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唐时期，江西一带经济富庶，社会安定，成为饱经战乱的北方文人学士理想的栖身之所。南唐统治者重视人才，史载李昪“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土，遣人司守关徼，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升用”［12］。当时北方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13］。南唐的文化事业因此迅速发展，涌现出大批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各方面的人才，被誉为“文物最盛”“有元和之风”。

南唐文化事业发达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发达。“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14］各地书院林立，为培养各方面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洪迈说：“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15］

（一）文学

南唐文化的突出成就是文学和艺术。文学中词人以南唐二主李璟、李煜最有名。中主李璟的词，能脱去花间派的习气，语言明快，意境较高，其代表作《摊破浣溪沙》，历代传诵不绝。后主李煜，多才艺，善书画，知音律，能诗文，尤工于词。作品在南唐亡国前，多写豪华腐朽的宫廷生活；亡国被俘后，词风大变，一洗香泽绮罗之态，而充满着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16］冯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李璟时曾任宰相。他是南唐作品较多、影响较大的词人。他的词把温庭筠以来婉约的词风更推进了一步，对北宋词人晏殊、欧阳修颇有影响，有《阳春集》传世。

吴、南唐诗人也不少。吴时有殷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阳（今安徽青阳）人，乾宁五年（899）进士，吴武义元年（919）杨隆演称帝，为翰林学士，工诗，作品甚多，以七律见长。元代辛文房说：“唐季文体浇漓，才调荒秽……文圭稍入风度，间见奇崛。”［17］徐铉，字鼎臣，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徙居广陵。初仕吴，为校书郎；南唐李璟时，试知书命；李煜时任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工诗能文，才名冠于一时。“其诗流畅有余，而深警不足。”［18］其弟徐锴，字楚金，南唐李璟时，初为秘书郎。李煜即位，擢为屯田郎中、知制诰。也工诗文，早负才名，与铉合称“大小二徐”。韩熙载，字叔言，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后唐同光中进士，南唐李昪时为秘书郎。李璟时为史馆修撰、中书舍人。李煜重其才，官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工于文辞，名重江东。时人载金帛以求铭志碑记者络绎不绝，史称其“书命典雅，有元和之风”［19］。刘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学诗于陈贶，精思不懈。南唐李煜时，至金陵，献诗百篇，不得后主召见，遂还庐陵，及宋兵围金陵，官僚缙绅纷纷逃跑或投降，刘洞愤然赋诗云：“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20］南唐灭亡后，他过金陵故宫，徘徊赋诗，多感慨悲怆。其诗颇受贾岛影响，是一位爱国诗人。长于五言律诗，自号“五言金城”。伍乔，庐江（今安徽庐江）人，入庐山国学，苦节自砺，南唐李璟时进士第一。工诗，皆七律，多赠寄送别、游览题咏之作。邵拙，字拙之，宣城（今安徽宣州市）人，孤峭不挠，工诗能文，有《庐岳集》，时人评之：“迈古文章金，出群行止玉麒麟。”今仅存断句：“万国未得雨，孤云犹在山。”［21］人称此两句为其苦学能文而名位不显的写照。李建勋，字致尧，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李昪出镇金陵，任为副使，帮助李昪灭吴称帝，创建南唐，任宰相，监修国史。李璟即位，出为抚州节度使，后以司空、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工诗，琢炼颇工，今存诗90多首，多为游览题咏、风花雪月之作。史虚白，字畏名，号隐君子，齐鲁人，隐居嵩山。唐、晋间，中原丧乱，他与韩熙载同投南唐。他才华出众，南唐李昪用为校书郎，后辞官，居九江落星湾，以诗酒自娱。李璟时，仍赐粟帛，死后追号“冲靖先生”。孙晟，本名凤，又名忌，密州（今山东诸城）人，有文才，尤长于诗，少为道士，居庐山简寂观，后改儒服，唐庄宗时授著作佐郎。李昪辅吴时，招四方之士，晟往投奔。李昪称帝后，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中书侍郎。李璟时，升任左仆射，与冯延巳同为宰相，事李昪父子20余年。钟谟，字仲益，祖籍会稽，侨居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璟时累迁吏部郎中，翰林学士。博学能文，工诗，尤好古碑。陈贶，南闽（今福建）人，不求仕进，隐居庐山40年，以诗闻名，每得佳句，虽未成篇已四处流传。李璟欲授之官，固辞不受，遂赐以粟帛，遣还庐山。孟宾于，字国仪，连州（今广东连县）人。初仕楚，为零陵从事。楚亡，归南唐，知丰城县、淦阳县令、水部郎中，后退隐于玉笥山，自号“群玉峰叟”。南唐亡，归老连州。有《金鳌诗集》2卷，已佚。康仁杰，泉州（今福建泉州）人，少断发为僧，喜儒学，后还俗，至金陵，李后主授鄂州文学，又补溧阳簿，官至汾阳令。性素俭，门无私谒，终日吟咏，从不懈怠。曾以诗召嘉禾峰僧云：“只在此山宁有意，向来求佛本无心。”时人称善。李中，字有中，九江（今江西九江）人。李璟时曾任下蔡县令。后主李煜时，历任吉水县尉，晋陵、新喻、淦阳县令，官终水部郎中。其诗集名《碧云集》。孟宾于有序称其“缘情入妙，丽则可知”。夏宝松，庐陵吉阳（今江西吉水）人，与诗人刘洞齐名。刘诗以《夜坐》最为警策，夏诗以《宿江城》最著名，故有“建水旧传刘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之语。张泌，一作佖，字子澄，淮南（今安徽寿县）人。仕南唐，初为句容县尉，后擢为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内史舍人。工诗，作品内容多写伤春之情和羁旅之思。“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成彦雄、沈彬、孟贯诸人也善诗。

