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灭宋后，因为浙江是南宋都城所在地，又是最后才被元攻下的，所以对浙江统治特别严厉。杭州设有四五个万户府，驻扎三万军队，温、处、绍等地也各置一个万户府，以备随时出动镇压人民的反抗。

至元十三年（1276），元政府曾立两浙都督府于杭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迁江淮行省治于杭州，改名江浙行省。江浙行省辖30路、1府、2州，包括江苏、安徽长江以南，浙江、福建两省以及江西东北隅之地。浙江有11路、12属州、54县。

在灭宋战争中，元军还保留着奴隶制时期形成的掳掠奴隶和财物的习惯。掠夺人口做奴隶，“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俘虏，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所掠人口，多达三万二千余丁。灭宋大军主将伯颜曾大量侵夺江南的庾田。不仅是武将，番僧杨琏真伽在任释教江淮总摄时，也占民五十余万为佃户，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甚至公开盗掘南宋诸帝陵墓，攫取墓中的财宝。忽必烈连年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任意在民间拘水手，造海船。这是公开的掠夺。

再说赋税。元朝政府的财赋收入，十分之七取自江浙。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北方和江南实行两种赋税制：“其取于内郡（北方）者，曰丁税，曰地税。”“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江浙一带的赋税特重。由阿合马（元世祖时的权臣）所委派的大批财赋官征收，又唯利是征，茶盐酒醋等税，节次增添。除税课外，还有各种徭役和差役。在那个时代，江南民不聊生，差役毙于道是司空见惯的事。元初画家、诗人王冕（今浙江诸暨人）曾写了《江南民》《江南妇》两首诗，倾诉江南人民的种种苦难。其《江南民》曰：

江南民，诚可怜，疫疠更兼烽火然。

军旅屯驻数百万，米粟斗值三十千。

去年奔走不种田，今年选丁差戍边。

老羸饥饿转沟壑，贫富徭役穷熬煎。

豺狼左右虎后先，况尔不肯行纸钱。

纸钱不行生祸愆。

官司立法各用权。

生民自此多迍邅。

君不见海东风起浪拍天，海中十载无渔船。

又不见淮南格斗血满川，淮北万里无人烟。

通都大邑尽变迁，新鬼旧鬼皆衔冤。

……

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盘剥，纷起反抗。元朝初年，浙江人民起义达三十多次，熊熊烈火燃遍杭州、婺州、衢州、庆元（宁波）、台州、温州、处州，起义军此起彼伏。

元至正二年（1342），台州黄岩人方国珍领导农民起义。台州、温州、处州人民在村庄里竖起旗帜，上面写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起义军曾先后攻占了庆元、温州、台州三路，对反动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打击。(www.daowen.com)

元朝统治的八十几年里，浙江人民灾难深重，经济发展缓慢，有些方面甚至倒退。

元朝政府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终于垮台了。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在明代，浙江属浙江布政使司。明政府建立前——1366年，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在杭州府。洪武九年（1376）改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四年（1381），嘉兴、湖州2府由直隶改属浙江。于是，浙江布政使司共辖11府、1属州、75县。

元、明时代，浙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早在南宋时期，江浙的丝织业已非常发达。秀州（今浙江嘉兴）濮院镇经营丝织，“比户操作，明动晦休”，成为织绸之乡，其产品就称作濮绸。元朝初，杭州的一些大作坊，拥有雇工30至40人不等。作坊主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已大不同于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雇工技术高的，如嫌工价低，可另寻东家，东家也争相雇佣织绸高手，“得一工胜十工，倍其值不吝也”。

明时，杭嘉湖三府是全国丝织业的重心，出现了不少从事丝绸生产的市镇。如杭州府的塘栖是巨商大贾眼中的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濮院镇已“改土机为纱，制造绝工”；“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之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嘉兴的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以种桑养蚕，织绸为业。湖州“蚕桑之利，厚于稼穑”。明中叶以后，菱湖、双林丝织业十分发达。双林镇“机杼之家，相沿此业，巧变百出”。南浔镇所产七里丝驰名国内，客商云集。官营织染局，全浙有十多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明代全国大商业都市，江、浙两省占了三分之一。

