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录学必须要懂得书籍的分类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就要懂得中国古籍的分类法。世界上的学术，千门万户，要研究某门学科，就要懂得某一门学科的目录学，将繁富杂乱的书籍分类编成目录，使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1］。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12］类例是目录学的核心，是治目录学者最本质的东西，是所谓“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13］。所以目录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图书分类。有书目而不分类不算是目录学，当然目录学不仅仅是讲图书分类。凡事物都有分类，图书也是如此。图书的分类，很早就有，汉初“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14］，可见当时已分图籍为律令、军法、章程、礼仪四类；到了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典校中秘书时，写了一部目录书叫作《别录》，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目录书，可惜早已失传了。从辑佚本（清马国翰和严可均分别在《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全汉文》中有辑本，清姚振宗在《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中也有《七略别录佚文》一卷和《七略佚文》一卷）中可知，《别录》对每书有叙录而未加分类。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综合了群书的叙录，写成了一部总的图书目录，叫作《七略》，才把中国古代的图书分成7大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实际上只有6大类。六大类之下，又有细目，一共38小类。这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后来班固就根据它写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七略》也已失传，但从《汉志》中可见其缩影。《汉志》提供了图书分类的初步方法，虽然这种分类法，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并不完全适用，比如那时历史书籍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类，像《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等都列入《六艺略》的春秋类内。这反映了当时历史书籍还不是很多，所以附在六经之内，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后来的分类法，仍然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西晋太康三年（282），有说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80），荀勗根据魏郑默的《中经》作《新簿》，改图书的七分法为四分法，以六艺、小学为甲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为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丙部，诗赋、图赞、汲冢书为丁部，于是历史书籍才独立成为一大类。东晋元帝时李充作《四部书目》，又把五经定为甲部，史记定为乙部，诸子定为丙部，诗赋定为丁部。自唐以后，又用经、史、子、集四部之名代替甲、乙、丙、丁的称号，从此直到清代，其间虽出现各种不同的分类法［15］，但四分法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成，这是清代官修的图书目录，也是我们研究目录学的一部重要书籍。张之洞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16］这部书把所有的书都归纳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再在其中分为更细的门类。如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共44类；类下有的再分属，共65属，可以说是集过去图书分类法的大成。现在许多图书馆的古书，仍采用这种分类法。但也有缺点：四部之中，集部最简单，子部最复杂，因为各种专门知识，凡其他三部所不能容纳的，都归于子部，按今天的要求来说就不适合了。本来有些讲专门技术知识的书应该多收，而为了平衡关系，所收的就嫌不够了。

由于时代的不同，随着书籍的发展和新体裁的出现，尤其到了近代，外国的译著逐渐增多，学术日新月异，四部分类法已不适应于现代。于是采用了外国的图书分类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卡特（Cutter）的展开分类法，用字母做类号（就是图书部类的号码，如Bh为名学，Bi为心理学）［17］；二是杜威（Dewey）的十进分类法，用数字做类号；三是勃朗（Brown）的标题分类法，兼用字母和数字做类号［18］。三者之中，十进分类法在中国最为流行。(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的《图书分类法》，根据毛主席对知识的科学分类，分为4大部分：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次为社会科学，再次为自然科学，最后为综合图书。4大部分之下，又分17大类［19］。新华书店于1955年首先采用它编印了1949—1954年的《全国总书目》，各地图书馆也多采用了这种分类法。1980年修订再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则分为5大部类，在部类下又分22个大类［20］。

至于对古籍分类问题，目前学术界意见也不一致。有主张仍用四分法，也有主张用新书、古书统一分类，即用新分类法来类分古籍。而《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则是采用“四库法”而加以修订，分经、史、子、集、丛书5种50类。如何科学地搞好图书分类，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也是研究目录学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