此外，以文名家的，如蒯鳌，宣城人，善作文章，有才思。江南自唐末以来，文体纤丽之风流行。鳌独不事华藻，而以理趣为本。他说：“夫文章者，所以达道德之本，发才智之蕴，使旨胜于辞，理过于文，为得之矣。”［22］反对“摘裂章句，钩校属耦，绮丽悦目，清新沃耳”［23］的文风。

（二）史学

在史学方面，南唐史学家如尉迟偓，为南唐史官，参修国史，撰有《中朝故事》，多记唐宣宗、懿宗、昭宗、哀宗四朝旧闻，凡2卷。郭昭庆，著《唐春秋》30卷，《治书》50篇，其中《禁绝》3篇，多天文、兵法及经国论等，皆行于世。章僚，李煜时奉使高丽，撰《海外使程广记》3卷，地志家多称其书为博洽。刘崇远，撰《金华子》，论唐宣宗以后朝野故事，多足与正史相参证。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予采录。

（三）书画艺术

南唐诸王都爱好文艺，李璟时已设立画院，一时名画家辈出，绘画成为南唐艺术成就较大的一个部分。

山水画家以董源、巨然为代表。董源，字叔达，李煜时，曾任北苑副使，人称董北苑。对他的山水画，米芾在《画史》中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24］评论是十分恰当的。他的画富有真实的自然美感，被推为江南画的开山始祖。他的学生巨然，也擅长画江南山水，他们的“披麻皴”画法，一直为元明以来山水画家所模仿，影响深远。后人评论说：董、巨的画，“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25］。后人评论山水画，无不对董、巨推崇备至。

花鸟画则推徐熙，他是江南花鸟画的大师。李煜把他的画挂在宫中，誉为“铺殿花”。他善于观察事物，常常浏览园圃，观察花鸟虫鱼的细致情状。他的画“骨气过人，风神潇洒”，人称“徐体”。其孙徐崇嗣，画花全不用墨笔，而直接以彩色染成，称为“没骨法”。

人物画方面，名画家有顾闳中，为画院翰林待诏。他画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杰出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高太冲，也是画院翰林待诏，工肖像画。所画李璟像，得其神似。周文矩，翰林待诏，著名仕女画家，继承周昉的风格，尤其画贵族妇女的生活和精神，具体而细致。其肖像画也有一定成就。(www.daowen.com)

此外，其他画家还有曹仲玄、朱澄、陶守立、顾德谦、厉昭庆、卫贤、梅行思、竹梦松、王齐翰、董羽、韩干、蔡润、解处中等，都是有成就的画家。

书法方面，南唐二主都善书法。李璟学羊欣，李煜学柳公权。内府购藏钟王以来的墨帖很多。李煜作书行笔“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26］。“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27］又喜作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然殊乏姿媚”［28］。此外，他对书法理论也颇有研究，所著《书述》，总结记载了古代书法家的作书执笔法。韩熙载，善八分书。应用，善写细字，微如毛发，能在一个铜钱上写《心经》一篇，又能在一粒芝麻上写“国泰民安”四字。王文秉，善小篆，有《紫阳石磬铭》《千字文》传世。徐铉，好李斯小篆，隶书亦工。其篆籀气质高古，沉着刚劲，风采照人。宋人朱长文《续书断》评价说：“盖自（李）阳冰之后，篆法中绝；而骑省于危乱之中，能存其法。”清代刘熙载亦称赞“徐鼎臣之篆正而纯”。据《宣和书谱》卷二记载，宋内府收藏有他的小篆《大道不器赋》《蝉赋》《千字文》等作品7件。其中他所书的《千字文》，行笔点画皆精，严有法度，是玉箸篆书法的典型作品之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称其可与“斯翁而后，直至小生”的唐代著名篆书家李阳冰相媲美。他还主持编刻了一套四卷的书法丛帖，定名为《升元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丛帖。它比起号称“法帖之祖”的《淳化阁帖》还早几十年问世，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弟锴，也是一位知名书法家，善八分小篆，成就与兄徐铉不分上下，书史美称“大小二徐”，同时播名当世。