明代，浙江倭患严重。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进扰台州、温州、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等广大地区，人民深受其害。嘉靖三十四年（1555），抗倭名将戚继光奉命来浙后，给了倭寇以沉重的打击。他在金华、义乌招募民兵，组成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军队，又训练了一支拥有44艘大小战船的水师，在海面上跟踪追击。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消灭了台州、温州境内的最后两股倭寇后，终于平定了浙江的倭患。至今台州桃渚城尚有戚继光平倭的纪念碑，温岭新河有戚继光的“奏捷碑”。他的丰功伟绩，浙江人民是永志不忘的。

嘉靖初年，葡萄牙殖民者曾一度盘踞浙江的双屿港（今普陀县的佛渡和六横两岛相隔的海港），与日本海商及徽州私商许栋、福建海商李光头相勾结，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并在双屿岛筑馆舍，设官统治。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任浙江巡抚时，严申海禁。次年他就派兵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岛了。

明英宗时，处州人叶宗留率领几百名破了产的农民赴福建开银矿，官吏横加阻挠。叶宗留等忍无可忍，遂揭竿而起。这次矿工暴动波及闽浙赣三省，坚持斗争达十几年之久，最后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下去了，却严重地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明朝末年，杭州还爆发了反阉党的斗争，湖州展开了反恶霸乡宦的斗争。这些斗争发生在封建后期的明代和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浙江，说明它们已不同于过去所爆发的各种斗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进燕京（今北京），明王朝彻底崩溃。清兵乘明内战而进入关中。清统一全国以后，建立了大清帝国。

清初，浙江仍沿旧制，称浙江布政使司。康熙初年，改为浙江行省，省治在杭州，领11府、1直隶厅、1州、1厅、75县。省府之间又设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4道。

清初，清兵对被攻下的地区，往往进行野蛮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最著名的两次。清兵对人民进行的血腥镇压，非但吓不倒富有斗争传统的江浙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浙江人民的激烈反抗。弘光元年（1645），清军破杭州，钱肃乐（浙江鄞县人）拥鲁王监国，据钱塘江南岸，誓死抵抗。失败后，漂泊海岛，拥鲁王继续抗清。王翊在四明山寨领导抗清，给清军以严重打击，“浙东列城为之昼闭，胥吏不敢催租缚民”。张煌言初与钱肃乐等一起起兵抗清，永历十三年（1659），又与郑成功合兵，进入长江，围攻南京。后鲁王覆灭，他又派人联合荆襄13路农民军共同抗清。康熙三年（1664），不幸被俘，后就义于杭州弼教坊。他在被俘来杭途中，写下了激昂慷慨的《甲辰八月辞故里》诗二首，其一曰：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吾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鸥夷。

在清朝初期，浙江是抗清活动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因此清统治者对浙江的管制也就特别严格，防范十分周密。当时，杭州城西设有旗营，驻扎八旗兵；乍浦也设有八旗兵营，其他要地还驻有绿营兵。同时又大兴文字之狱。浙江的著名文字狱有两起，一是庄廷鑨的所谓“明史案”，一是吕留良案。案发时，庄、吕二人均已逝世，但清政府仍下令剖棺戮尸，籍没其家。凡家属子弟和为其书撰序、参阅、买书、卖书、刻字、印刷的人，以及地方官吏，分别被处死刑，妻女配藩京。两案株连被害的人，难以胜数。

清代，浙江的丝织业得到更大的发展。厉鹗在《东城杂记》中说，杭州东郊，“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大的工场拥有织绸机几百台，工人数百人，还有很多小作坊。品种有线绸、纺绸、绫罗、缎匹等。特别是工艺技术进步更快，已能织西湖十景全图的“十锦图”。作坊里，工人分工也很细，有络丝、织工、挽工、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

康乾之世，浙江不仅经济繁荣，学术、文化、教育各个方面，也人文蔚盛。如思想家黄宗羲（余姚人），历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鄞县人），诗人袁枚（钱塘即今杭州人）、朱彝尊（秀水即今嘉兴人）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原载《浙江风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