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加上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以文为事”①，以及中原地区知识分子的大量入蜀避乱，使其文化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一）词

蜀地，唐玄宗避乱入蜀；其后黄巢起义，僖宗又逃入蜀。当时长安文艺之士多随之而来，其中词人特多，著名的如韦庄（约836—910），字端己，原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唐昭宗乾宁元年（894）进士，天复元年（901）入蜀，在前蜀词人中成就最大，与温庭筠齐名，时称“温韦”。其词多反映上层社会的享乐生活。善于创作情感缠绵、风格清丽之词，而不同于温词的秾艳细腻，绵密隐约，堪称花间词中的别调。因曾居成都浣花溪畔的杜甫旧地，名其词曰《浣花集》。

李珣（约855—930），字德润，也是花间派的重要词人之一。先世是波斯（今伊朗）人，人们称他“李波斯”。以秀才而贡于京师，为蜀主王衍所赏识。他的词雕饰较少，感情深沉，风格清婉，语言隽秀，著有《琼瑶集》（已佚）。

尹鹗，也是花间派词人之一，王衍时任翰林校书。与李珣友善。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陇西（今甘肃陇西）人，唐乾符五年（878）进士，为花间派词人，博学工词，风格接近温庭筠。

鹿虔扆，成都人，后蜀花间派重要作者。他的词或写国家残破的悲凉感情，或写水乡蓬舍的素淡生活，在花间派中具有较开阔的内容。艺术上也描写细腻，刻画入微，有独到之处。

欧阳炯，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也是花间派的主要作者。他的词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风格和较强的感染力，曾为《花间集》作序。

顾敻，前蜀时任刺史，后事孟知祥，官至太尉。为花间派词人，作品多写艳情，但艺术上技巧较高。

巴蜀文学中以词为最发达，蜀人赵崇祚编的《花间集》收录了18家词，原有500首，分为10卷，今逸其二。18家词中除温庭筠等少数人外，其余都是蜀人。他们的词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花间派，影响深远。

此外，前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也都善作词。

（二）诗

前蜀诗人，有韦庄，他的诗不及词数量之多，内容多怀恋承平时的繁华生活，而最著名的《秦妇吟》，则揭露唐军的暴行，有史料价值。

卢延让，字子善，光化三年（900）进士，前蜀诗人，以诗才得王建赏识。以苦吟著称，自言“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②。其诗多用浅近俗语，不竞纤巧，自成一家。

张，前蜀诗人，字象文，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唐懿宗咸通年间，与许棠、张乔、郑谷等合称“咸通十哲”。昭宗乾宁二年（895）进士，后避乱入蜀，为蜀主赏识。早年曾游塞外，写过不少边塞诗，晚年居蜀，诗风趋于纤巧。

黄崇嘏，临邛（今成都市邛崃县）人，是前蜀一位富有才华的女诗人。《全唐诗》辑录有她作的一首七言绝句（《下狱贡诗》），流传后世。(www.daowen.com)

花蕊夫人，青城（今四川灌县）人，后蜀主孟昶赐其为慧妃。因为她诗词清逸，姿色雅丽，深为孟昶所宠爱。盂昶特用前蜀主王建爱妃徐氏花蕊夫人的名号封她，也称花蕊夫人。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女子。蜀亡后，又得到宋太祖的宠幸。

西蜀诗僧较多，他们与文士常有往来，互相唱酬。同时蜀主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诗风甚盛。著名前蜀诗僧如昙域，贯休的弟子，工诗，号慧光大师，有《龙华集》（已佚）。后蜀诗僧可朋，自号醉髡，丹棱（今四川丹棱）人，与方干、齐己、欧阳炯友善，著有《玉垒集》（已佚）。

（三）绘画

西蜀是五代十国中绘画艺术最发达的地区。后蜀孟昶明德二年（935）设立了翰林图画院，成为宫廷绘画的专门机构，集中了各地著名画家。唐代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时，也有许多画家避难到四川，著名的有孙位、张南本、常粲、滕昌祜、刁光胤等，所以当时“蜀虽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③。

画院中黄筌（约903—965），在西蜀画家中有突出的地位。他擅长画花鸟，画风精工富丽，神采逼真。他曾替孟昶画六鹤于偏殿，其姿态各不相同，栩栩如生，甚至引生鹤立于画侧，孟昶很喜欢，便把偏殿称为六鹤殿，可见黄筌绘画水平之高。他在画法上创造了一种“勾勒法”，人称“黄体”。他的画从题材到风格都具有宫廷色彩，又称“黄家富贵”。其子居宝、居寀绘画也很有名。父子事前、后蜀共40余年，蜀宫墙壁屏障、装饰花竹鸟雀，多出其手。西蜀的宫廷绘画盛行，这是与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风气分不开的。宫廷画师除黄筌父子外，他如阮知诲，“多写皇姑帝戚”④；阮惟德所作仕女，“皆画当时宫苑、亭台花木、皇妃帝后富贵之事”⑤。其他著名画家还有高道兴、高从遇、高文进、宋艺、蒲师训、蒲延昌、赵德齐、房从真、赵忠义、杜龟、李文才、张玫、杜敬安、夏侯延祐等，他们擅长宗教画、肖像画和罗汉画，都有很高的技艺。

