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昭宗乾宁元年（894）日本停派遣唐使以后，五代时期日本与中国虽无通聘之事，但商贾和僧侣的来往仍甚频繁。地居长江流域下游的吴越国，即为对日本交往之孔道，明州（今浙江宁波）又为中日交通的港口。据《日本纪略》《本朝文粹》《扶桑略记》《本朝世纪》等典籍记载，吴越国和日本，从后梁开平三年（909）到后周显德六年（959）50年间双方商人、使臣、僧侣等来往多达15次。最早为后唐清泰二年（935）九月即日本朱雀天皇承平五年，吴越蒋承勋赴日本，献羊数头，同年回国。清泰三年（936）七月，蒋承勋、季盈张又赴日本，八月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致书吴越王钱元瓘。天福三年（938）七月，蒋承勋出使日本，向太宰府献羊二头，太宰府以布赐蒋承勋。天福五年（940）蒋承勋出使日本，带回日本左大臣藤原仲平致钱元瓘书。开运二年（945）七月，吴越国商客蒋衮、俞仁秀、张文过等乘3000料船，载100人出航赴日本，在肥前松浦郡柏岛上岸，此次是否纯系通商，或是带吴越王的使命，不得而知。天福十二年（947）蒋衮使日，带去吴越王书和土宜等，闰七月底，日本左大臣藤原实赖托蒋衮带回沙金200两，和致吴越王弘佐书。后周广顺三年（953）吴越国蒋承勋又出使日本，随带吴越王书和锦绮等礼品。七月，蒋承勋回国，带回右大臣藤原师辅致吴越王弘俶书。以上来往文书，均系日本左右大臣回复吴越王书，而吴越带去之书，也是给日本左右大臣的，而非正式国书。由此可知两国之间并无正式国交，这是由于日本藤原氏对外采取保守政策。

吴越国文化影响日本最大的，要算佛教。因吴越国王信奉佛教，当时首都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日本僧人来华，也多来吴越，尤其天台山，为日僧向往之地。天台山自隋智开山以后，天台宗颇盛，为佛教的名山。天福三年（938）日僧日延，为日本肥前延历寺僧来华，遍游吴越各地，参拜天台山。乾祐元年（948），日延又携吴越王钱弘俶颁发的“宝箧印塔”（内藏《宝箧印陀罗尼经》）自杭州回国。显德三年（956），又带回宝箧印塔一座。显德六年（959）正月，吴越国钱弘俶时因天台宗教籍散毁，派持礼使盛德言赴日本，海舶载黄金500两，求取佛经。《宋朝事实类苑》载：

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致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迄今天台教大布江左①。

又《释门正统》卷二《羲寂传》云：

初，智者所说教迹，自安史挺乱以来，会昌籍没之后，当时硕德，但握半珠，隐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东。师痛念本折技摧，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中，仅得净名一疏而已。后以钱忠懿王览内典，昧于教相，请叩韶国师（天台德昭国师）。韶称师（羲寂），洞明台道，王召师建讲，遣使抵日本求其遗逸，仍为造寺，赐号净光，追谥九祖尊者。台道郁而复兴，师之力也。

从上所举史料，可知天台宗的经籍，经唐末的战乱，已多残缺，吴越王钱弘俶曾派人到日本抄录或重金购回。同时，日本僧人来吴越国参学和朝山的也不少，如奝然和成算、嘉因等6人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来台州，次年入京进献方物，太宗存抚甚厚。(www.daowen.com)

此外，吴越国刻印的名家诗文集、历书、经卷、佛画、佛像等也大批流入日本，很受日本人欢迎。

其他如香药、锦绮织物、越窑瓷器，以及工艺品等也有输往日本，对日本文化起了一定的影响。日本的鸿胪馆遗址，出土过大量越窑青瓷，其中也有五代的器物。

同时，日本的菅原道真、纪长谷雄、橘广相、都良香等的诗集，以及小野道风的行草书，也流布中国，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当时，浙江与日本的交通，主要是从杭州港出发，横渡东海，经过九州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博多津港，与唐代去日本的南路相同。多春夏去日本，秋冬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