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5万年前，浙西山区一带就有“建德人”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土地上。那时候，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遍山，杂草蔽野，地面上有兔子、狐狸、野猪、山牛，还有大熊猫、犀牛、剑齿象等到处奔跑。“建德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与自然界作艰苦的斗争，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辟草莱，改造了自然，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

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1973年在浙江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被发现。这是一个原始社会的村落遗址，出土了世界上迄今最早栽培的水稻。此外，还出土了色彩鲜艳的漆碗和大量的骨、角、石、木制的生产工具（包括纺织工具），别具风格的陶器，造型生动、雕刻精细的艺术品，以及“干栏式”的房子和带有榫卯的木构件。大量珍贵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祖先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也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原始文化，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

浙江新石器时代的另一支原始文化——马家浜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它与河姆渡文化完全不同，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和发展源流。浙江已发现和发掘的有桐乡罗家角、海宁彭城和吴兴丘城等遗址。

良渚文化，距今四五千年，也是浙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支发展较高的原始文化，以出土黑陶著名。石器有石犁、石刀、石斧、石镰、石钺等农业工具，证明当时农业已发展到犁耕阶段。1986年又在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现大量玉器，其中有玉琮、玉钺等，这是良渚玉器中罕见的精品，特别是神人兽面像的雕琢，反映了良渚部族崇拜的“神徽”。此外，吴兴的钱山漾、杭州的半山水田畈、嘉兴的双桥等遗址，都属于这一类型。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非常丰富，估计有一百多处，可见浙江原始文化的繁荣。

传说虞舜曾巡狩到了会稽。上虞、余姚都是舜后代的封地。南宋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中说到舜在浙江的遗迹：“邑则有上虞、余姚；山有虞山、历山；水有渔浦，三怃；坠则有姚丘、百官。”现在绍兴还有舜桥、舜江，余姚有历山，上虞有百官等地名。纪念虞舜的庙，不仅绍兴有，余姚、上虞也有，关于舜的传说在浙江民间流传很广。

传说夏禹也到过会稽，《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有记载。他大会诸侯于茅山（今绍兴苗山），也就是会稽山，死后就葬在这里。现在绍兴的禹陵、禹庙，就是纪念这位治水英雄的，是浙江的名胜古迹之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原始社会逐步向奴隶社会转变。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浙江已进入了奴隶社会。越族在会稽建立起越国，它与吴国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与越王句践战于槜李（今嘉兴西南），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于公元前494年终于大败越军于夫椒（今吴县西南太湖中）。句践战败后，仅以残兵5000人保守国都会稽，向吴乞和，献美女西施、郑旦，贿赂吴国太宰嚭，越王句践还在吴国当臣仆3年，受尽侮辱。句践返国以后，并不气馁，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进行社会改革。在政治上，“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重用文种、范蠡，网罗了一大批人才，减轻刑罚，薄收赋税，赈贫吊死，奖励生育；在生产上，积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在军事上，训练士兵，提高士气；在外交上，结齐、亲楚、附晋，孤立吴国，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了吴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楚的江南地，降服了居住在浙江的越族，设置了会稽郡。秦始皇曾经亲自南巡到钱唐（今杭州），还到了会稽山祭祀大禹。令丞相李斯写了《会稽铭文》，刻在石碑上，歌颂自己的功德，这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李白在一首古风中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想见当年这位盖世英雄登上会稽山峰时，遥望东海，盱衡宇内，是多么的豪情满怀啊。

