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是多科性、开拓性的学科。它是研究地名的起源、含义、语词构成、演变和分布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①我国地名学虽正在兴起和发展之中，但我国用文字记载地名，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提出“九州”的概念，标志着地名学已开始萌芽。我国古籍中记载下来大量的地名资料，说明我国古代学者对地名已非常注意，并已做了初步的研究，如二十五史中就有十六部史书记载了地名，有的称《地理志》，有的称《地形志》《州郡志》《郡县志》《职方志》等。②这些都是研究地理的著作，也是研究地名的著作。二十五史中最早记载地名的一部是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地理志》，这里面提到的地名就有四千五百多处，有记述地名的历史沿革，有对地名命名的由来做了解释的，有记述地名的地理位置等。例如：

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

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高祖八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

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昆阳：昆水出南阳。

海盐：故武源乡，有盐官，莽曰展武。

井陉：井陉山在南。

他如专记水道的《水经注》，记载地名最多。据陈桥驿教授统计，全书记载各类地名二万处左右。③《水经注》不但对地名渊源有解释，而且还总结了地名的规律。至于我国地方志，记载地名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有优良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如东汉袁康撰的《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书，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地名资料，尤其是保留了一些越语地名。如卷八《地记》朱余条：“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所以浙江的地名，凡带有“余”字的均是越语地名，如余杭、余姚等。这是十分珍贵的地名资料。他如唐代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王存撰的《元丰九域志》，直到元、明、清的《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各省的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几乎都无例外地记述地名，特别是历史沿革和行政区划演变。方志记述地名的有关内容，已成为编纂地方志的一个成规，所以我国地方志是地名资料的渊薮，也是我们研究地名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现有地方志总数为8371种，约十多万卷，其中地名的数字是个很大的数量，这对我国地名学的研究提出了艰巨的任务，也开拓了广阔的前途。

地名与方志，历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名在方志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以前的学者，由于受“图经”概念的影响，一直把方志归属于地理。二十五史中《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都把方志归属为地理类。清代学者戴震（字东原）、洪亮吉对方志的看法，都强调沿革地理。戴东原曾说以前的郡邑志书，“其于经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废县，以及境内之利病，往往遗而不载，或载之又漫无据证，志之失，大致尽然”④，“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⑤。甚至还说：“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⑥他认为方志中地理沿革如有舛误，则其他门类也不能不失误。而洪亮吉也说：“一方之志，沿革最要。”⑦“地志者，志九州之土地也。”⑧他们的意见，对后世编纂方志影响很大。后来的地方志无不把记述地名及其历史沿革作地方志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对历史地理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至于章学诚，他是乾嘉时期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方志学的开山祖。他一生曾编修过《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又参修了《天门县志》《大名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石首县志》《麻城县志》等。他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了前人撰作方志的成败得失，建立了“方志学”。他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等，总结了修志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对修志的意见。首先，他认为方志就是地方史，他的这个观点，远比前人明确。以前人们认为方志属于地理，不是历史。他反对戴东原等认为方志只是考证地理沿革，这是“偏而不全”的。他批评戴东原说：“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公卿间，而不解史学。……方志为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⑨“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之。若夫一方之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⑩他还驳斥了戴氏“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毋庸修志矣”［11］。当然，戴东原也不是说方志只考沿革，其他就不要。只是一个重地理沿革，一个重历史文献。他们二人对方志的看法，主要的分歧是戴东原认为方志属于地理，而章学诚则认为属于历史。其实方志学也是多科性的学科。而主要由历史学、地理学所构成，两者不可偏废。章学诚的修志理论，一向为后人所重视，但由于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

