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方志有悠久的历史，现存的地方志有八千多种，数量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大批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编写新方志服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1984年三月在天津召开了旧方志整理工作会议，成立了旧方志整理工作委员会，说明对旧方志的重视。

我国地方志有优良的传统，隋朝以前，都称“记”，如《吴兴记》《会稽记》。东汉袁康的《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约修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到了隋唐，图经更为普遍，如隋朝有虞世基、郎茂等编的《隋诸州图经集》100卷，唐朝有敦煌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都督府图经》。从五代到北宋，图经继续发展，据《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图经来看，其数量是很大的。南宋以后，图经改称地方志，如《严州图经》在南宋绍兴年间改称为《新安志》。南宋时，地方志大量出现，著名的如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的《三山志》，罗愿的《新安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高似孙的《剡录》，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宋代方志的体例比以前完备，内容也比以前充实，除记载地理方面以外，文史方面如人物、艺文等资料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方志的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元、明时期编纂的地方志，基本上是继承唐宋的。明朝除《一统志》外，各省、府、州、县都有地方志，还有乡镇志、山志、寺志等，总计明朝编纂的地方志，现存的约有六七百种，以宁波天一阁所藏最为丰富，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二百多种。清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康熙十一年（1672）诏各州、县编辑志书，雍正七年（1729）又谕各省、府、州、县每隔60年修志一次的命令。其中虽然大部分出于地方官吏之手，但当时名儒学者参加编纂的也不少，如清嘉庆间谢启昆编撰的《广西通志》，体裁较为完善，以后各省地方志，多仿其体裁，阮元编纂的《广东通志》就是如此。

这里附带谈一下方志学的开山祖章学诚，他是清朝乾嘉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绍兴人，他曾修过《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他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了前人撰志的经验，建立了方志学。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正史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三书中，“志”为著述，而掌故、文征是史料，三书是史料和著述有机的结合。他还建议州、县设立志科，如现在的档案馆，作为搜集和保管材料的专门机构。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现在还有参考的价值，但也要批判地继承。(www.daowen.com)

至于地方志中记述地名的内容，现存较早的有东汉的《越绝书》，东晋常璩编的《华阳国志》。宋元以后，方志中记述地名的有关内容，已成为编纂地方志的一个成规，几乎所有的地方志，都无例外地记述了有关地名的内容，特别是历史的沿革、行政区划演变等。我国地方志记载地名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优良的传统。

旧方志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它留给我们珍贵的遗产，我们需要很好的继承，但我们又不能全部因袭模仿。我们编纂新方志，除了借鉴旧方志，继承其优良传统外，更要从社会主义时代的需要出发，适应新形势，大胆地进行开拓和创新，应当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资料编纂新型的地方志，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做到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无论在体例或具体内容上，都要与旧方志相比有所改革，这是我们编纂地方志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