但是，秦朝残暴的统治，统一后只维持了十多年，就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接着楚汉相争，刘邦胜利了，建立了汉朝。会稽郡成为刘氏宗室的封地。初封刘贾为荆王，后封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前153）吴王濞发动七国叛乱被诛，取消封地。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全国为十三州刺史部，浙江属于扬州部，当时浙江地带人口稀少，许多地方没有开发，处处表现出劳动力不足，生产技术低下和社会财富的贫乏。武帝时，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对浙江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东汉，浙江的农业还是赶不上黄河流域。当时最著名的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水利灌溉事业，就是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的镜湖（又名鉴湖），堤塘周围310余里，灌田9000余顷。马臻是一位浙江的古代水利专家，后人念念不忘他对绍兴水利建设的功绩，自唐以后，就建庙祭祀。南宋王十朋有诗歌颂他：“会稽疏凿自东都，太守功从禹后无。能使越人怀旧德，至今庙食贺家湖。”1949年后，庙、墓都已加以修理，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两汉时代，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浙江的文化不及中原之盛，人才也远比中原少。但浙江也出了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他是会稽郡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曾在洛阳太学读书，博览群书，不喜欢章句之学，“不好徼名于世”，“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论衡》卷三〇《自纪篇》）。曾做过功曹，因为数次与朝廷谏争，不合离去。晚年，在家从事著述，《论衡》是他的重要著作，这是一部具有战斗性的哲学论著，也是一部科学思想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辉煌著作。

此外，还有两位民间流传很广的著名人物。一是西汉的朱买臣，他原是会稽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景帝时为了逃避吴王濞的叛乱，南迁到建德新安江边的朱池（今建德县洋溪乡青龙头）。幼年家贫，好读书，以挑柴度日，在路上边挑边读，他的妻子因他不听劝告，羞之求去。汉武帝时，朱买臣被严助推荐任中大夫，后又任会稽太守，与韩说等破东越有功，升为主爵都尉，列为九卿。朱买臣刻苦好学的精神，至今流传民间。

另一位是东汉的严光，字子陵，原名庄遵，是东汉光武帝的同学，因中原战乱，迁居会稽余姚，光武帝即位，数次征召他去洛阳做官，他不愿意去，就到富春山（今桐庐县城南15千米）隐居。这里两山夹峙，江流湍急，水碧山青，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后人名之为严陵濑（又名七里泷）。山上有钓台，传为严光垂钓之处。北宋范仲淹为睦州太守时，在此建严先生祠堂，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最后有歌云：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严子陵钓台是浙江的名胜古迹之一，闻名中外。

东汉政权在黄巾起义的猛烈冲击下瓦解了。富春（今富阳）人孙坚，出身下层豪族，是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军阀，后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壮大起来。长子孙策继承了父业，率兵渡江，尽有江东之地。赤壁之战以后，孙策的弟弟孙权在长江中下游的势力得到了巩固，于公元229年自称皇帝，建立吴国。东吴政权的建立，对东南经济的开发，有显著的成就。由于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浙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加上耕作方法的改进，浙江的农业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如钟离牧在永兴县（今萧山）垦田20余亩，一年得精米60斛，平均每亩产量3石。手工业方面如冶铸、煮盐、纺织、制瓷、造船等也很发达。会稽是对外贸易的城市，与夷洲（今台湾）、亶州有贸易往来，北至辽东，南至海南，远至大秦。

到了东晋南朝，浙江会稽一带是粮食的丰产地区，“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宋书》卷五四《传论》），当时浙江的农业已赶上黄河流域的水平。至于手工业，如南齐时上虞谢平，创造杂炼生法，是我国冶炼钢铁的一个重大进步。剡县剡溪和余杭由拳村的藤纸，也很负盛名。

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浙江日益强大，东吴时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世族大地主，如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郡的虞、魏、孔、贺，这些世族大地主，在政治上有特殊的地位，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在社会上门第很高。“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篇》）。到东晋南朝，大地主田庄更继续发展，会稽上虞的孔灵符，他在永兴（今萧山）有别墅，周围33里，水陆地265顷，含带2座山，又有果园9处。谢灵运在上虞东山有始宁园，左傍太康湖，右滨浦阳江，四面有水，东西有山，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田庄的面积非常广大。凡生活上的各种物品，都可以自给自足，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家中还拥有大量的佃客、部曲和奴婢。农民杂税繁多，徭役沉重，往往失业破产，四处逃亡。他们无法生活，只好组织武装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因此爆发了孙恩起义、田流起义和唐寓之起义。

浙江在东晋南朝时期，深受中原文化的濡染，文物昌盛。尤其是会稽一带，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风景优美，出现了不少有文学才华的风流人士。如著名诗人谢灵运，文学家孔稚圭、邱迟、吴均，史学家沈约、谢沈，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等。

