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是一位承先启后的目录学家。他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校雠略》一书中。《校雠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学理论著作。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

（一）阐明图书分类的重要性

他认为目录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分清学术的源流，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但要分清学术源流，关键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12］类例之分，不仅关系到学术的发展，还关系到图书的存亡，他在《校雠略》中反复阐明了类例与学、书之间的关系。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13］他认为“学之不专”“书之不明”，都是类例不分造成的。他把目录学中的明类例，看作治军的部伍之法。他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14］郑樵重视类例，注意图书的学术分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提出“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15］，似乎也过分夸大了类例的作用。

（二）主张通录求全

郑樵的史学思想，主张“会通”。他在《通志》总序中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所谓“会通”，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阐述各种事物从古到今发展的过程。这种“会通”思想，也贯彻于目录学中。他主张目录学应通录古今书籍，不论存佚都要著录下来。他费了“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讹论》”［16］。他的《艺文略》，不仅记一代藏书，一朝著作，而是“记百代之有无”［17］“广古今而无遗”［18］，既记录现存的书，也记录历代散佚亡阙的书。

郑樵记录亡书的理由有二：其一，古代典籍不出于当时，可出于后代；不出于彼，而出于此；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其二，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通录图书之有无，方可“上有源流，下有沿袭，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19］。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均记录亡书，《隋书·经籍志》又记录梁之亡书。因此，“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已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20］。而《崇文总目》未能同时记有又记无，不仅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21］。所以郑樵主张记载亡书，是为了日后求书有所根据，学术源流有所考查。

（三）提出“泛释无义论”

郑樵不仅强调详明图书类例，主张通录图书、记亡、求全，而且还提出“泛释无义论”。他认为书有应释和不应释之分。例如史部，正史、编年的史书，各随朝代，不言自明。至于杂史、霸史之书，内容比较复杂，应加注释。他赞成《隋书·经籍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22］，比较切实。他批评《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比较烦琐。《唐志》有应释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总目》有不应释而一概释之，谓之繁。郑樵主张一书是否注释，要视具体需要而定，不可一概而论。并根据图书内容，给以详简得当的注释。他在《艺文略》中具体运用了这些见解，用简要而准确的注释，指明一书的特点，注释因书而异，各有重点，不是千篇一律的。例如：

（1）标出书的作者、注者。

《唐六典》30卷，唐明皇撰，李林甫注。

（2）注明书的作者、时代及官衔。

《天福元历》20卷，晋司天监，马重清撰。

（3）释书名。

《三苍》3卷，郭璞撰。秦相李斯作《仓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苍》。

（4）揭示同书异名。

《赵书》20卷。一曰《赵石记》，一曰《二石集》。载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

（5）说明一书改名。

《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兴国年间，诏李昉等14人编集，8年书成，初名《太平总类》，后改曰《太平御览》，盖以年号命名。

（6）简介书的内容。

《三国典略》20卷，唐丘悦撰。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记南北朝事。

（7）指出一书记事始末。

《皮氏见闻录》13卷，皮光业撰。记唐乾符至五代时事。

（8）指出一书写作特点。(www.daowen.com)

《备史》6卷，贾伟撰。记晋末之乱，每一事作一诗以系之。

（9）记述一书传播情由。

《汉纪》30卷。汉献帝以班史文繁难省，故令秘书监荀悦约243年之行事，起高祖，迄王莽，准《左传》为《汉纪》30篇。辞约而事详，本末先后，不失条理，当世伟之。学者循习班马之日久，故此书不行。自唐以前犹不能忘焉，今或几乎泯矣。

（10）提供一书取材来源。

《册府元龟》1000卷。景德年间，诏王钦若、杨亿编历代君臣事迹。取经史、《国语》《战国策》《管子》《孟子》《韩子》《淮南子》《晏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其余小说、杂文不取。

（11）考订著述真伪。

《越绝书》16卷，子贡撰，或曰子胥。旧有内纪8，外传17，今才20篇。又载春申君，疑后人窜定，或言20篇者非是。

（12）注明所记佚书依据。

《周易谱》1卷。《隋书·经籍志》。

（13）注明佚书内容。

《周载》8卷，东晋孟仪撰。略记前代，下至秦。其书已亡缺。

（14）记佚书，明学术源流。

《齐后氏传》39卷。《齐孙氏传》28卷。按后孙之传，其亡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学者知传注之门户也。今之学者专溺毛氏，由其不知有他之故。［23］

以上这些简明扼要的注释，将一书加以介绍，给读者很大的方便。

（四）重视图谱

郑樵主张目录应兼收图谱，图和书应当并重，不可偏废。他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24］又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25］可见图谱的重要。王俭作《七志》，其中就有图谱志。《七略》中任宏校的兵书，其中也有图43卷。他说：“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凡十六种有书无图不可用。即天文，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地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宫室，非图无以作室；器用，非图无以制器；车旗，非图何以明章程；衣裳，非图何以明制度；坛域，非图不能辨大小高深之形；都邑，非图不能记内外重轻之势；城筑，非图无以明关要；田里，非图无以别经界；会计，非图无以知本末；法制，非图无以定其制；班爵，非图无以正其班，非图不能举班爵之序；古今，非图无以通三统五运之要；名物，非图无以别虫鱼草木之状；书，非图无以明文字音韵。”他还指出：“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26］郑樵除作《图谱略》以外，在《艺文略》中很多第二位类目下分出图谱的类目，例如：经类，春秋家下有图；礼类，会礼家下有礼图。这是他在目录学上的创见之一。

（五）详今略古

郑樵主张目录学除应通录和求全外，还应详细登记近代的书。他说：“今有纪者，欲以记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所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27］这是他通录古今图书而又详今略古的原则。在目录学中注重当代的学术和文献，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六）图书编目原则

郑樵还提出对图书编目的原则。他认为图书分类应以学科为主，要求一类之书，当集中在一起，不可有所间隔。同书异名的书，不应分为两处。区分图书时要详看原文，“见名不见书”或“看前不看后”，都有可能造成区分图书的错误。例如《尉缭子》是兵书，《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类，这是“见名不见书”造成的错误。又如颜师古的《刊谬正俗》是一部杂记经史的书，当入经解类，因为第一篇文章是说《论语》的，《崇文总目》把它列入论语类，这是“看前不看后”造成的错误。又如《汉议駮》《南台奏事》《魏名臣奏事》《魏台杂访议》等书，在隋代还能看到这些书，所以《隋书·经籍志》列入刑法类，如只从书名来看，哪有一点刑法的意义，而《新唐书·艺文志》竟把它列入故事类，这也是“见名不见书”的缘故。

此外，如“编次失书”，这种错误是由于编目人员的失职。如《新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却无日、月、风、云、气候之书，岂唐一代而无风云气候之书。又如《崇文总目》有风、云、气候之书，却无日、月之书，岂宋一代而无日、月之书。这些都是由于“编次失书”所造成的现象。还有“编次之讹”“编次失明”的错误，目录分类中对传记、杂家、小说、杂史和故事等类，分类时经常发生错误。文史和诗话两类也容易混淆不清，郑樵对编制图书目录的原则和方法，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