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了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他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当时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属会稽郡，西境一小部分属吴郡，南境有一小部分则属于闽中郡。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国家一切重大事务由皇帝决定，重要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免，并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拆毁战国时各国修建的城防工事，加强全国各地的交通。又制定了严酷的《秦律》，下令没收民间兵器，迁天下豪富于咸阳。同时，秦始皇为了“以示强威、服海内”，从公元前220年起开始巡行天下。他一共出巡五次。第五次，公元前210年，他南巡到湖南的九嶷山，又浮长江东下，至会稽山刻石、祭大禹。相传当时越人男女关系不严，会稽《刻石辞》特别重在“禁止淫泆”，使不异于中原风俗。在归途中，他死于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

秦立国只有15年，到公元前207年就灭亡了。

西汉初期，浙江大部分为吴王刘濞的封地，浙南温州一带则是东瓯王的封地。吴王濞在境内煮海为盐、采铜铸钱，与汉皇帝同样富；同时，他还招收天下亡命之徒，扩张自己的势力。这种做法，严重地威胁着中央政权。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削藩策，削了楚王戊、赵王遂的封地，并将及于吴王濞的会稽郡和豫章郡。刘濞乃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串通了楚王、赵王等举兵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汉政府派大将周亚夫率军击败了七国叛军，灭诸国。刘濞被诛，国亦除灭。公元前138年，闽粤攻东瓯，东瓯王带领了五万人迁往内地——江淮一带。到武帝时，浙江的土地就被分置为会稽和丹阳两郡。东汉，又将会稽郡浙水以西分立为吴郡，于是，浙江分属于扬州的会稽、丹阳和吴郡三郡。

两汉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但浙江的社会经济并不比黄河流域逊色很多。当时，冶炼业、纺织业都有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的规模。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山阴两县兴建镜湖（即鉴湖），可灌溉民田九千余顷，就是一例。镜湖使这两个县千余年没有遭受大的水旱灾害。

在东汉时，浙江由于经济发达，很多郡县已设有庠序（古代的学校）之教。汉光武帝时，王充八岁进入上虞一个书馆读书，书馆里共有学童百多人。上虞不过是会稽郡的一个属县，而它一个书馆的学童就有这样多，可见当时浙江三郡的教育事业也是很发达的。

从三国的东吴到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四百多年间，江南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三国时，浙江属吴国扬州，除置会稽郡及吴郡（部分）外，又增设新都（部分）、临海、吴兴、东阳四郡。

吴国为了巩固统治，注意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孙权为了对付北方强大的曹魏，大力扩充兵员，又在公元226年（吴黄武五年），开始屯田，令诸将广增田亩。除屯田兵外，还有所谓作士，就是作手工业的兵士。所以，吴国的兵士实际上是生产的奴隶。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钟离牧在永兴县（今萧山西）垦田二十余亩种稻，一年就得精米六十斛（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当时，有人夸赞吴国“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吴国所采取的政策是严酷的，对人民的剥削是残酷的，但对促进生产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东南经济的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吴国还多次派兵攻打原来居住在苏南、皖南、赣东和浙江、福建山区的山越人，迫使他们出山定居。这就为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增加了劳动力，对发展经济有利。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发展。当时，浙江诸暨、永宁（今永嘉一带）二县盛产蚕丝，丝织业已慢慢兴起。越瓷（今绍兴一带所产青瓷）更名闻远近，釉厚色深绿，既实用又美观。

晋代浙江属扬州。西晋置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六郡（浙北部分属义兴郡）；东晋又增置了永嘉郡。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灭了吴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事业。但司马炎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并引来了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豪酋的进攻，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北方战乱不休，南方相对稳定，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南迁。西晋灭亡，“洛京倾覆，中原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皇帝位，建立起东晋皇朝，汉族统治者的政治中心移向南方，许多北方士族在南方定居了下来，从而使南北方文化实现了广泛的交流。

东晋司马氏政权好不容易持续了104年，到公元420年，终于被刘裕所灭。(www.daowen.com)

刘裕废晋帝，建立了宋朝，京都仍在建康。以后，先后相继建立了齐、梁、陈朝，每个朝代多者60年，少者二三十年，这四个朝代都建都建康，与北中国的魏、齐、周等国相对峙，所以总称为南朝。南朝，浙江属扬州、东扬州，小部分属南徐州（义兴郡的义乡、绥安两县）。东扬州从扬州分出，时置时废。东扬州辖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扬州辖吴兴郡，共有7郡52个县。