（四）雕塑

五代南唐的雕塑艺术，代表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成就和水平。20世纪50年代初发掘的南京市郊祖堂山南唐先主李昪及其妻宋氏的钦陵内，发现有精美的石刻浮雕。钦陵墓门和3个室的壁面上砌凿出柱、枋和斗拱，其上彩绘牡丹、宝相、莲花、海石榴和云气图案。后室顶部绘天象，地面雕刻象征地理的河川。石棺座侧还雕有三爪龙和各种花纹。进门处上方横刻“双龙戏珠”，其下两侧各有一个披甲持剑、足踏祥云的武士雕像，雕像表面原有涂金彩绘。另外，南唐两陵中出土的陶俑，神情各异，也是研究那一时代雕塑艺术的宝贵资料。如在女俑中，既有梳着高髻、穿对襟外衣、披云肩和“华袂”的内宫嫔妃，也有扬袖起舞的歌舞伎。陶俑中，人首鱼身俑、人首蛇身俑和人首龙身俑最引人注目，这些怪异的神兽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是南唐时期造型艺术的杰作。除陵墓雕塑外，南唐佛教寺庙中的雕塑艺术也有很高的价值。例如南唐重建的栖霞寺舍利塔，其所刻浮雕为当时杰作。

（五）科学技术

五代南唐的科学技术，以造纸和文具制造技术最为著名。

因南唐二主留意翰墨，故所用的纸张、文具都极为考究。为了造出高质量的好纸，曾聘请蜀中纸工，在六合（今属江苏）找到与蜀中性质相同的水，造出一种质量极高的纸，叫“澄心堂纸”。北宋苏易简评论说：“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29］北宋梅尧臣亦称赞澄心堂纸“滑如春冰密如茧”［30］。在当时，一幅澄心堂纸售价在百金以上，是不可多得的佳纸。北宋刘敞曾从宫中得澄心堂纸百枚，欣喜异常，情不自禁地赋诗道：“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故府得百枚。”［31］后来，他将10枚澄心堂纸赠送给欧阳修，欧阳修得此纸后和诗云：“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君从何处得此纸，纯坚莹腻卷百枚。”［32］并转赠给梅尧臣2枚。梅将此纸视若珍宝，诗云：“往年公赠两大轴，于今爱惜不辄开……文高墨妙公第一，宜用此纸传将来。”［33］其可贵如此。

南唐境内的制墨工艺也非常先进。唐末北方墨工奚超与其子廷珪，从唐代制墨中心易水（今河北易县）南迁歙州，在当地重操制墨旧业，以歙州古松为原料烧制优质松烟，创制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34］的佳墨，具有“拈采轻，嗅来馨，磨来清”［35］的优点。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赞其“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逾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南唐后主李煜“宠其能”，聘为墨官，赐姓李氏，以李氏世代掌之。李超被封为水部员外郎，其子廷珪任墨务官。

李氏造墨，讲究物料，重视配方，工序紧凑，而尤以调胶和制最为独到精绝。宋代何薳《春渚纪闻》卷八载：“李氏渡江，始用对胶，而秘不传，为可恨……因晤对胶法，每视烟料而煎胶，胶成和煤，无一滴多寡也。”陆友《墨史》卷中也载：“李廷珪真墨坚如角石。斜斫薄处，可以刻纸。或云：廷珪佳煤一斤可受胶一斤，人手坚重，研不滞笔，此所以独贵于世也。”此外，它还有入水不坏、久藏不败的优良品质。宋人誉为“天下第一品”［36］。

除李氏外，易水墨工张谷在五代时也迁居到歙州，在黄山一带制墨，名望仅次于李氏。与李廷珪同时的制墨工匠、歙州人朱逄，也曾创有佳墨。陶穀《清异录》卷四云：“韩熙载留心翰墨，四方胶煤，名不合意，延歙匠朱逄于书馆旁，烧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又曰玄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宝之。”歙州墨工耿氏家族，也精于制墨。宣州盛氏一家，也能制造“依歙样香墨”。

南唐的制砚技术也冠绝于时。《渑水燕谈录》卷八云：“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南唐时，歙州砚工汪少微选用当地龙尾山晶莹圆净、纹理细密美丽的石料制成“龙尾砚”，深得时人珍爱。歙州太守把此砚呈献给李璟，并向他推荐了砚工汪少微。李璟对汪少微的精湛技艺颇为赞赏，于是诏令在歙州设置砚务，委任汪少微为砚务官，专司制砚事宜。从此，歙砚进入了辉煌的时代。

当然，南唐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远不止上述这些内容。医学、造船、航海、水利等方面的科技成就，也在五代时位居中国前列。如在医学上，南唐陪戎副都尉剑州陈士良所著的《食性本草》一书，就颇具科学价值。与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明代汪颖的《食物本草》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食物中药”的三大名著。该书共10卷，内载有各类食用动植药物及制品，同时配上食治诸方及五时调养脏腑之术，颇多创见。它对北宋《重修政和证类本草》一书的编纂，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