谢灵运的山水诗，名噪一时。他袭封康乐公，人称谢康乐。喜游览名山大川，做过永嘉太守。他在永嘉时写的《登江中孤屿》诗中的“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又有《登池上楼》诗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至今仍脍炙人口。

王羲之的书法，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因此他被称为书圣。他祖籍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县）。南渡后，居会稽，曾任会稽内史和右将军，所以人称他“王右军”。历史上有名的“兰亭之会”，就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在会稽郡山阴的兰亭，宴集谢安、孙统、孙绰等42人，临流赋诗。当时他写了一篇诗序，书法遒美，这就是艺林杰作《兰亭序》。

隋朝统一以后，南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杭州是江南运河的终点，成为东南交通的枢纽。“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比六朝时代更为兴盛。浙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日趋重要。由于隋炀帝内则大兴土木，外则穷兵黩武，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正如李密在讨伐他的檄文中所说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随着全国展开的反隋高潮，大业九年（613）浙江余杭也爆发了刘元进的起义，吴郡（今江苏苏州）朱燮，晋陵（今江苏常州）管崇等都率众响应，推刘元进为天子。隋将吐万绪、鱼俱罗率军进攻，元进退至建安（今福建建瓯），炀帝再派江都丞王世充带领淮南兵数万镇压刘元进，起义军失败。

隋末李渊父子夺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以隋亡为鉴戒，进行改革，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全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浙江也不例外。工农业呈现出一片兴旺气象，浙江的纺织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造船业、矿冶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余姚上林湖和上虞、慈溪一带以产越窑青瓷闻名，葱翠欲滴，远胜白瓷，诗人陆龟蒙咏《秘色越器》诗云：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反映了越窑瓷器的精美。这种瓷器，不但进贡皇室，还远销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丝织品如杭州所产的绯绫、白编绫、柿蒂绫等，尤其是柿蒂绫很有名，白居易诗中也说“红袖织绫夸柿蒂”，就是对它的赞美。此外，如越州的绫纱，也“妙称江左”。

杭州、明州都是唐代商业繁荣的都市。杭州是“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又是对外贸易的港口。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口岸。

唐朝杭州都市的繁荣，是与李泌、白居易的政绩分不开的。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至兴元元年（784）李泌任杭州刺史，开凿六井，解决了居民的饮水问题，安定了人民的生活。穆宗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除继续疏浚六井外，还治理西湖，修筑了一条湖堤，这条堤大约在钱塘门外石函桥北至余杭门之间，以便蓄水和放水，灌溉了杭州以北的大片农田。

白居易热爱杭州，尤爱西湖风景，写了不少歌颂杭州和西湖的优美诗篇，这些诗为西湖绮丽的风光增色不少。

唐朝浙江的诗人辈出，著名的如骆宾王、贺知章、孟郊、钱起、张志和等。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他参加过徐敬业在扬州的起兵，写过著名的《讨武曌檄》，后来下落不明，他的七言歌行，当时被称为“绝唱”。

贺知章与李白是好朋友，天宝三年（744）归乡里为道士，隐居镜湖，以所居为千秋观，自称“四明狂客”，李白有悼诗云：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唐朝浙江的书画名流也不少。画家有陈阂、孙位；书法家初唐有虞世南、褚遂良，中唐以后有徐浩，他们在书法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唐朝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也越来越严重。高宗永徽四年（653），睦州青溪（今淳安县）陈硕真起义，自称“文佳”皇帝，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建立了政权的妇女农民领袖。代宗宝应元年（762），台州有袁晁起义，懿宗咸通元年（860），浙东有裘甫起义。到了僖宗乾符二年（875）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黄巢大起义。

