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吴越国和印度有友好往来。《西湖游览志》卷六载：“钱氏时，有西竺僧转智者，附海舶归。”⑦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考古工作者在该处发现有越州上林湖烧制的青瓷器片⑧，可以证明唐末五代时，吴越国与印度已有僧侣和贸易往来。
吴越国与大食（今伊朗）也有贸易关系。《吴越备史》卷二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⑨南唐招徕海南商贾，取得香料、珠宝，数量甚多，又从南海诸国输入龙涎香。
闽国与海外各国，如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及南亚、东南亚诸国都有文化往来。王曦时，新罗“遣使来聘，且献宝剑”⑩。与东南亚诸国往来，尤为频繁。当时泉州是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来此贸易者，多为阿拉伯人。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说：“自八世纪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11］他们贩运到闽的大多是珍玩珠宝等奢侈物品。由于海外交通的频繁，除各国商人外，外国僧侣也不少，南安县福清寺住持僧元衲，就是高丽人［12］。王氏在闽时，佛教盛极一时，泉州还保存了一些五代时期的石雕艺术作品，造型优美，雕刻精工，这些宗教建筑和石刻，受到印度文化艺术的影响，说明了五代时泉州与亚洲各国往来的频繁。
南汉时的广州，也是海上贸易和官方朝贡的重要港口，阿拉伯、波斯湾、南亚及南海诸国的使者由海道至广州者络绎不绝。在入贡国家中，以林邑、真腊及南海诸国最为频繁。刘隐时，佛哲国、诃陵国、罗越国使臣来广州，贡香药。
注：
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日本》。此事又见显德四年（日本天德元年），未知是两事，或一事两载。
②范坰、林禹：《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传》。
③《十国春秋》卷八九《僧羲寂传》。
④同上书。
⑤《十国春秋》卷八九《僧延寿传》。(www.daowen.com)
⑥《十国春秋》卷八九《僧灵照传》。
⑦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六《南山胜迹·胜相寺》。
⑧《文物参考资料》第38期。
⑨《吴越备史》卷二。
⑩《十国春秋》卷九六《闽七·王倓传》。
［11］［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
［12］《十国春秋》卷九九《闽十·僧元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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