目前我省绝大多数市、县都在进行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正式出版的有建德、萧山、仙居、义乌、象山县志等。他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对方志中如何记述地名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方志记述地名，从旧方志来看这是肯定了的，毫无疑义的，前面我已说过。我国古代的方志中就记载了许多地名，它给我们研究地名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们应如何继承旧方志记述地名内容的优良传统，继续加以发展，这个继承传统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关于地名历史沿革和地名解释方面。这里我们要注意旧方志中有些地名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如余姚是舜的支庶，上虞与舜有关系，义乌又是乌伤等，都是望文生义，其实这些都是越语地名。但目前我们编纂的新方志，除对某市、某县地名的沿革，地名的命名有所考证外，至于重要的乡镇、街道、山川、湖泊、名胜古迹等地名，就不很注意了。如新编的《萧山县志》在城镇建设一章中，对临浦镇的地名由来就没有记载。新编的《建德县志》除严州、睦州的州名和建德县名有所考证外，其他主要城镇如白沙、梅城、寿昌的命名由来，也都没有记述。至于其他主要乡村、街巷、山川湖泊、名胜古迹等地名，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我主张编纂新方志时应注意各类地名的记述。至于如何记述，我认为有以下两种方法。

首先，凡市、县地名、重要的乡镇、街道、山川湖泊以及名胜古迹地名的沿革、含义、命名、掌故等对研究历史和其他科学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很有作用的。我国地名的命名，有许多因素，如那些因政治关系而命名的地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政治形势、阶级关系，这对于分析历史事件，研究当时的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例如吴越王钱镠与杨行密的政治斗争很尖锐，他不愿听到杨行密的姓名，因此，把凡有杨字的地名都改掉。如改富阳为富春，暨阳为诸暨，松阳为长松，浦阳为浦江，东阳为东场，只有横阳改为平阳，保留一个阳字，因为平阳含有平定杨行密的意思。又如北宋方腊起义失败之后，北宋统治者于宣和三年（1121）改睦州为严州，改青溪县为淳化县。这些地名的更名，都含有政治斗争的内容，所以史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熟悉地名内容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这说明了地名对于研究历史是很重要的。至于用姓氏、名人、人口迁徙命名的地名，有的与民族活动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大姓、家族往往聚族而居，所以地名与姓氏、家族、名人等往往联系在一起，这些地名对于研究人口学、姓氏学、家谱学、民族学也有一定的作用。他如以矿产命名的地名，如金、银、铜、铁、锡等，可根据地名查找矿藏，往往发现矿产，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此外，还有许多因山、因水或其他因素而命名的地名。新方志中对于这些地名，应按其性质和内容分别记述在有关的章节之中，不要以为有了《地名志》，新方志中就不要再写了。因为《地名志》是专志，新方志是通志，如果专志中有的，方志中都不写了，那么方志的内容不是很空洞了吗？

其次，有的重要城市或乡镇的街巷地名，在新方志中也可以集中记述，独自成章节。如杭州、绍兴等城市的街巷，就可编一章类似“坊巷志”的东西。此外，在新方志中专设“地名篇”，系统地记述地名，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但不要与《地名志》的体例一样。此外，还可记载一些研究地名命名规律或地名分布规律的专篇论文。(www.daowen.com)

总之，我认为新方志中必须反映地名内容，其内容不仅记述地名的历史沿革，他如地名的命名、含义、演变、掌故以及方言等，都要有所记述，以供后人参考。这是编纂新方志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希望编纂新方志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地名与方志，从过去到现在，两者都是极为密切的。在方志中记述地名的有关内容，无论从方志的历史传统，还是学科之间的关系上讲，都是应该的。地名学对方志学很有作用，搞好地名研究，对编纂《地方志》无疑是很重要的。

注：

①曾世英、杜祥明：《试论地名学》（见《地名学文集》）。

②二十五史中十六部史书记载地名资料的是：《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职方志》《新五代史·郡县志》《宋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

③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见《地名学文集》）。

④⑤戴震：《戴东原集》卷六《应州续志序》。

⑥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见《章氏遗书》卷十四）。

⑦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三《跋新修庐州府志后一·寄张太守祥云》。

⑧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八《与章进士学诚书》。

⑨⑩［11］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见《章氏遗书》卷十四）。

（原载《浙江地名研究》199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