唐末黄巢大起义摧毁了唐朝政权，导致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当时浙江的吴越国创建者钱镠，临安人，据有十三州一军之地，定都杭州。他在政治上实行了“保境安民”的政策，所以吴越国统治期间，社会安定，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吴越国重视兴修水利工程，钱镠时筑捍海塘，免除了钱塘江潮患，使沿江一带农田尽成沃野，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好处。又设“都水营田司”，统一规划水利事业，在西湖和太湖都设有“撩浅军”，负责修治和疏浚工作，还修建了许多堤塘堰闸，使蓄泄有时，调节水利。吴越地区，水网纵横，利用水乡泽国田地较低的地势，在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这种圩田（或称围田）保证了粮食的丰收，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吴越国统治时期，网罗了许多人才，武将如杜棱、阮结、顾全武等，文臣如罗隐、林鼎、沈崧、皮光业等。罗隐是当时“江东才子”，擅长文学，诗尤闻名海内，钱镠很器重他，给他钱塘县令等官职。有一次罗隐在《磻溪垂钓图》上题了一首诗云：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何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钱镠看了以后，认为有道理，就免掉了住在西湖附近老百姓缴纳的“使宅鱼”的税。钱镠因对有才学的人非常尊重，所以名其居室为“握发殿”，表示自己像周公一样的“礼贤下士”。对高僧也礼遇备至，如尊僧昭为国师，亲自向僧璋问法。僧贯休，以诗闻名，又善书画，他寄贺诗给钱镠，其中有两句是：“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看了以后，很赞赏他的诗，要他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他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后来就离开了。

钱镠还扩建了杭州城，疏浚了西湖，由此“钱唐富庶，盛于东南”（《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纪》二）。海上贸易也非常发达，杭州是当时重要港口。“闽商海贾，风帆海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欧阳修：《有美堂记》）

吴越国为了巩固统治，大力提倡佛教，当时杭州有“佛国”之称。创建的寺院有净慈寺（原名慧日永明院）、梵天寺、昭庆寺、清涟寺（原名净空院）、天龙寺、云栖寺、灵峰寺、理安寺、六通寺、宝成寺、开化寺等，还扩建了灵隐寺。建造的佛塔有六和塔、宝石塔（又名宝所塔、保俶塔）、雷峰塔（又名黄妃塔）、白塔等。当时吴越国武肃王时寺塔之建，“倍于九国，按《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诸县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王士桢辑，郑方坤补：《五代诗话》卷一）。其他如佛经的雕刻，石窟的造像，也不知其数。

浙江在吴越国统治期间，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宋代浙江经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从孤儿寡妇之手夺取了皇位，建立宋朝。赵匡胤既统一了后周的领土，进一步便策划统一中国。吴越国王钱俶遵循祖辈“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的遗训，一向对宋朝十分恭顺，每年进贡大量财物。自宋灭南唐以后，吴越国失去了屏障，唇亡齿寒，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只得把吴越国土地献纳给宋朝，吴越国自钱镠建国至钱俶纳土归宋，传三世、五王，共86年。

吴越国归宋以后，浙江属于两浙路，是全国主要粮食产区。北宋每年全国漕粮，两浙路就占四分之一。当时推广了占城稻，粮食产量大增。麦子已经普遍种植，经济作物的种类和种植面积都有所扩大。手工业如丝织业，已成为全国的中心之一，两浙路北宋时所上供的绮、罗、绫、绢等物，占全国上供总数的35％。他如造船业，明州、温州为全国之最，每年制造600艘。制瓷业的最大成就是龙泉青瓷的烧制成功。造纸业仅次于四川，但印刷业却以“杭州为上”，所以北宋的监本大半在杭州刊印。北宋时，浙江海外贸易的港口是杭州和明州，都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主要国家是日本和高丽。

北宋时，范仲淹做过睦州、越州、杭州的知州，王安石做过鄞县的知县，苏轼做过杭州的通判和知州。他们在浙江都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尤其是苏轼，他在杭州任职期间，关心人民疾苦，赈济灾民，还疏浚西湖、茅山河和盐桥河，杭州人民至今还在怀念他。他同白居易一样，对杭州和西湖非常眷恋，写了许多歌颂杭州和西湖的诗篇，著名的如：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www.daowen.com)

