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发现和选拔人才的观点。人才是客观存在的。没有正确的人才政策，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人才，陈亮对此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在实践和使用过程中加以考察。陈亮认为：“人才因事乃见。”［25］他通过对历史上人才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古离乱战争之际，往往奇才辈出”［26］，因此主张对所用之人“策之以言”“试之以事”［27］，通过“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28］，并且在艰难险要之处，更可以发现人才的高下、优劣，“唯险而后可以见人之能否”［29］。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实际的考察，对官员“循名责实”“严政务以核名实”［30］，以其政绩，决定升降、赏罚，这样才不会上下相蒙，从而使那些以虚名求售者不能得逞。

（2）荐才。荐才是发现人才的有效方法之一。有识之士善于识才，一旦发现拔萃者，就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能量荐拔人才。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由徐庶推荐而出卧龙岗，从而施展才能。陈亮在《与周立义参政书》中，向周葵推荐胡权、王衜、叶衡、孙伯虎四人，认为他们“皆当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数者也”，希望他能“拔擢而用之”［31］。他还向丞相王淮推荐了叶适和薛叔似［32］。此外，他还主张贤者自达。

（3）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陈亮认为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要不断地、大胆地选拔各个方面的人才。他主张对于有一定才能的人，要敢于破格任用，大胆提拔。他极力赞赏唐太宗在选拔人才上能够打破门第、宗派、民族和地域等界限，为后世帝王树立了榜样。“魏徵、王珪以仇臣入备谏诤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进用”，唐太宗不以“先后新故之为嫌”，“并举而大用之”。［33］

二、关于使用人才的观点。发现和选拔人才的目的，是在于合理地使用人才，为治国安邦服务。古人讲“有国由来在得贤”，实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陈亮在人才使用这一点上，也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1）陈亮主张选士须讲德与才，这是构成人才的两个基本要素。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帝王及其政论家、思想家们，在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的既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又注意人的实际才能；有的更多地注重人的实际才能，甚至提出了“唯才是举”“唯才是用”［34］的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对人的道德要求；有的则偏重于人的道德修养，而忽略人的实际才能。对此，陈亮提出了“余独以德为可贵”［35］的观点。他认为那种“小谨自媚，小劳自鬻”的人，“不得谓才”［36］。他认为人才不仅要有实际才能，而且更应具备“纯意于国家而无贪功生事之心”，“公家之事，知无不为”［37］的品德。那种“可以爵禄诱者，皆非所谓雄伟英豪之士也”［38］。并指出对这种“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39］。以上可以看出，陈亮所指的人才是“才能德义”兼备的人，且以德为先。因此他主张在用人时，“必得纯意于国家而无贪功生事之心者而后付之”［40］。

（2）知人善任，量才录用。要用人，必先知人。知人就是要求用人者能够了解所用之人的长处和短处。只有这样才能根据人的专长和特点，扬长避短，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效地发挥人才的作用。陈亮深感知人对任用人才的重要性，他说：“人才之在天下，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41］应“当一一知其姓名，其人可当何任，某人可办何事。四方之将帅，当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当一面，某人可临一阵……”［42］，达到“历然在目，朗然在心”［43］。只有这样，才能“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44］。否则，就会因用人不当而引起“一辈无赖”“群起而误国”［45］的严重局面。至于如何做到善任，陈亮认为首先要根据人才的大小高低，量才录用。他认为人才有“细大高下”之分，“十人之聚，则有短长”［46］。并认为“人才高下，固亦多端”［47］。因为“天下无万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48］。认为对人才不能过于责全。他还列举了“文士”与“武夫”的例子，“文士专铅椠，武夫事剑楯。……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49］。并指出“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50］。因此他希望用人者能够“尽收天下之人才，长短大小，各见诸用”［51］。

