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在五代时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吴越国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保境安民”的政策，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欧阳修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37］苏轼也说：“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38］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

（一）佛教文化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佛教也在南方广泛流传。吴越国王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钱镠晚年深信佛教，钱元瓘、钱弘俶也都奉佛甚笃，因此，吴越国的佛教文化特别盛行，具体表现在大兴佛寺、雕刻佛经、建造佛塔、石窟造像等方面。

1.大兴佛寺

吴越国境内，寺院林立。按《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诸县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39］。尤其是国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360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480，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40］。据《咸淳临安志》初步统计，吴越国在杭州创建和扩建的寺院约有150余所，著名的如创建于东晋的灵隐寺，到钱弘俶时特邀延寿禅师主持，重建殿宇，规模空前扩大，据说有9楼18阁72殿，总共1300余间，寺僧达3000多人。今大殿前东西两石幢，八角九层，有佛像浮雕，就是吴越国时的遗物。净慈寺，在南屏山，也是钱弘俶时所建。原名慧日永明院，永明禅师延寿曾在寺内的宗镜堂编《宗镜录》100卷，声被异国，高丽王常遣使投书问道，执弟子礼，可见其影响之远。梵天寺，在凤凰山南麓，钱镠时建，初名南塔寺。寺中原建有大木塔一座，钱镠命弟铧率僧众往明州县（今鄞县）迎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在此供奉。现寺前尚有经幢一对，幢身有记，上刻经文。昭庆寺，在钱塘门外流水桥西（今少年宫），钱元瓘时建，旧名菩提寺，太平兴国三年（978）建戒坛于寺中，每岁三月三日，海内缁流，云集于此，行受戒礼。净空寺，在北山（今玉泉），钱元瓘时建寺。天竺观音看经院（即上天竺寺），在天竺山乳窦峰北，白云峰南，钱弘俶于其地创佛庐。天龙寺，在慈云岭南，钱弘俶拓新扩建，以居奉镜清道怤禅师。云栖寺在五云山，钱镠时建。灵峰寺在北山灵峰，钱弘倧时建，原名鹫峰禅院，宋改名为灵峰寺。他如杭州的智果观音院、玛瑙宝胜院、寿星院、宝云寺、招贤寺、宝月寺、海会寺、西林法惠院、天真寺、石龙永寿寺、六通寺、真际院、宝成寺、金轮梵天院、兴教寺、广教院、长明寺、七宝寺、慧安寺、白莲寺、法因寺、开化寺、显严院、崇寿院等，临安的净土禅寺、太平万寿禅院、兴教院、开化禅院。至于其他各州县所建的也有不少，真是“日增月益，不可遽数”［41］。

2.雕刻佛经

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术已逐渐流行，成为蒸蒸日上的新兴事业。

吴越国统治者崇奉佛教，雕版印刷术大都用于印行佛经。仅钱弘俶时期所印的宝箧印经，一次就达84000卷，有图有文，字墨隽秀，具有较高的水平。杭州雷峰塔出土的开宝八年（975）的《陀罗尼经》卷，全长2.11米，高7.3厘米，卷首刻礼佛图，次为经文，经文首行11字，余每行均为10字，全卷271行，共2700余字，经纸分白绵纸和竹纸2种，卷端题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奉，乙亥八月日记”等字。此外，还发现了雕版印刷的塔图，也称塔卷，长1米许，每层画一塔，四塔相叠，上画讲经故事，雕刻精细，印刷清晰。

1917年，浙江湖州市天宁寺经幢被拆毁，也发现吴越王钱弘俶时刻的经卷，卷首题：“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这比雷峰塔经卷还早20年。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卷上载：“卷高工部营造尺二寸五分，板心高一寸九分半，每行八字或九字，经文共三百三十八行，题宝箧印陀罗尼经，并前后题共计三百四十二行，经前有画作人礼塔像，广二寸囗分。”这是浙江已发现的最早的有纪年的雕版印刷品。

1971年，浙江绍兴发现钱弘俶乙丑年铸造的金涂塔一座，塔内藏雕版印经1卷，首题：“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即宋乾德三年（965），接着为礼佛图，后面是经文，经卷字体细小精美，印刷清晰。

五代吴越国雕刻佛经的数量是相当多的，据张秀民考证：“钱弘俶与延寿禅师所印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计六十八万二千卷（或本），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可说是空前的，后来也是少见的。”［42］

3.建造佛塔

塔是佛教的产物，据文献记载，吴越国武肃王时，吴越寺塔之多，“倍于九国”［43］。据文献记载，吴越国主要的寺塔有功臣塔，位于今临安功臣山（原名大官山）上，因钱镠镇压黄巢起义，又讨平了董昌叛乱，唐昭宗以钱镠有功于唐，下诏改大官山为功臣山。梁乾化五年（915）钱镠亲巡衣锦军，舍功臣堂为功臣寺，建功臣塔大概就在这一年。功臣塔为砖体结构5层，高25.12米，塔内空心，上下直通，塔顶装置覆钵、宝匣、宝瓶、刹杆，均为生铁铸造，1984年重修。