这首写景传神的好诗，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所以后人也称西湖为“西子湖”了。

北宋时期南方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促进了文化的发达。两浙人才也较前增多。理学家有四明庆历五先生和永嘉元丰九先生。著名诗人林逋，他隐居孤山，终身不仕，他的咏梅诗很有名，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古今评诗者以为绝唱。词人周邦彦是北宋末年词坛泰斗。张先的词，善于用“影”字描写景物，时人称他为“张三影”。沈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他对天文、历法、气象、数学、地质、地理、制图、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建筑、冶金以及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都有研究。他的《梦溪笔谈》就是一部科学名著。其他如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喻皓是杰出的建筑专家，他们在科学文化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北宋末年，方腊在睦州青溪（今淳安县）帮源洞领导农民起义，连克6州、61县，震撼了东南半壁，这是北宋时代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靖康二年（1127）金兵掳走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南宋高宗赵构即位，金兵乘胜南下，高宗仓皇向江南逃窜，由扬州到镇江，再到杭州。金兵渡长江后，高宗又由杭州逃到越州、明州，金兵追踪而至，逼近定海，高宗乘船入海，停泊台州、温州。金兵攻破明州，下海追了三百多里，被宋朝水师打败，才引兵回师。金兵沿途烧杀劫掠，明州、临安（今杭州）、平江（今苏州）、建康（今南京）等繁华城市，都受到严重破坏。浙江各地人民纷纷奋起抗击金兵，如严州人民击败金兵于桐庐县牛山下，钱塘、余杭、余姚、奉化都有军民起来抗金。由于浙江人民的英勇斗争，金兵被迫撤退。建炎四年（1130）四月，高宗从温州北归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市），于是杭州就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

南宋都城临安，分宫城（也称皇城）和外城（也称罗城），宫城环绕凤凰山麓，周围九里，外城有城门13处，水门5处。城内外分13厢，除宫城厢外，其余各厢都管辖若干坊巷。至今杭州的清河坊、太平坊、寿安坊、积善坊、里仁坊等，都是沿用南宋坊巷的旧名。

南宋临安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市内拥有许多作坊、团行、质库、邸店、酒楼、茶坊等，交易非常热闹。除日市以外，还有夜市和早市，自五间楼北到官巷南的御街，两边都是上等金银钞引交易铺，有几百家，门前陈列金银器皿和现钱，叫作“看垛钱”。彩帛铺（即绸缎铺）的交易更是热闹非凡，出售各种软细绫罗绸缎和锦绮缣素。由于临安是京师所在地，万物所聚，应有尽有。诸行百市，鳞次栉比，不仅城内商业繁华，城郊的一些市镇也是“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梦粱录》卷十九，《塌房》）。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各种番品南货，珍异饰物，奇花珍卉，源源运至临安。

南宋临安也是全国教育文化的中心，城内有太学，“规模宏阔，舍宇壮丽”（《梦粱录》卷十五，《学校》），是南宋的最高学府。宗学是培养宗室子弟的教育机关。武学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此外还有科技类的专门学校，如医学、算学、历学等，临安府设有府学，钱塘、仁和县设有县学，其他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都城纪胜·三教外地》），可见当时教育事业的发达。

南宋临安的文化娱乐场所叫作瓦子，也叫瓦舍、瓦肆。一个瓦子中，凡表演技艺的场地，称为勾栏。城内著名的瓦子有5处，以北瓦子的规模最大，有勾栏13座，演出各种伎艺戏曲，项目有50多种。郊区也有瓦子，演出的伎艺项目繁多，争奇斗巧，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南宋临安的西湖，更是热闹异常，当时有“销金窝”之称。湖上亭园苑囿，星罗棋布，诸如聚景园、翠芳园、集芳园、延祥园、庆乐园等，重楼叠阁，金碧辉煌，真是“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况可以想见。西湖十景，南宋时已经有了，名传天下，直到今天。

