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基本稳定下来了。隋唐至两宋（581—1279），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浙江的社会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派晋王杨广统兵南下灭陈后，浙江又归入全国的版图。初置杭州、吴州二总管府及婺、处、睦等州。大业初，复州为郡，有会稽、余杭、东阳、永嘉、遂安五郡，部分属吴郡（乌程、长城）、宣城郡（安吉、原乡等），置23县。

隋朝历史虽然短促，但隋文帝在统一全国以后，实行了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国家渐趋安定，民众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炀帝继立。他是个浪子、暴君，继位后，营造宫室，穷极华丽，开运河，造龙舟，纵情游乐，又不顾本国实力，盲目开边，对高丽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公元618年，他被宇文化及所杀，不久，隋也就亡了。

隋所开凿的江南大运河，对浙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条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即杭州），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杭州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使浙江和北方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唐代的浙江，太宗时为江南道，玄宗时隶江南东道，肃宗以后分置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所置江南东道，辖十九州，浙江为湖、杭、睦、越、明、衢、括（处）、婺、温、台等十州，嘉兴、海盐当时属苏州所管辖，共59个县。浙江作为行政区的名称自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开始。

唐时，浙江各地大力兴修水利。会稽筑防海塘自上虞抵山阴，达百余里。县于开元年间开小江湖，溉田800顷；又于天宝二年（743）扩大它东面25里的西湖，溉田500顷；扩大西20里的广德湖，溉田400顷；扩大西南40里的仲夏堰，溉田数千顷。海盐、乌程、长城、安吉、钱塘、盐官、余杭、富阳、於潜、新城、山阴、诸暨、上虞、西安等地也都大修水利，溉田面积从几百顷至几千顷不等。这时好的田亩亩产达二石，耕地也扩大很多。

唐朝浙江人口发展很快，全国人口约五千多万，而浙江各州的总人数却达四百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在封建社会里主要的生产力是劳动着的人，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生产的上升。

唐朝中叶，浙江的织造技术进步很快，10个州中除温州、台州外，其余8州都需贡织物。湖州乌程县还贡御服、乌眼绫、折皂布等；越州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可见花色品种之多。越州的“绫纱妙称江左”。杭州的柿蒂绫更有名，白居易有“红袖织绫夸柿蒂”的诗句。越女织的缭绫，白居易赞它“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天上取样人间织”。

天宝二年（743）唐玄宗登望春楼，观看天下诸郡进贡特产盛况，会稽郡船载的是铜器、罗、吴绫、绛纱。

唐朝，越州和婺州是著名的青瓷产地。那时产白瓷的邢州窑与产青瓷的越州窑足相匹敌。陆羽在《茶经》上说道：“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瓷既作贡品，还远销日本、朝鲜、印度等国。

唐朝全国有四大海盐场，浙江就有三个：杭州、湖州、越州。

唐代的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唐文苑中，诗是最鲜艳夺目的一枝花。其他如书法、图画也灿烂辉煌。在这一时期，浙江出了不少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诗人如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以及贺知章、孟郊、钱起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书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徐浩等，声誉甚隆，名重当时；画家则有善画仕女和马的陈闳、画山水的专家孙位等。

唐朝浙江还出了几位有名的政治人物。唐德宗时的陆贽，是浙江嘉兴人，他勇于指陈弊政，后被裴延龄所谗，被贬出朝，死于忠州，有《陆宣公奏议》传世。山阴（今绍兴）人王叔文和杭州人王伾在顺宗朝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如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北方池盐价，取消宫市，贬黜贪吏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不到一年，顺宗退位，宪宗继立，王叔文、王伾都被贬斥，王叔文被杀，王伾不久亦病死。

天宝年间（742—756）的“安史之乱”，使中原和关中地区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唐王朝便向江南地区加征赋税，竟至“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浙江人民不堪受压榨，纷起“造反”。(www.daowen.com)

早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为进攻高丽做准备，“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重赋繁役接踵而至。在高宗永徽四年（653），睦州人陈硕真就“揭竿而起”。她拥众数万，自称文佳皇帝，率兵攻下睦州（今建德梅城镇），并派兵南攻婺州，西取歙州，震动了建宁（今江苏南京）、润州（今江苏镇江）。中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袁晁（台州人）举起义旗，“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竟达二十万之众。首克翁山县（今浙江定海），继下台州（临海），建立政权，定年号为宝胜。接着攻克了“江东十州”：台、衢、温、婺、明、越、信、杭、苏、常。唐王朝十分恐慌，急忙派李光弼前来镇压。大中十三年（859），裘甫又在浙东起义。他被众拥戴为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号罗平，发兵攻下衢、婺、明、台等州。

裘甫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早已腐朽的唐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日益衰落，最后在军阀混战中灭亡。

五代十国也是中国历史上苦难深重的时期。浙江当时属吴越国地，杭州是吴越国的都城。吴越国共辖一军（处于临安的安国衣锦军）、十三州（越、明、婺、衢、睦、温、处、台、杭、湖、秀、苏、福），号称十四州。

