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先生是我国书坛泰斗，也是当代著名学者，他德高望重，学识渊博。20世纪50年代，沙先生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时，我开始认识他。1956年，他是省历史学会筹备委员，学会成立后，担任理事。当时我任学会秘书，与他联系的机会较多。他对历史学会的工作，非常关心。每届学会年会，他都提供论文，并参加会议。我记得他写的年会论文有：《娄名盂考释》《配儿钩鑃考释》《镇海口开炮击退法舰事件有关史料的分析》《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书法史上若干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见沙先生不仅对篆刻、书法有深湛的研究，同时，对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也有卓越的造诣。如《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一文，他认为南宋官窑只有郊坛窑（或称郊坛下窑）一处，没有所谓“修内司窑”，修内司是机关的名称，不是窑址。又说：邵成章渡江后提举后苑之说，全属误传，不合历史事实。他根据考古调查和文献资料，得出如上的结论，足见他做学问是如何的谨严踏实，富有创见，这种治学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记得1990年9月，有一次，省博物馆在文澜阁内展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古画复制品，这些藏品是祖国的珍贵文物，难得见到。我抽空去看，恰巧那天沙先生也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参观，于是我们一起观看。当他看到元朝黄公望画的《富春山居图》时，他说：“这幅画很有名，现在真迹一半在台湾，一半在大陆。今后海峡两岸统一了，就可以连在一起了。”言下之意，他希望海峡两岸能早日统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珍品了。他还顺便将文澜阁的历史讲给大家听，过去是怎样的，经过多次维修，变成了现在的样式。他教育后代要爱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这种热爱祖国、热爱文物的高尚品德，充分体现了他是一位爱国主义的学者。

1984年，我的《浙江古代史》一书完稿，交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请他替我题写书签。他欣然答应，写好后，放在信里寄给我。他那苍劲郁勃的书法，使书本生色不少。直到今天我看到书签时，犹想念他拳拳之情。值兹沙先生九十五周年诞辰之际，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回忆过去与他的交往，写此短文，聊表纪念之意。(www.daowen.com)

（原载《翰墨春秋》沙孟海先生纪念集，西泠印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