南宋浙江分属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由于首都在临安，“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浙江的人口，迅猛增加。北宋末徽宗崇宁元年（1102），两浙路人口数为300多万人，南渡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就达到400多万人。60年间，增加了近1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这就使江南的劳动力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加上浙江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宋浙江的经济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方面，圩田盛行，上田每亩早晚两季每年可产五六石。谚云：“苏湖熟，天下足。”手工业方面，杭嘉湖是浙江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杭州的白编绫、柿蒂绫，吴兴的樗蒲绫，武康的鹅脂，嘉善魏塘宓家的绢，濮院的绸，都是著名的丝织品。此外，宁波的大花绫，绍兴的越罗、尼罗、寺绫，婺州的暗花罗、红边贡罗，东阳的花罗，也很有名。瓷器除南宋官窑外，民窑有余杭窑、余姚窑和龙泉窑（有哥窑和弟窑），以龙泉窑最负盛名，所产青瓷，誉满全球。南宋印刷业首推浙江，杭州是南宋刻书最发达的地方，宋版书的精美，为世所珍。商业方面，杭州、明州、温州都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商业性的集镇像雨后春笋，纷纷兴起。如嘉兴的濮院、湖州的乌青，鄞县有1镇8市，杭州有15镇市，这些集镇的兴起，与商品交流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有着深刻的意义。

朱熹说：“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南宋时期浙江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文物之盛，冠于全国，名流辈出，群星灿烂。涌现出大批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南宋宰相浙江籍有20人，文学家单以词人而言，就有138人，画家有69人。《宋史》列传中浙江籍的有136人，占全国第一位。至于南宋浙江考取进士的则更多，据统计约有6000多人。南宋时期浙江人才蔚起，因此有“文物之邦”的美誉。

南宋时代，浙江理学兴盛。朱熹、陆九渊的学说，都流行于浙江。孝宗时明州淳熙四先生（舒磷、沈焕、袁燮、杨简），继承了陆氏的传统。朱熹的门生，也遍布浙中。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主张调和朱熹、陆九渊之间的主客观唯心主义的矛盾，他的学说，开浙东学派的先声。永康陈亮和朱熹进行过多次“王霸义利”之辨，陈亮注重事功之学，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三》），反对空谈道德性命。永嘉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都注重功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越州山阴人。他在政治上坚持抗金，因此在仕途中不断受到投降派的排斥和打击。他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创作最多的一位作家。“永嘉四灵”（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也是以诗著称的四位诗人，因为四人的字或号都有一个“灵”字，而又都是永嘉（今温州市）人，所以称为“永嘉四灵”。他们的诗多描写田园生活，寄情于山水泉石，在艺术上造诣颇高。

南宋浙江词坛名家，有吴文英、张炎、王沂孙，都属于姜夔一派。还有女词人朱淑真，她的词清新婉丽，哀艳动人。

南宋浙江的画家，真是不胜枚举，以钱塘人为最多。据厉鹗《南宋院画录》记载，入翰林图画院的就有20多人。其中著名画家有马和之、刘松年、李嵩、夏珪、马远等。

南宋浙江文化的发达，还表现在藏书的丰富和书院讲学的兴盛。著名藏书家杭州有周密，住癸辛街，藏书分书种、志雅二堂，有书42000余卷，以及三代以来金石刻1500余种。湖州有叶梦得，在霅川弁山建藏书楼，有书10万卷；陈振孙藏书有51000余卷。越州的陆氏、石氏、诸葛氏藏书也很丰富。因为南宋浙江的雕版印刷非常发达，所以私家藏书也特别多。

南宋浙江书院讲学也较普遍。如吕祖谦主讲金华丽泽书院，杨简主讲慈溪慈湖书院，学士云集，对浙江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此外，如绍兴的稽山书院、衢州的柯山书院、宁波的甬东书院、永嘉的浮沚书院，也都很有名。

据余锳统计，宋儒的地理分布，浙东有482人，为全国之冠；浙西有113人，居全国第五位。可见浙江人才之盛。

德祐元年（1275），元军分三路进攻临安，不久，临安陷落，谢、全两太后和年仅6岁的小皇帝赵被俘北去，当时一片凄凉情景，可用汪元量《湖州歌》来表述：

殿上群臣默不言，伯颜丞相趋降笺。

三宫共在珠帘下，万骑虬须绕殿前。

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夕阳一片寒烟外，目断东西四百州。

又《醉歌》云：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南宋末年，虽也有文天祥、陆秀夫等继续抗元，但无补时艰，终于亡国了。

