二十万言，因校补需时，先成此简编。”至于全书已于去年在香港出版，这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

陈师治学谨严，每读一书，非常仔细认真。他对《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一书，看了以后，发现错误很多，于是作了勘误表，改正错误达八十多处。凡他看过的书，总是在书的旁边或上头，密密麻麻地加以修改或批语。他写的《劬堂师从游脞记》一文，搜集了不少资料，大都是根据他的日记和回忆。他平时勤于写日记，什么《丁丑日记》《庚寅日记》《渝州日记》《龙江日记》等达17本之多。

陈师记忆过人，人们称他为“活字典”“半个图书馆”。许多人来请教他，他都能一一回答，或拿出资料来给他们看。他家中收藏的资料很多，同时，保管得也好。1990年6月12日浙江图书馆在大学路举行庆祝陈师九十寿辰暨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六十周年活动时，他捐赠给省图书馆的资料有《丁丑日记》三册，近现代各界名人的信札148件，其中有杨复（浙江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柳诒徵（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赵万里（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蒋复璁（前中央图书馆馆长）、茅以升（著名科学家）、陈训正（著名学者）、陈布雷（陈师胞兄）、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洪范五（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叶恭绰（著名藏书家）、余绍宋（著名书画家）、冯贞群（著名藏书家）、孙延钊（前浙江图书馆馆长）、王驾吾（著名学者）、向达（著名学者）、孟宪承（著名学者）、沙孟海（著名书法家）等。此外，他还保存了许多有关浙江文史方面的资料，他赠给我一份《浙江高等学堂正科第一次毕业生一览表》，就是浙江教育史上的珍贵资料。他平时对蒐集和保管资料是有丰富的经验的。

陈师热爱家乡，他对浙江的历史非常熟悉，如数家珍。1935年他曾在《浙江青年》月刊上登载过一篇《浙江省史略》，文中说到：“我们鉴于本省今日文化的繁昌，应知其实有积久而致的由来，如土地的开辟，经济的发展和伟大人物多方的努力，莫不铢积寸累，积以岁月，才能造成今日灿烂的浙江。”在拙著的《浙江古代史》的序言中也说：“浙江在我国素称‘文物之邦’，历代人才辈出，积绪深厚。”这是有其历史的原因，但也有地理的原因，正如他所说：“自然环境有促进民智，蔚成民风之效。”“峻岭湍流，足以激发聪明才智；山海险阻，适为多种经营，各业精进的条件。”两者相互影响，所谓人地关系，造成今日浙江经济文化的发达。他对永嘉学风，也颇为赞许。他给我的信中说：“瓯郡多士，学风之发皇，殆肇自宋世永嘉学统，至清季又复冠冕南浙与台属为伯仲。晚清文风朴学，则又不仅孙氏、黄氏以世业显其学行德业。视海通以后之宁绍，兴盛过之。”他还说研究浙江地方史，“不仅了解本省的往事，也惟有这种了解，愈能油然启发我们爱乡之心，进而继承发挥先贤为国效劳的精神”。对培养青少年的乡土教育，也有一定的意义。

陈师对乡邦文献，非常重视。1936年11月他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时，举办了一次“浙江文献展览会”，展览内容有乡贤遗著、郡邑丛书、刻书文献、藏书文献等。他在《浙江文献展览会之旨趣》一文中说：“浙江省立图书馆承文澜之旧绪，萃新故之典籍，久为全浙公家藏书之重镇。近年来尽力改进，为东南学术文化之一中心。而自维其保存与阐扬本省文献之职责，对于本省乡贤著作，新旧志乘，以逮书版文物，尤蓄意蒐访，且以余力从事考撰宣导之业。”这次文献展览会规模宏大，轰动当时，对弘扬浙江学术文化和发扬爱乡爱国的思想有很大的作用。

1949年后，陈师对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非常关心。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委员，从第一届起连任至第六届。去年三月份省政协会议，他已是九十高龄的委员，还参加会议直至结束。在之江饭店住了八天，参政议政，不辞劳瘁。对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发表了很多意见。并对祖国的统一事业，也做了不少工作。他有许多亲友在台湾，经常寄书信给他们反映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对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贡献了一定的力量。(www.daowen.com)

此外，陈师也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如省历史学会，他是第一届的理事，后来担任顾问。每届历史学会年会，他都争取参加，如遇特别事情，也来信请假，以不能参加会议为憾事。会后还向我询问会议情况，非常关怀。1989年5月浙江大学史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因他曾任浙大史地系教授，对四十多年来未获会面的史地系老同事、老同学，不免有怀旧之情。当时他正在开省政协会议，只好请假半天赶来参加座谈，他觉得这真是一次人生难得的机会啊！

陈师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去年五月初他卧病浙江医院时，我曾去看望他。听说他在四月底的一个晚上，看书一直到天亮，早晨觉得头脑昏迷，急忙送往医院，谁知一病不起，就与世长辞了。

先生学术踵万全（万斯同、全祖望，清初浙东史学家），

史学浙东一脉传。

掌录文澜创伟绩，

巍巍硕德仰高贤。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

（原载浙江省博物馆编：《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199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