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南方诸国出于畏惧北方中原王朝之强大以及其他原因，大多遵奉中原王朝的正朔，称臣纳贡，“奉事中国”。如吴越国地狭国弱，三面受敌，一面临海。钱镠“度德量力，而识时务”，认识到北事中原王朝以牵制西北面的劲敌吴、南唐，对吴越国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最为有利，所以他确定了“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的立国方针①。并从贞明四年（918）开始至五代终结，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对中原王朝的贡奉。贡品主要有金银工艺品、丝绸、秘色瓷、茶叶等，数量浩大，“岁贡百万”。例如钱弘俶上贡宋太祖的礼品，仅丝绸织物就有“绫罗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②，为此“有国以来，所积一空矣”③。楚国也奉事中原王朝。马殷定湖南，受唐廷任为武安军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为楚王。后梁末帝加守太师、兼中书令衔。后梁亡，马殷又向后唐称臣纳贡，得授尚书令衔。后唐天成二年（927），马殷受封为楚国王，乃立国建宫。此后，楚不时向中原王朝进贡纺织品、茶叶等物。荆南、吴、南唐、前蜀、后蜀诸国与中原王朝都有政治往来，双方关系较好时，这些南方国家也曾进贡丝绸、茶叶等物品。此外，割据岭南的刘氏南汉政权和僻在东南沿海一隅的闽国，也皆奉中原王朝的正朔。地处长江上游的南诏，因阻于两蜀，不能直接与中原王朝相通，但也千方百计与中原王朝进行联系，乃至结为婚姻。天成元年（926），南诏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笺诗一卷”，由西川送往后唐都城洛阳。居今贵州思南县一带的牂族，曾在后唐天成二年（927）由牂、清州8郡刺史宋朝化率领150人至洛阳朝贡，献上草豆谷20000颗、朱砂500两、黄蜡200斤……这些政治活动，无疑有利于推动当时中国南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南方诸国在政治上不仅以“奉事中国”为立国之策，而且还纷纷延揽中原人士参与政权管理。王建自定西川，便对“避难入蜀”的中原衣冠人士多加礼用④。如任用知名的文学家、原长安杜陵人韦庄为宰相，手定“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使前蜀“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后蜀时，文武大臣也多为入川的北方人。同样，闽国的王审知也多方延揽避地福建的北方衣冠人士。《新五代史·闽世家第八·王审知传》云：审知“好礼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唐相涉从弟；徐寅，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当时，中原人士如杨承休、郑磷、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皆避乱入闽⑤。闽王弟审邽之子延彬筑招贤院款待他们⑥。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⑦。此后，福建人才辈出，至宋代成为长江流域诸区域文化中的佼佼者。南汉刘隐也致力于中原士人的延揽，《新五代史·南汉世家》云：“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⑧刘隐礼贤下士，招揽了一些来自中原王朝的官吏和士大夫，如赵光裔、李殷衡、王定保、刘浚、杨洞潜、倪曙、李衡、周杰等，都被留置幕府。这些中原人士，有的是刘隐礼聘而至，有的则是奉使到南权而被刘隐竭诚留下的。他们对南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文献记载，南汉建国，“吉凶礼法，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焉”⑨。刘隐死后，继位的刘仍承袭其兄成法，礼遇中原士人，并先后以杨洞潜、倪曙、赵光裔为宰相。(www.daowen.com)

此外，还应提出的是，五代时期南方诸国的一些统治者本来就是北方人。如前蜀政权的开创者王建，为河南舞阳人；后蜀孟知祥，为邢州龙冈人；楚国马殷，为许州鄢陵人。他们在南方的建国和北方中原士大夫的参政，无疑使五代时期的长江文化，染上了浓厚的黄河文化色彩。在这个南北文化的大整合过程中，五代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文化重心的南移，正式奠定了中华文化南重于北的格局，并对此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