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学，南北成悬殊之势，诗、词、文均以南方为盛（见下表）②。

五代文学的代表，莫过于词。而五代之词，以南唐、西蜀为最盛。如赵崇祚汇编的《花间集》，著录有词人18位，绝大多数为蜀人。南唐词风之盛当不在西蜀之下，李煜、冯延巳等君臣，是最先“以词传世”的专业作者，已达到了“清致缠绵，吐音清华”的艺术境界。尤其是后主李煜的词作成就，更是举世无匹，光耀百代。他的词一洗温庭筠、韦庄等人“红香翠软”的艳俗主题，大大强化了词的抒情功能，从而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提高了词的层次，使之可与诗并驾齐驱，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并成为宋词之前驱。陆游对五代之词极为推崇，他说：“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于此可见，五代南方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www.daowen.com)

五代文学中的诗，也是南盛于北。《五代诗话》例言云：“十国文物，首推南唐西蜀，闽则韩（偓）、黄（滔）、翁（承赞）、徐（寅）诸君子连茵接轸，美秀而文……楚风不竞，而天策十八学士炳炳琅琅亦拔戟自成一队。吴越似稍亚，然有罗江东一人便大为浙水吴山生色。孙光宪之于荆南也，亦然。”又云：“中原多故，风流歇绝，固不若割据诸邦犹能以文学显。”据严耕望先生对诗话补本各地区诗人之统计，中朝65，南唐73，西蜀51，楚39，闽17，吴越13，荆南4，南汉3，北汉则无，共265人（王室及女子、僧道除外）。“中朝地理面积与南方诸国之总面积略等，而人数不及南方诸国三之一，女子僧道亦大多数在南方，则中朝诗风不及南方明矣。”③另外，还应指出的是，南方诗僧贯休、可朋等人以诗言性理，也成为宋诗之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