元朝统一后，全国共设置了11个行中书省，浙江属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元朝对浙江统治是非常残酷的，所以终元一代，浙江的农民起义，不绝如缕。当时江南流传着一首歌谣：“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户户齐动手。”反映了浙江人民对元朝统治者强烈的仇恨和反抗。元末黄岩方国珍起义时，台州、温州、处州人民就在村庄里树起旗帜，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揭露了元朝统治阶级的穷凶极恶，诉说了人民的苦难，人民除了反抗，别无他路。

元代浙江也产生了不少崇尚民族气节的学者和文人。进步思想家邓牧，宋亡后就隐居余杭大涤山洞霄宫，终身不仕。他的思想对后来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有一定的影响。金华的金履祥、许谦，宋亡后也隐居讲学终身。史学家宁海胡三省，宋亡后，潜心著述，他的《通鉴注》更充满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这是他一生杰出的著作。此外，诗人杨维桢，其诗称“铁崖体”，名擅一时。戏曲家高明写的《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

元代浙江书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吴镇，都是名家。王冕不仅工墨梅和竹、石，也是一位有骨气的诗人。赵孟虽在元朝做了翰林学士承旨等大官，但他是一位诗、书、画、印四者兼长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他的妻子管道昇，儿子赵雍、赵奕，孙子赵凤、赵麟，也都善书画。这是历史上罕有的。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崛起，他在创业过程中，依靠了浙东四先生。青田刘基是他的一位杰出军事谋略家，运筹帷幄，献计献策。浦江宋濂，学问渊博，朱元璋北伐的檄文就是他起草的。龙泉叶琛和章溢，也是他的得力助手。朱元璋重用这些人，所以能完成明朝统一的大业。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对浙江也一样采取了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政府对水利事业很重视，如重新疏浚东钱湖，修筑海塘等，农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杭嘉湖地区成了蚕桑、棉花的主要产区，尤其是湖州，“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张履祥《补农书》卷下）。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得到了推广。手工业尤其是丝织业十分发达，如嘉兴府的濮院镇，出现了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等各种专业化织机，产品花形繁复，巧变百出。其他如湖州府的菱湖、双林，丝织业也很发达。明清时期浙江在封建经济缓慢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因素也开始萌芽，首先是在发达的丝织业里，出现了小商品生产者转化为资本家的现象。比如，钱塘人张瀚的先世毅庵祖在明代成化年间，经营酿酒业失败后，购得织绸机1台，在杭州织绸，因织诸色纻制，备极精工，人人争购，后来织绸机增加到20余台，于是家业大饶。塘栖的徽杭大贾，“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光绪《塘栖志》卷十八《事纪·纪风俗》），开了商业资本支配生产的先声。这时，还有了劳动力买卖市场。据记载，濮院每天早晨有织工、拽工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来雇者一目了然（《濮院琐志》卷六《杂流》）。嘉兴石门镇的榨油业里，作坊主雇佣工人作油饼，“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万历《崇德县志》卷七《纪文》）。湖州桑田也多用雇工经营，这说明农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浙江在明代是受倭寇骚扰最严重的地区。尤其在嘉靖年间，倭寇侵犯台州、温州、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抗倭名将戚继光在金华、义乌招募民兵，取得抗倭斗争的胜利。今台州桃渚城尚存戚继光平定倭寇的纪念碑，温岭县新河有戚继光的“奏捷碑”等古迹，他的丰功伟绩，浙江人民是永远纪念的。

浙江人民在明末清初抗清斗争中也是可歌可泣的。自清兵南下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血腥的暴行，激起了汉族人民强烈的反抗，浙江人民也纷纷起来抗清。钱肃乐立鲁王监国，据钱塘江东岸抵抗清军，张国维壮烈牺牲。王翊在四明山寨领导抗清，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浙东列城昼闭，胥吏不复下乡”（《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为浙江人民的抗清斗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尤其是张煌言，以舟山群岛为根据地，联络郑成功，大举北伐，三入长江，动摇了清朝东南的统治，不幸失败，在南田的悬岙岛被俘，英勇就义于杭州弼教坊。他在被俘来杭途中，写下了一首《入武林》，诗云：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吾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张煌言以岳飞、于谦为榜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愧为一位抗清的英雄。