这时，由于北方人士大量南迁，户口激增。南迁的人中，士族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把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带来南方，南方在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力量，生产力显著提高。当时，扬州（包括东扬州）、荆州人口较多，农业也最发达。据史书记载，浙江当时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如在钱塘江北岸建柳浦四埭，南岸有西陵的丰埭，浦阳江有北津、南津，都筑有堰闸，旱则开闸灌溉，涝则闭闸，以防水淹。东晋时，乌程（今吴兴）已筑荻塘，可溉田千顷，吴兴塘，可灌田二千余顷……梁武帝时，又修建了丽水通济堰，“降松阳、遂昌两溪入大溪之口，疏为四十八派，自保定至白桥，灌田二十万亩”。通济堰至今仍对丽水碧湖平原的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多湖泊，又泄湖水使之变成湖田。谢灵运曾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今上虞县西南）休崲湖作湖田。孔灵符则奏请迁徙山阴县（今绍兴县）贫民到余姚、（今鄞县东）、鄞三县去开垦湖田。这些都显示农业生产在发展中。

那时的蚕桑生产也很发达。东晋、南朝都曾把丝、绢、绵作为主要的调税项目。据记载，建德“男丁种桑十五株，女丁半之，……顷之成林”；东阳、新安、金华等地山区也广植桑饲蚕；吴兴平原地区更是遍地桑林；永嘉郡一年饲养蚕八批，称为“八辈蚕”。

吴郡的海盐县，在南朝是重要的产盐地区之一。海边大片盐田，公私商运络绎不绝。

约在春秋末期，吴越一带就已能生产一种渗碳钢了。这时，有冶炼业传统的会稽郡仍保持着先进的地位。剡县（今嵊县）三白山有制造兵器的冶所。齐时，上虞人谢平曾创制刚（钢）朴，被称为中国绝手。所谓刚（钢）朴，可能是指生铁溶液包裹熟铁而成的一种钢铁。如果是这样，那么谢平就是发明杂炼生法的人了（杂炼生法据《天工开物》里说，是在熔铁炉里，把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时，生铁熔化，包裹和渗入热铁，于处，生熟铁都成为钢铁）。这样炼出的钢，既可用以制作刀剑，也可用以制镰刀、锄头等，所以，它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能起到很大作用。

孙吴和两晋时，会稽的制瓷业已渐发达。到了东晋和南朝时，由于会稽一带士族聚居，他们在享乐生活中，饮茶是不可缺少的一课，而且对茶具十分讲究；日常生活用具中，又有不少瓷制品。这就对制瓷技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越窑和浙江各地的窑业都较发达，制瓷已成为浙江人民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浙江的造船业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浙江与海外早有通商往来。吴国孙权命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至夷州（今台湾），就是从县（今宁波）出海的。大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与海南诸国通商。大秦（今地中海中部）及高句丽（今朝鲜）也都与东吴有贸易交往。当时东吴航行海上的船只“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梁时，大船可载两万斛。

东晋和南朝，经济发达，商业通畅。建康当时是最大的商业城市，浙江的山阴（今绍兴）也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

西晋末年，中原大批士族逃奔江南，他们把黄河流域的文化也移植到江南来了。王羲之在绍兴定居，谢安在上虞定居，他们对浙江的文化都曾做出过有益的贡献。浙江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此时更人才辈出。南朝当时比较著名的人物就有宋的谢灵运（他原籍是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生于会稽始宁——今上虞县，是谢玄的孙子），齐的孔稚圭（会稽山阴——今绍兴人），梁的沈约（吴兴武康——今德清县人）、吴均（吴兴故鄣县——今安吉县西北人）等。他们的诗或文章不仅在当时，在现在也还有一定的影响。

浙江的经济日趋繁荣，可是，劳动群众却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东晋时，朝廷的政令其实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等八郡，也即浙江和江苏南部的地方，因而，一切残酷的剥削也都落到这八郡民众的身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的疆土虽然时有变动，但对这八郡民众的剥削仍是最重的。当时，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丁税（16岁称全丁，16岁以下称半丁）每口粮三斛（后又有增加），布绢、丝、绵若干，还有所谓赀税（财产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苛捐杂税。

广大劳动人民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只得拿起武器来与统治者斗等，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较著名的有东晋时的孙恩和卢循、南朝宋代的田流、齐代的唐寓之等数起。他们拥众数万，曾迫使统治者暂时地改变政策，争得在短时期内减轻了负担。

总的说来，从三国到南北朝这段时间内，在中国黄河流域一带战争频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则还是比较平静的，各项生产均有所发展。同时，这段时间，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地南迁，实行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因而，也就使南北人民逐渐融为一体，泯灭了华夏和蛮夷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