宝石塔，在杭州宝石山上，又名应天塔、宝所塔、保俶塔。据1933年赵志游《重修宝石塔记》考证，应作“宝石塔”。初建于钱弘俶为王之后、宋朝建立之前，即公元948—960年，后改称保俶塔。据传说宋太祖召吴越国王钱弘俶进京，其母舅吴延爽建塔保佑钱弘俶平安归来，故称保俶塔。塔原高9级，宋以后改为7级，塔旁原有崇寿寺。

白塔，在钱塘江边闸口的白塔岭上，建于吴越国末期。塔身上刻有“乾德三年（965）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日天下大元帅吴越王钱俶建”29字。白塔用白石砌叠，仿木构楼阁式，八面九层，造型秀丽，雕刻精细。这种八边形楼阁式型肇始于吴越，在当时北方是很少见到的。塔旁原有白塔寺。

六和塔，位于钱塘江岸月轮山南侧。此地原为吴越国王的南果园，北宋开宝三年（970）钱弘俶命智觉禅师在园址造塔。“六和”一词是从佛经里来的，所谓“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又名“六合塔”，六合是指天、地、东、南、西、北的意思。塔高9级，50余丈，撑空突兀，跨陆俯川，相传以镇江潮。吴越国时期，钱塘江上交通频繁，塔上明灯高照，成为夜航的“灯塔”。每年八月中秋，钱塘江潮水澎湃，六和塔也是观潮的好地方。塔旁有开化寺，即六和塔院，今圯。

雷峰塔，在南屏山雷峰上，据《咸淳临安志》卷八二记载“郡人雷氏居焉”，因而得名。但经卷题记有“舍入西关砖塔”，可见本名为西关砖塔（西关在今长桥附近）。宋开宝八年（975）吴越王钱弘俶的妃子黄氏建，所以又称黄妃塔。因其地植黄皮木，后人又叫“黄皮塔”。据《吴越王钱俶记》载此塔“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爰以事力未充，姑从七级”［44］。以砖石为心，外建木构楼廊。明嘉靖间，倭寇入侵，雷峰塔被毁，1924年9月25日下午倒塌。

此外，今日苏州虎丘山上的云岩寺塔，义乌双林寺铁塔，安吉县灵芝塔，上海龙华寺塔，都是吴越国时期建造的。

4.石窟造像

我国的石窟艺术，由北魏发展到唐代，盛极一时。南方石窟虽不及云冈、龙门，但吴越国的石窟艺术却有其独特的风格。吴越国王三代尊奉佛教，造像之风甚盛，尤其在凤凰山附近较多，因为这一带寺宇林立，比较著名的如南塔寺（后改梵天寺）、圣果寺、天龙寺、资延寺等，所以石窟造像也主要分布在这里。(www.daowen.com)

慈云岭南坡资延寺石窟造像，正面佛像一龛，龛内有造像7尊，合称七佛，右边地藏像一龛。两龛都有浮雕，佛像造型丰满，衣纹流畅，是吴越国石窟造像规模较大的一处，艺术上继承了晚唐的风格。关于慈云岭石窟造像的时间，据《咸淳临安志》卷八二载：“上石龙永寿寺，在慈云岭下，天福七年（942）吴越王建，旧名资贤，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认为“贤”字是“延”字之误，慈云岭造像，应该是建寺时雕造的。

慈云岭西天龙寺有石窟造像两龛，前一龛一尊，后一龛七尊。乾德三年（965）吴越国王钱弘俶建寺，这两龛造像，应是建寺时所造。

凤凰山圣果寺有三石佛（弥陀、观音、势至）及十八罗汉像，均系吴越国王钱弘俶时造。

南高峰西翁家山南烟霞洞，后周广顺三年（953）吴越国王在此建寺，洞内造像主要是十六罗汉。造像旁原有“吴延爽舍三十千造此罗汉”的题记。据《咸淳临安志》卷九，载有“吴越王钱氏，忽梦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梦觉，访得烟霞洞有六罗汉，遂别刻一十二尊，以符所梦”的传说。吴延爽是吴越王钱元瓘的妻弟，可证这些罗汉是吴越时造的。

石屋洞造像，石屋洞原名石屋院，据《咸淳临安志》卷二九《山川八洞》记载：“周回镌有罗汉五百十六身，中间凿释迦佛诸菩萨像。”元永隆和尚重新造像记中说：此洞在石晋天福年中开山建院，洞中正面七尊大像同上面飞天，可能都是这时候的雕刻。其余小造像，每个都有供养人题记，其中有年月可凭的，从石晋天福年间，到北宋开宝年间［45］。可知都是吴越国时期雕造的。

此外，飞来峰造像群中也有五代吴越国时期的造像，如青林洞入口靠右摩崖上的三尊小佛，据造像题记是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滕绍宗造的。