在画家中，许多是父子相传，或世代画家，这与家学渊源有密切的关系。如高道兴，四世都是画家。父子画家的更多，有黄筌、黄居寀；阮知诲、阮惟德；杜子瓖、杜敬安；蒲师训、蒲延昌；常粲、常重胤；赵德玄、赵忠义等。也有祖孙三代画家的，如赵公佑、赵温其、赵德齐。

此外，民间也有不少优秀画家，如张玄，善画罗汉，人称“张罗汉”，属吴道子画派。道士张素卿，专画道教神像。石恪善画风俗及道教神像。周行道善画人物、鬼神等。

（四）雕塑

五代十国时期，四川地区的雕塑艺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前蜀高祖王建的永陵来看，前蜀四川地区的雕塑家已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据考古发掘报告所述，王建石棺床的东、西、南三面雕有24幅石刻画，内容是24名乐伎弹跳吹击演奏伴舞的形象。其中，南面刻有舞蹈者2幅，弹琵琶、拍板各1幅；东面刻击正鼓、齐鼓、和鼓、羯鼓、跳牢、鸡娄鼓、答腊鼓、毛员鼓、吹笛、吹觱篥10幅；西面刻吹篪、吹排箫、弹筝、吹小觱、弹箜篌、吹叶、吹笙、吹贝、击铜钹、击羯鼓10幅。2个舞伎长袖飘拂，相向翩翩起舞，举足踏节，婀娜多姿。22个乐伎姿态表情各异，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特别是弦乐队中弹筝伎的神态尤为生动，风姿绰约，面孔丰腴圆润，两目凝神，侧耳静思，纤指微屈，轻按弦线，其表情动作十分优美协调。后室中所雕的王建石坐像，也非常生动。此像高86厘米，全身比例匀称，衣纹线条十分流畅自然。另，王建棺椁两端所雕的12个身穿盔甲的武士神，同样表现出较高的艺术造诣。武士神情勇猛，象征着驱除凶邪、护卫帝陵的天将。

除王建墓的石雕艺术外，1976年3月考古工作者又在王建墓前约200米处挖出石刻翁仲一具，高3米多，造型生动，线条古朴粗犷，系雕刻艺术之佳作。1971年在成都清理的后蜀孟知祥墓，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1978年在成都发现的后蜀张虔钊墓，其石棺床和石棺的浮雕也很精致。1984年清理的后蜀孙汉韶墓，在中室棺床上刻有力士、狮、马、羊、麒麟、貘、獬豸、虎等动物雕像，也是五代的雕刻精品。

（五）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是雕版印刷。唐末，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大多是佛经、历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一类的书籍。五代时蜀中的印书事业继续发展。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赁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30卷，5年内雕成460余版，藏在龙兴观。前蜀乾德四年（922）昙域和尚收集贯休诗稿，刻印《禅月集》。后蜀宰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镂版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⑥。又叫他的学生句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雇工刻版印之。当时蜀本雕刻精美，开宋版之先河。

西蜀石经也闻名于世，是雕印九经之所本。据文献记载，后蜀广政七年（944），后蜀宰相毋昭裔按《唐石经》命张德钊、张韶文、孙逢吉等人书写，历经8年，先后刻成《孝经》《论语》《尔雅》《毛诗》《礼记》《仪礼》《尚书》《周易》《周礼》九经，立于益州州学，亦即文翁石室旧址，后世称为《孟蜀石经》或《后蜀石经》。西蜀石经在书写和刊刻方面，均优于唐代开成石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重。

此外，五代四川还出现了一些知名的科技人物和科技著作。如在化学方面，有后蜀永康（治今四川崇庆县境）人彭晓。他曾任后蜀祠部员外郎，“善修炼养生之道”，对我国古代炼丹术很有研究，曾对有“丹经”之称的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重新进行了注释，撰有《周易参同契分章通义》3卷、《周易参同契鼎器歌明镜图》1卷。其论点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四库全书总目》将他与陈显微、朱熹、俞琰四家注本同列为注释《周易参同契》的权威著作。另外，后蜀人马鉴所著的《续事始》也是一部重要的科技史著作。该书的内容，比《事始》更加广泛，更加丰富；前者载有358项内容，而后者只有335项，要少23项。它除介绍生产、生活、科学仪器外，还大量记载了军事武器的创造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生产上涉及农田、水利、手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内容。生活上则记载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关吃、穿、用、玩等的内容，如油布雨衣、有色纸、骰子、茶托子等。这些内容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医学方面，五代后蜀官吏韩保升等人所著的《蜀本草》20卷，在唐代《新修本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此书对每味药品的名称、产地、形状、特征、功能等，都详加考察，作了比较准确的解释和叙述，并“别为图经”，成为北宋《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的主要蓝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