（3）“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信任不疑，是人才大展宏图的前提。人才能否得到信任，是事业成败的关键。陈亮在《论开诚之道》中指出，君主任用贤辅，至关重要，贤辅只有在明君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下，才能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治国安邦的作用。他列举了历史上汉光武帝单骑降铜马和唐将李愬用降将以擒吴元济的史实，说明用人者必须对所用之人“待以厚礼，示之赤诚，言笑无间，洞见肺腑”［52］。“信任愈笃，不必系诸狱而后明其无他也”［53］。“君臣之间，相与如一体，明白洞达，豁然无隐”［54］，建立起亲密无间的信任关系，“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则何事之不济乎！”［55］“不然，臣恐孤陛下必为之心，沮天下愿为之志，两相求而不相值也”［56］，难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他还认为，刘秀所以能使汉朝复兴，且“中兴之功远过古人者”［57］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用人以信，这也是他比汉高祖刘邦高明的地方。陈亮在考察了历史上的这些用人的事例后，得出：“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后非无隐之诚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迁之以慰其心。”［58］又言：“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资世！天下雄伟英豪之士，未尝不延颈待用，而每视人主之心为如何。使人主虚心以待之，推诚以用之，虽不必高爵厚禄而可使之死，况于其中之计谋乎！”［59］因此，他要求南宋统治者对所用之人能够“虚怀易虑，开心见诚”［60］，“信用而不疑”［61］。并提出了“疑则勿用，用则勿疑”［62］的用人原则。如果对所用之人不加信任，就会导致“朝暮不相保，则是弃爵位于草莱，大义废而天下离矣”［63］的恶果。

（4）“久任而不拔”［64］。陈亮认为用人者对所用之人不仅要做到“信用而不疑”，还需要做到“久任而不拔”的原则。因为让人才有较长的时间来担任某一种职守，一方面可以使其能够熟悉某地或某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让下级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指挥，这样就能够避免产生那种因任用不久而分不出良莠、优劣的毛病，充分发挥人才的最佳使用效果。因此，他极力主张用人者对所用之人，必须“久其任”，切勿“更任迭用”［65］。

（5）授以职权。从历史经验来看，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就要给人才以职权，使他们有职、有责、有权，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去施展才智。陈亮对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臣窃惟陛下自践祚以来，亲事法官之中，明见万里之外，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66］他认为这种事无大小巨细全由君主一人独断专行，是人君自恃其贤。而这种“下至朝廷之小臣，郡县之琐政，一切上劳圣虑”［67］的做法，势必会带来不可医治的弊病，造成“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68］，使“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不得少舒其志”，只能使“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69］。因此陈亮迫切期望南宋统治者能够“发其雄心英略，以与四海才臣智士共之”［70］。“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71］。他在《论执要之道》中说：“臣愿陛下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辨邪正，专委任，以宰天下，得操要之实，而鉴好详之弊。”这样，“则天下雄伟英豪之士，必有能奋然出力以办今日之事者矣”。陈亮极力主张南宋统治者对镇守边疆军事重镇的大臣及将帅给予一定的权力，“给以州兵而更使自募，与以州赋而纵其自用”［72］，且“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间以言。大臣必使之当大责，迩臣必使之与密议”［73］。“宽郡县而重守令”，让地方郡县的官员掌握一定的行政、军事和财政的权力，以便充分发挥地方政权的作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南宋的半壁江山。陈亮的这些话，都是针对宋朝统治者实行“守内虚外”［74］政策所造成的“积贫积弱”而言的，皆切中时弊。

三、关于爱护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观点。陈亮认为，要使用人才，必须从多方面对各种不同专业的人才予以热忱的关心和爱护。如果对人才不加以妥善的、精心的爱护，那么即使发现、选拔、培养了人才也将会前功尽弃，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人才切勿“以其可以爵禄诱”而“奴使而婢呼之”［75］，采取那种“率天下之人如驱群羊”［76］的粗暴态度。应该尊重人才，“爱士出于至诚”［77］。他认为要“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78］。只有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才能上下同心，君臣勠力，共济大业。

针对“人有小才，未知死所”的情况，陈亮主张对人才要加以保护，且“尽其用”。他以汉高祖和唐太宗对人才使用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后果为例，指出唐太宗对人才能够“究尽其才”［79］，因此人才济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王珪，其于唐室之兴，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80］而汉高祖刘邦依靠萧何、韩信、张良等人取得天下后，“而不免于疑，于是张良以神仙自脱，萧何以谨畏自保。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自明。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81］。最后，刘邦“遂无世臣之可倚”［82］，出现了众叛亲离的局面。陈亮在总结了历史经验后，得出“人才之获尽其用，乃一身之至忧也”［83］。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陈亮还不能明白汉高祖刘邦得天下而杀功臣韩信等人是他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的必然表现。