（二）文学艺术

吴越王钱镠对文化建设非常重视，文臣如罗隐、林鼎、沈崧、皮光业等都得到重用。其中以罗隐在文学上最负盛名，隐本名横，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因十举进士不第，乃改名隐。黄巢起义时，避乱归乡里，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镠爱其才，光启三年（887）表奏为钱塘令，迁著作郎。天祐三年（906）充节度判官。后梁开平二年（908）授给事中。次年，迁盐铁发运使。擅长杂文，笔锋犀利。所著《谗书》，“皆愤闷不平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46］。鲁迅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47］其诗抒泄感情，平淡自然，“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48］。罗隐是一位讽刺诗人，为读者所喜爱，与天台罗虬、同县罗邺，世称“三罗”。

由于吴越国统治者重视文化，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有文学素养的僧人。他们结交权贵和文人学士，酬答唱和，形成风气。钱镠对这些高僧礼遇备至。诗僧贯休，本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人，号禅月大师。以诗闻名，诗多警句，脍炙人口。吴融称其诗“多以理胜，复能创新意，其语往往得景物于混茫自然之际，然其旨归必合于道”［49］。作品内容比较广泛，其中也有部分能反映现实。如《酷吏词》控诉唐末统治者的苛酷，《少年行》《富贵曲》等鞭挞统治者的骄奢淫逸，都较有社会意义。著有《禅月集》。

艺术方面，画家著名的有贯休，他善画罗汉，“胡貌梵相，曲尽其态”［50］。他自己说是梦中所见，醒后画之，因称“应梦罗汉”。所画造型生动逼真，用笔遒劲，线条紧密自如，富有艺术的夸张意趣。太平兴国初，太宗搜访古画，程羽将贯休罗汉16帧进呈。欧阳炯作《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西岳高僧名贯休，高情峭拔陵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若将此画比量看，最是人间为第一。”他的罗汉画是古代佛教绘画史上的名作，可惜真迹传世绝少，多数是宋代摹本，还有不少是后人伪托。有的流传日本，有的刻本分散各地。

此外，吴越国的画家还有王耕，善画牡丹。钟隐，天台人，因长期隐于钟山，故名，善画花竹禽鸟，山水人物。罗塞翁，以画羊著名。蕴能，是一位画僧，浙江人，善画佛像，也能画山水、花卉。

吴越国统治者钱镠，也爱好书画。他有时也作书或画墨竹。他的后裔，也有不少善画的。当时北方的画家入吴越的，如山东的王道求、高唐的李群、河北的张质等，这与钱镠重视书画艺术，喜召远方画家有一定的关系。

至于书法，钱镠喜作正书，刚劲结密，不像出于武人之手。罗隐虽不以书法显名，但所作行书“尚有唐人典刑，无季世衰弱之习”［51］，别有风格。贯休作字奇崛，草书尤胜。

（三）科学技术

吴越国的科学，以天文学而言，已达到当时世界上一流水平。1965年在杭州玉皇山下吴越国王钱元瓘墓中发现了一块石刻星图，这石刻星图是盖在墓顶上，系用红砂石刻成。星图以北极为中心，画有3个同心圈，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赤道和南极恒隐圈。现存星数182（有作183）颗，所刻星像位置逼真准确，并刻有基本坐标线。这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石刻星相图，是研究我国天文学史的珍贵文物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现藏杭州碑林内。

在吴越国大兴寺塔的过程中，曾涌现出不少技术高超的建筑匠师，但留名至今的，只有喻皓一人。他是浙东人，精于木工，尤以建造木塔闻名，成为工程的主持人——都料匠，人称“喻都料”。他曾参加杭州梵天寺塔和开封开宝寺塔的建造。他著的《木经》3卷（已佚），是当时建筑技术的理论总结，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中有片断记载。喻皓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建筑学理论的杰出建筑科学家，对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代吴越国的制瓷技术相当高超，以秘色瓷著称于世。这种秘色瓷，考古工作者在吴越国王及其亲属的墓葬中已有发现。如钱元瓘墓中出土的青瓷，有肩腹上浮雕双龙的大瓶、方形盘等，晶莹滋润，华丽异常。又如临安钱宽夫人水丘氏墓中出土的青瓷熏炉，形制端丽，通体绘褐彩云纹，安装虎头兽足，这种制作精致的青瓷即使在唐代越瓷中也是少见的。足见吴越国制瓷技术高超，已达到了当时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

吴越国的水利事业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应当推钱镠所筑的捍海塘。据传说，天宝三年（910）八月，钱镠发动20万民工始筑海塘时，“江涛昼夜冲激，沙岸版筑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52］。钱镠强弩射潮的神话固不足信，但充分反映了他“人定胜天”的无神论思想，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两浙人民与海潮斗争，为建筑捍海石塘确实做出了巨大而艰苦的努力。从技术上讲，石塘要比“泥塘”进步得多，更加坚实牢固。据文献记载，其法“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53］。并且在筑修石塘时，利用铁幢铁，俾使石塘更加坚固牢靠，“初置幢时，塘犹未成，虑潮荡幢，用铁轮护幢趾，而以铁贯幢干，且引维于塘上下之石键，然后实土筑塘”［54］。整个工程从八月开始，共花了两个月时间即告完成。海塘自六和塔至艮山门，堤长338593丈，用钱10944缗，世称“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并将其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建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