吴越国的开创者是钱镠。他字具美，杭州临安人。21岁从军，为杭州刺史董昌部将，屡立战功。唐中和二年（882）八月，他奉命率大军大败实力雄厚的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于西陵（今萧山西兴）。四年（884）他率兵攻破越州（今绍兴），执汉宏而斩之。光启三年（887），唐拜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而以董昌为越州观察使。不久，镠遣将攻取了苏州、常州等地。景福二年（893），唐拜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894），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越州董昌谋反。唐昭宗下诏削去董昌官爵，而封镠为彭城郡王、浙江东道招讨使。钱镠乃遣将攻越州，于乾宁三年（896），擒昌归杭州，昌投水而死。唐又拜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杭太尉、中书令，赐铁券，恕九死。他到越州受命后，仍驻杭州，号越州为“东府”。天复元年（901），又被封为越王；天祐元年（904），更封为吴王。公元907年，朱温篡唐称帝，镠被封为吴越王。

钱氏统治浙江共86年（893—978）。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经济停滞不前。吴越是个小国，由于执行了保境安民的国策，对中原王朝始终表示恭顺，年年进贡，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生产发达，经济日趋繁荣。当时，“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土”。农民辛勤劳动，粮食经常丰收，“米一石不过数十文”。有人向钱弘佐献嘉禾，“王问仓吏，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由此可见一斑。

吴越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吴越农业发达与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吴越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是钱镠时所筑的捍海塘。当时钱塘江“海飓大作，怒涛掀簸，堤岸冲啮迨尽。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传说始筑捍海塘时，“江涛昼夜冲激，江岸版筑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塘基始定”。强弩射潮不过是神话，但筑海塘所花的力量的确是很大的。它的技术在当时来说，也是先进的。“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捍海石塘从六和塔至艮山门，全长三十三万八千多丈。除捍海塘外，还有其他一些水利灌溉工程。如杭州西湖，“钱氏有国，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仁和县的千秋堰，“吴越时修复之”；武义县的长安堰，吴越初年开，“溉田万余顷”。另外如鄞县的东钱湖、越州鉴湖等，也都加以疏浚。钱镠时，曾设立“都水营田司”，统一规划水利建设。钱镠曾在《家训》中自我夸耀说：“吴越境内，绫绢绸绵等贱，皆余教人广种桑麻；斗米十文，亦余教人开辟荒亩；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渍辛勤，才得岁岁丰盈。”

由于社会安定，农业发达，手工业也发展得很快。当时越窑所产秘色瓷为世所珍。越州和婺州等都出铁。杭州、婺州、衢州，从唐朝以来就是纸的产地，这时造纸业更发达。丝织业原来就有基础，这时也发展得较快。造船业也很发达，海外贸易繁荣。钱镠游碧波亭，见钱塘江上“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

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就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都城杭州，在唐时就已“骈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通过钱镠的扩建，更加繁荣。这时，杭州的水上交通、商业都很发达。吴越和中原的贸易，由于受到南唐的阻隔，多由杭州出海，从海路到达山东青州。吴越与大食、日本等国也有通商往来，从大食输入猛火油（即石油）用作战争火器。

钱镠时，曾花了很多民力修筑杭州城。唐景福二年（893），他征三十万军民筑罗城（外城），以秦望山为起点，向东沿江干，经钱塘湖、霍山埠至范浦镇，绵延七十余里。从后梁开平四年（910）到后唐同光二年（924），又兴筑子城。子城是钱氏的王宫所在，营造得像龙宫那样壮丽。《旧五代史》说，“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庀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城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军民不胜劳役之烦，有人在他门上写道：“没了期，侵晨起，抵暮归。”他看见了，命书吏改为“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营造如故。

钱氏为了保境安民，每年要向北方小朝廷进贡大量珍宝；钱镠和以后诸王，又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杭州城内仅为钱镠织锦的工人，就有二百多名。因此，在这八十多年内，两浙人民遭受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五代史记》说，钱氏诸王“虐用其人（民）甚矣”。吴越自钱镠时起，赋税繁苛，“下至鸡鱼卵，必家至而日取”。《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老百姓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连衣服也穿不起，比起北方人民来，只是少受一些战乱之苦而已！

宋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吴越失去了屏障，太平兴国三年（978）“俶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向宋献纳国土，吴越也就亡了。

婺州兰溪人僧贯休曾向吴越王钱镠献了一首诗，其中有句云：“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看了，要他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贯休说，“诗也不能改，州也不能添”，飘然而去。吴越国从建号到降宋，前后共历五主，其所占土地，的确如贯休所料，没有超越过十四州的范围。

纵观吴越国这一段历史，钱氏诸王虽然过着骄奢纵欲的生活，不惜民力，大兴土木，但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钱氏自始至终不忘事大之礼，钱镠临终时，告继位者钱元瓘说，子孙要好好奉事中国（指北方小朝廷），以后诸王的确遵行不违。如此就使两浙战乱较少，人民过着比较安宁的生活。同时，又动员民众修筑钱塘江石堤，筑海塘，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不仅使当时的农业生产有所提高，也为今后发展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兴修杭州城，固然是为图自己享乐，但在客观上也使杭州更加扩大，更加雄伟，成为江南名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