此外，陈亮对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针对当时士人“烂熟萎靡”的弊病，主张对教育、用人、选举等制度进行改革，“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84］。“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85］

陈亮的人才思想是南宋统治阶级中主战派和投降派斗争的产物，它贯穿着抗金、收复中原的爱国主义精神。陈亮企图通过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以维持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围绕着这一目的，他提出了自己的人才观点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才选拔、使用、管理等的共同规律和特点。他在我国古代人才学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

①《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②《陈亮集》卷十八，《皇帝正谢表》。

③《陈亮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④⑤《陈亮集》卷十九，《与周立义参政书》。

⑥《陈亮集》卷二，《论励臣之道》。

⑦⑧《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⑨《陈亮集》卷二十六，《东阳郭德麟哀辞》。

⑩《陈亮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11］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九（续金华丛书本）。

［12］［13］包拯：《包孝肃奏议》卷一，《论冗官财用等》（粤雅堂丛书三编本）。

［14］《陈亮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15］《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6］《陈亮集》卷十八，《谢曾察院启》。

［17］《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8］《陈亮集》卷五，《酌古论序》。

［19］辛弃疾：《稼轩词》卷一，《贺新郎》（四部备要本）。

［2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21］《陈亮集》附录二，《方孝孺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

［22］《陈亮集》卷十一，《铨选资格》。

［23］《陈亮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24］《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25］《陈亮集》卷二十八，《陈元嘉墓志铭》。

［26］《陈亮集》卷十三，《中兴遗传序》。

［27］《陈亮集》卷十三，《英豪录序》。

［28］《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29］《陈亮集》卷六，《酌古论》二，《马援》。(www.daowen.com)

［30］《陈亮集》卷二，《中兴论》。

［31］［32］《陈亮集》卷十九，《与王季海丞相》。

［33］《陈亮集》卷九，《王珪确论如何》。

［34］［35］《陈亮集》卷十九，《与徐彦才大谏》。

［36］《陈亮集》卷二十四，《众祭孙冲季文》。

［37］《陈亮集》卷二，《中兴论》。

［38］《陈亮集》卷二，《论开诚之道》。

［39］《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40］《陈亮集》卷二，《中兴论》。

［41］《陈亮集》卷九，《王珪确论如何》。

［42］［43］［44］《陈亮集》卷十九，《与王季海丞相》。

［45］《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46］《陈亮集》卷二十四，《众祭孙冲季文》。

［47］《陈亮集》卷十八，《贺周丞相启》。

［48］《陈亮集》卷十九，《与徐彦才大谏》。

［49］《陈亮集》卷五，《酌古论序》。

［50］《陈亮集》卷十一，《廷对》。

［51］《陈亮集》卷八，《酌古论》四，《李愬》。

［52］［53］《陈亮集》卷五，《酌古论》一，《光武》。

［54］［55］［56］［57］［58］［59］《陈亮集》卷二，《论开诚之道》。

［60］［61］《陈亮集》卷二，《论励臣之道》。

［62］［63］《陈亮集》卷十九，《与王季海丞相》。

［64］《陈亮集》卷三，《问答上》（六）。

［65］《陈亮集》卷三，《问答上》（六）。

［66］［67］《陈亮集》卷二，《论执要之道》。

［68］《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69］《陈亮集》卷二，《中兴论》。

［70］《陈亮集》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71］《陈亮集》卷二，《论执要之道》。

［72］《陈亮集》卷二，《中兴论》。

［73］［74］《陈亮集》卷二，《论开诚之道》。

［75］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十，《屯田》（续金华丛书本）。

［76］《陈亮集》卷三，《问答上》（三）。

［77］《陈亮集》卷十八，《谢葛知院启》。

［78］《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79］《陈亮集》卷九，《王珪确论如何》。

［80］［81］［82］［83］《陈亮集》卷九，《王珪确论如何》。

［84］《陈亮集》卷十九，《与徐彦才大谏》。

［85］《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与徐吉军合撰，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