明末清初，浙江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清朝统治者对浙江的统治也防范极严。除驻扎八旗兵，加强军事镇压外，又大兴文字之狱。浙江著名的文字狱有两次，一次是庄廷鑨的“明史案”，一次是吕留良狱，株连被害的人，不知其数。

浙江在明清时期是全国人文的渊薮，人才辈出，据丁文江统计《明史·列传》所载人物1771人，浙江有258人，约占15％，为全国各省之冠。梁启超列举清代24省学者461人，浙江有90人，占全国第二位。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会元）全国244人，浙江有48人，仅次于南直隶。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先后选举者全国267人，浙江有68人，仅次于江苏。明代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于谦，他的事业与岳飞一样，彪炳千秋，墓在杭州西湖三台山，后人说：“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他的思想在哲学史上影响很大，流播海外，远及日本。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开导了资产阶级思潮的先河，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起着积极的作用。朱舜水也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人，虽客居日本而不忘祖国，他与黄宗羲一样，反对君主专制，主张社会改革。史学家首推黄宗羲，为浙东史学的开山祖，所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后由子百家和全祖望续补完成）开风气之先，为一代巨著。万斯同博通经史，尤熟悉明代掌故，著有《明史稿》500卷。全祖望也是浙东一位重要史学家，对晚明地方文献，搜罗綦详。邵晋涵曾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凡史部提要多出其手，兼辑《续三通》等。章学诚则是清代杰出的史家评论家，所著《文史通义》，是一部兼论文史理论的著作，是浙东史学的集大成者。至于明代和清代鸦片战争以前浙江的文学家，著名的如明初宋濂、刘基、方孝孺、王祎都是散文作家，清代朱彝尊擅长诗词古文，厉鹗长于词，袁枚长于诗，李渔、洪昇长于戏曲，明末凌濛初长于小说。书画家有徐渭、戴进、吕纪、蓝瑛、陈洪绶、关思、戴熙、董邦达、金农等。科学家有潘季驯、李之藻、李善兰、戴煦、张履祥、戴梓、陈潢、赵学敏等。

明清时代浙江私家藏书很盛。明代有宁波的天一阁，是浙江藏书第一家，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收藏了200多种明代地方志和400多种明朝进士登科录等，这些都是研究明代历史的珍贵文献。1962年10月郭沫若访问天一阁时，写了一首诗：

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环信不虚。

历劫仅存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

林泉雅洁多奇石，楼阁清癯类硕儒。

地六成之逢解放，人民珍惜胜明珠。

此外，山阴的祁承爜，归安的茅坤，乌程的沈节甫，嘉兴的项元汴，余姚的黄宗羲，鄞县的丰坊、袁忠彻，会稽的钮石溪，浦江的宋濂、郑罽，兰溪的胡应麟，仁和的郎瑛，藏书都很丰富。

清代私家藏书乾隆间有孙仰曾、吴玉墀、鲍士恭、汪如琛、汪启淑、范懋柱、朱彝尊、郑大节等八家，都献出大量图书，供编辑《四库全书》之用。他如仁和赵昱的“小山堂”，孙宗濂的“寿松堂”，钱塘吴焯的“瓶花斋”，慈溪郑性的“二老阁”，鄞县卢址的“抱经堂”，桐乡金檀的“文瑞楼”，海宁吴骞的“拜经楼”等都是著名的藏书楼。还有文澜阁是珍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杭州孤山南面，阁址原为圣因寺内的玉兰堂，阁内原藏《四库全书》36000多册。《四库全书》现改藏在浙江图书馆内，它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浙江书院讲学之风，到明清两代，更是盛极一时，如杭州著名的敷文、崇文、紫阳、诂经精舍四大书院。敷文书院原名万松书院，在凤凰山万松岭，康熙曾题过“浙水敷文”四字，故名。崇文书院在苏堤跨虹桥西，今日的曲院风荷一带。紫阳书院在城内紫阳山左麓。诂经精舍在西湖孤山南麓，为阮元创立。在这些书院执教的都是清代名流学者，培养了不少人才，对浙江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原载《浙江民俗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